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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那时候的教养背景总体来说是粗放型的。那个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母自顾不暇，他们对我们说到底顶多只是一个大方向上的把握，说严格也很严格，说粗疏也很粗疏。我听说过一位从小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朋友，他家弟兄好几个，晚上他当大官的爹回家顶多就是数一数炕上的脑袋或者炕下的鞋子。有时孩子带了朋友回来，这位父亲从来不会细看躺在炕上的是自家的孩子还是人家的孩子。——多少年后这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述，的确，我们那代人的父母远不像如今的父母这样事无巨细地对孩子倾注着满腔的心血，所以我们也有着比今天的孩子多得多的玩耍时间和自由成长的空间。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常是一大群孩子纠集在一起，疯跑打闹，做游戏，发泄过剩的精力。我们玩得最多而且兴味不减的是一个原始简单的游戏——捉迷藏，我们叫“藏猫猫”。大家各找地方躲起来，只留下一个人找，第一个被抓到的成为下一个找人的人。有时候有人会出馊主意，让躲藏的人一起偷偷溜掉，只把找人的那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有时候是那些要去躲起来的人比较惨，四周缺少遮蔽物，树丛稀疏矮小根本就藏不住人；青青的麦田里有许多飞舞着的虫子，咬一口又肿又痒，起的红包好久下不去；河沿的坡很陡，下过雨之后又湿又滑，一不留神就会失足掉进水里去。尤其是在那些没有月亮的夏夜，四处都是黑黢黢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飘来飘去，男孩子吓唬我们说那是鬼火，燃烧的是死人的骨油，那些坟地里阴魂不散的女鬼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穿着白衣红鞋披头散发出来作怪，要到公鸡打鸣之后才肯回去，听得我们汗毛倒竖，脊背后面凉森森的，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的惊叫。女孩子们再不敢分散躲藏，战战兢兢地躲在一起，叽叽咕咕地笑，还相互埋怨，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一惊一炸，总是很快就暴露了目标。最高兴的是一起玩的人出点儿小意外，比如谁摔了个嘴啃泥，谁踩到粪坑里了，谁被老爹劈头盖脸吼了回去，等等，然后大家尽兴而归——这个夜晚没有虚度。
寒暑假是孩子们特别快乐的日子。那时候学校搞“开门办学”，工农兵走上讲台，还经常停了课到工厂和农村去学工学农，真正读书倒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到假期，我们更是放了野马，能花个三两天把假期作业划拉划拉就算勤奋好学的了，不少人根本连书本都不碰。每天早饭之后我们就结伴出去，父母也不太管我们，他们有一大堆自己的事情要忙，假期里他们要政治学习，还要修订教材、备课，甚至接受批判，一点不比平常日子清闲。我们这些孩子却像放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从一个空教室窜到另一个空教室，偌大的一个学校成了我们的天下，真有一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学校到了假期出人意料地跟上学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人去楼空，异常清冷，静谧的校园既空洞又幽深，有一种寂寥之感。如果是暑假，操场上的草可以长到半人高，树也长疯了，枝叶又肥又绿，大太阳的中午满地都是浓阴，阴气森森的。每次我只要穿过草深的操场，回到家里就会出一身红疹子。有人对我说这是因为沾染了草里的瘴气，所以我对那些草地深为恐惧。寒假里清静的校园阳光灿烂，天空也似乎比校外更蓝。我们三三两两坐在教学大楼的门廊前，袖着手，暖暖地晒着太阳，一直把自己晒得热乎乎的，昏昏欲睡。疯闹起来的时候四处都是回声，又空寂又热闹。声音停止的时候，一种广大到无边的寂寞涌上来把我们吞没。尤其是天将向晚，四处都是麻雀归巢的叫声，偌大的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会突然无端地害怕起来，逃一般迅速离开刚刚还是流连忘返的学校。 有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学校的巡逻队走过来，一个个戴着红袖箍，盛气凌人的样子。看见我们若是不认得就会板着脸盘问一番，认得的人则笑眯眯的，十分友善。那时候大人之间帮派林立，但孩子不像父母那样泾渭分明，一堆孩子当中什么人的子女都有，巡逻队也懒得费心去甄别，他们也怕无意中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物。
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楼上的一间教室里玩，我被人推搡着撞到窗户上，一块玻璃掉了下去，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摔得粉碎。清脆的声音传得很远，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巡逻队上楼的脚步声。那时候打碎一块玻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教室里的玻璃，是“公共财物”，损坏是要照价赔偿的。当时我吓坏了，情急之下夺路而逃，从另一侧楼梯跑了下去。那帮人看见了我，他们领头的某老师原来与我父亲是一派的，后来改弦更张，投向了当权的一派。他一看是我马上暴怒地吼叫起来，叫嚷着要我赔五毛钱，速度很快地向我冲了过来。我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五毛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款子，我到哪儿去找这钱赔给他？我夺路而逃，不顾一切地飞奔而去，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我一口气跑出了学校大门，跑到空旷的体育场，一头钻进女厕所躲了起来，心想他不至于到这里来抓我吧？心仍在咚咚咚地狂跳着。我在外面躲躲藏藏，到了吃饭的钟点也不敢回家。后来肚子实在太饿了，我才冒着风险试试探探地走回家去。
还没进门我就看见爸爸脸拉得长长的，正在那儿生气。我想转身跑掉已经来不及了。他照例举起手朝我便打，不过只打了一下，草草了结，而且尽管手举得很高，落下来却不重。后来我发现他生气也不完全是冲我的，我听他用不满的口气对妈妈说：这人就是看人下菜碟子，太不是东西，对当权派的小孩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副嘴脸呢！等等。我看到他的怒气明显地转移了目标，心里不由暗暗地高兴。
以后只要我听到别人提到某老师我总非常留意，因为我对他又怕又恨。忽然有一天某老师不嚣张了，听说他那一派倒了，他也跟着失势了，后面再没有工宣队和红卫兵跟着了。但是他与我之间仍然有着某种敌对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看见我就对我瞪眼。几年以后他再见到我脸部渐渐柔和了，不再凶神恶煞。又过了几年他遇见我竟然会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还站下来和蔼地和我说话，甚至还会说些诙谐的话和我开开玩笑。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和不快，也忘掉了他与我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不融洽。
等我自己年岁日增，我终于知道了人到了某个岁数的确是非常健忘的，记忆会像被消掉的磁带一样整段整段都是空白，或者可能是错乱的，就像被一只神秘的手剪辑和篡改过，出现的是与当初事情发生时完全不同的另外的版本。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回忆某件共同经历的事情，极少可能从头至尾每个人说出来的经过和细节完全吻合，毫厘不差。
经历的时间越久远越是这样。所以记忆中的过去往往是靠不住的，它就像我飞速逃离现场时耳边呼呼刮过的风那样既真实又虚幻。到头来那块被我撞下楼去摔得粉碎的玻璃也只是坠落在我的记忆深处，无人知晓，也无人记得。不会有人知道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曾为一块打碎的玻璃好一段惊恐不安，我就像惧怕噩梦一样惧怕要我赔偿玻璃的那个人，他在我心中面目可憎，犹如魔鬼一般，而我偏偏就像撞鬼一样在学校里随处都会与他不期而遇，常常一抬头就会看见他带着狞笑的凶恶的嘴脸。
在疯闹玩乐的另一面，那些孤独寂寞的时光也令我记忆犹新。有些时候当我走出家门时外面常常空无一人，平日的玩伴就像躲进树林里的小鸟一样一个也找不到。也有些时候他们就在我面前快乐地戏耍，而我却不知因为什么被他们冷落在圈外。有些时候我和他们兴兴头头地开始，可不一会儿就兴味索然。所以有不少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儿，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我一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种树，不是植树造林，仅仅是把某处的一株树苗移栽到另一个地方。我自己都不清楚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古怪的爱好。想起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和妻子孟烟鹂谈恋爱的时候在湖里荡舟，振保问烟鹂：你有什么爱好？烟鹂抬起一张无辜的脸看着他，一脸实诚地回答说：查生字。看到这里我不禁笑出了声。张爱玲描写这朵白玫瑰的原文是这样的：“因为程度差，不能不拣一个比较马虎的学校去读书，可是烟鹂是坏学校里的好学生，兢兢业业，和同学不甚来往。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勤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的膜。”
我在种树的时候和苍白乏味的孟烟鹂小姐一样，虽说是在倾力做着某件事情，但实际上与这件事情又仿佛无甚关系。人与事情之间这样似是而非，我觉得也是挺不可思议的。我种得最多的是柳树，因为柳枝一插就活，不需要有根，取材方便。而且那时我家周围到处都是蜿蜒的小河，长长的河岸全是我自由挥洒的好地方。我常常半天半天消磨在河滩上，双手沾满新鲜的泥土，乐在其中。我一定是太用心了，所以从来也没有“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时候。 种树之外，我还喜欢捉蜻蜓。当然这是有季节性的。我和弟弟一样练就了一身轻功，在草地上行走轻捷无声，而且下手极快极准，只伸出拇指和食指就捏住了蜻蜓细长的身体。我们把捉住的蜻蜓放在蚊帐里，据说它们会吃掉蚊子。普通的红蜻蜓是最容易捉到的，尤其在闷热欲雨的天气，气压很低，它们成群结队地打着旋儿，有时飞得极低，几乎贴着草地。它们很容易就飞累了，停在树梢或者草尖上歇息，所以小树林和草丛里是捕捉它们的最好地方。
对我和弟弟来说，它们太手到擒来，引不起我们多大的兴趣。我们倾心的是那些身躯斑斓的大个儿，我们叫它们“豇豆蜻蜓”，不再笼统地称它们为“蜻蜓”。它们都是运动健将，飞得比那些长相平常的蜻蜓更快更高更远，而且耐力极好，刚刚还在我们身边盘旋，片刻之间就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种妖红色的水蜻蜓，有的身上还长着青紫、湖绿和暗金色的别致的花纹，它们身体轻盈，就像水上飞机一样贴着水面飞翔，可以落在任意一株纤细的水草或者水面的一片浮萍上。这种蜻蜓极难逮到，需要有绝好的功夫。我们很久地守在河边的草丛里，静声敛气，等待着下手的机会，可是差不多回回都无功而返。倒是在一些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看见妖红色的小蜻蜓成双成对地停在水生植物的茎和叶片上倾情交配，它们弯曲起一节一节的身体，相互缠绕，透明的金泊般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这是自然界无意中向我透露的性的秘密，也是自然界无意中向我展示的性教育的实例，可在当时我对此并不十分明白，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我们这一代人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个压抑人性的大的时代背景，小说、电影、美术、戏剧直到群众性的文娱演出，都少有爱情的内容，性更是讳莫如深。性被看作是龌龊的、淫秽的、低级下流的。
那时候公园、餐馆、电影院、大街上看不到情侣手拉手，也看不到热恋的人拥抱接吻，因为那是行为不端和道德败坏，是耍流氓。假如你想受人尊敬，就要一本正经，性上面是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的，至少也要做得首尾干净，不露痕迹。那时候“搞腐化”是一顶臭名昭著的帽子，一个人如果搞了腐化就等于自绝于家庭与社会。“作风不好”四个字可以随时随地断送掉一个人的锦绣前程，这个人立时就会成为组织和他人鄙夷的对象。在当时，人们心照不宣地回避性，假装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居然装得那么像！以前流传下来的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那些书籍只要有涉性的内容都或烧或藏，难得一见。当时的社会真有点像一个家境贫寒的人家，家徒四壁，要啥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