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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说法尽管不见得准确，但也可以说明对外开放在中国改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各种前期准备。尽管中国实际加入世贸组织是在2001年，但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准备实际上早就开始了。特别是在90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此项准备工作更是达到紧锣密鼓的程度。而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更使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建立起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将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调整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在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大程度进展。这些进展已经在开始对行政体制的改革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其中可以看到的是，第一，根据WTO规则和中国政府的承诺，近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清理、修改或者废止与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第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包括，强化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弱化政府微观管理职能，分化部分政府职能，转化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等。随着卷入全球化进程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加入世贸组织会在社会的层面产生如下一些重要影响：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全球化的过程意味着一些新的游戏规则的采用，而新的游戏规则，则会为一些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在这些新的空间和机会结构中成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及职业群体也必然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迫使原有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分化和重组。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目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群体构成以及不同阶层的实际资源占有状况也会出现进一步变动。其次，新型社会组织将迅速成长壮大。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对外经贸活动的迅速拓展、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以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也会加快。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竞争的结果，必然带来经济组织与经济活动方式的创新，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一些经济职能将逐步分离出去，各种非政府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机构则会迅速成长。随着独立于政府的社会资源和新经济组织体系的扩张和利益群体以及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模式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
在这一背景下，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协调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会加快发育和成长，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将会发生更大变化，市民社会框架将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种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与全球化的因素发生密切的关系。第一，失业问题有可能进一步严重。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对中国就业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远期和近期会有很大差别。劳动问题专家认为，从远期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每年可望增加200万～300万个就业机会；但从近期看，将使城镇失业人员额外增加300万～400万人，失业率大约攀升两个百分点。第二，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加入世贸组织初期，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贫富阶层分化已经相当明显。
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1999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20％的高收入户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24％，20％低收入户则仅占65％。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874％的富裕家庭拥有60％的金融资产，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结果，在农村，至1998年末，占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也高达55％，而占农村居民人口比重146％、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3％。在高收入群体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甚至亿万元者。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至少有3000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在城镇，据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入户调查结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超过6％。第三，劳资矛盾会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群体间矛盾问题。
劳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可能集中于劳动者权益受损方面。如前所述，就业总量供大于求且结构不平衡，是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相当多的领域近乎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双方的雇佣与谈判过程中，劳动力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就业完全取决于市场，包括工资福利、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强度、职业稳定性以及其他人身权益在内的劳动者权益受损，就几乎无法避免。事实上，近些年来，类似问题在许多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乃至部分国有经济组织中已经频繁出现，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初期若干年内，此类问题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2002）。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理想、批判与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有一些独特的背景，这个背景我概括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知识分子在哪里？在90年代，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几个名词几乎是消失了。其中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大家想一想，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等。那时候它是人们经常讲的词。为什么讲这个词？因为那时候知识分子被认定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但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汇确实用得比原来少得多。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人的概念。原来一说就是工人、工人阶级。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笼统地讲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很少了。过去十年里面，我们社会分化是越来越细化，在这当中，知识分子本身的分化也是同样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到知识分子，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知识分子在干什么？过去十年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实际要比80年代更为激化，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却是非常稳定的。国外学者觉得这是一个谜。在1998年我和两个朋友在《战略管理》上发表了很长的报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那里面我们提到一个观点，关于精英的结盟问题。精英的结盟是过去十年社会基本走势非常重要的基本前提条件。这个结盟表现在什么方面？首先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稳定的话语下，就稳定和结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接着，就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问题上，在地方的层面，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形成了带有个人纽带的结盟关系。90年代前中期在知识界中出现了新保守主义，可以看作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对这个联盟的加入，而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加入到了这种联盟当中。这样又让我们从更现实的角度提出，知识分子在哪里，知识分子在干什么？第三个问题，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过去老是使用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这样的概念，似乎改革以来我们是朝着一个共同的趋势在走。
这样一种概念框架实际上会使得我们对中国社会一些极其重要的变化丧失敏感。90年代中期以来，我觉得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而且这个社会正在定型化，我用“断裂的社会〃来概括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样三个背景。我考虑的是这种背景以及这种背景下提出的问题，至于答案我觉得可能做不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说我们考虑到这样几个背景来看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所面临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就是一种“超越〃，或者是一种超越精神。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会显得尤为迫切突出。我们都知道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这个概念，就是说，大约在2000多年之前，世界上几个地方同时出现了伟大的哲人，同时形成几个不同的文明。这几个不同的文明最重要的差异是什么？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可以比喻成天和人的关系。按照这样的比喻可以说，印度文明是天和人离得最远的关系，中国是天和人离得最近的关系，西方的天人距离则介乎两者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由于天人关系过近，超越精神一直缺乏。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我们具体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知识分子一个最基本的责任是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或者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立场。我想进一步把这样一个超越概括成三个概念，第一个就是理想，第二就是批判，第三是分析。在追求理想追求超越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什么？是能够运用好专业的知识，对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同时用知识来接近所要追求的理想。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既不同于宗教中的神父，也不同于街头上的抗议者。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访谈录：探讨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1）
—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问：您关于断裂社会的观点在本报连续刊登后，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反响，现在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请问，这个概念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下提出的？孙：“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中的核心概念。这个项目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1993年，我和我在北京大学的四位同事撰写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个报告于1994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1997年，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又撰写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的研究报告，对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重要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个报告发表在1998年的《战略与管理》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是与上述两个报告相衔接的第三个报告，“断裂社会”的概念就是在这第三个报告中提出来的。这第三个报告的核心思想是：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并开始逐步定型化。为什么要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呢？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明确我们现在的历史方位。20多年来，定位我们社会的基本框架是以“改革”为坐标，形成的“改革前”与“改革以来”的阶段分期。这个框架虽然必要，但也导致了对“改革以来”过程内部一些重要的转折甚至逆转的不敏感。第二，在明确历史方位的基础上面对这个新的社会的独特问题与挑战。这个新的社会不仅在形塑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新的框架，而且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需要我们用新的思维来看待这些新的问题。第三，可以澄清我们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目前思想理论界对这个正在到来的新的社会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在面对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80年代形成的那些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甚至一些激烈的思想争论，也往往是在那种旧的思想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近些年来有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就包含着这方面的因素。但在我们开始集中关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