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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那么好玩，于是我们明智地放弃了。
不过我们因此而燃起的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并没有很快消退，我和小虹借了更多的小说来读，大都是很厚的大部头。除了很少的一部分文学经典，我们读得最多的是当时的一些新书，内容多半是关于上山下乡的，写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也是当时我们非常向往的生活。 上山下乡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中学毕业以后即将面临的生活前景，在当时看来，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上山下乡源起于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的口号。当时最有名的知识青年有邢燕子、金训华，还有高考时交白卷的张铁生。
我从一份资料里看到，1975年全国共有236万城镇青年下乡。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为了将来的出路，开始学习画画。当时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有个“一技之长”，这个“一技之长”可以是画画、唱歌、弹琴、下棋、打球等等，掌握了一技之长有可能避免下放，或者即使到了农村，也可以有机会做点比农业劳动更轻松些的事情。那时候比我们略大几岁的中学毕业生成批成批去了农村，起先还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后来这似乎成了一件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再没有人大肆渲染。
根据当时的土政策，每个家庭只能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其余的都要下放到农村去。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先将大孩子留在城里，到小些的孩子面临下乡时再另做打算。也有人家为把留城的机会留给最疼爱的老小而让前面的孩子先下了乡，没想到后来政策变了，不由后悔不迭。这样的悲喜剧在许许多多家庭上演，骨肉亲情里掺杂着世态炎凉。到1980年5月，胡耀邦同志等明确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同年8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1月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的遗留问题。至此，历时25年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
而在我们读到的那些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里，知识青年们的生活被描写得浪漫而富有诗意。从黑龙江到江西到云南，从山西、陕西、内蒙古到新疆，地域十分辽阔宽广，而且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知青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要艰苦得多也火热得多。在他们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随时随地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些书读多了，我和小虹渐渐无师自通地概括出了这类小说的套路：村支书是好人，出身好，行为正，关键时刻总是站出来保护知识青年，代表了正义的力量；生产队长有点儿小毛病、小缺点，一般都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和家族的利益，或者只重视农活，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属于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略有缺陷的领导，不过经历了一件件的事情，擦亮了眼睛，最后终于也完全转变了过来；生产队或者大队会计常常是坏人，贪污、投机倒把、陷害他人，有一些还是潜伏特务，家里藏着变天账，时刻想着反攻倒算。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社会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和知识青年以及所有新生事物都过不去。在知识青年当中，总有一个是最突出的，他或者她根正苗红，吃苦耐劳，事事冲在前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是全书的第一号人物，是一个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正面典型。这个人不论男女，在知青当中很有号召力，是一个领袖般的人物，也是全书着墨最多的形象。此外还有一两个城里的娇小姐，她们养尊处优，清高脆弱，爱享受，吃不起苦，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落后分子的代表，不过到最后通过大家的帮助和现实生活的磨炼也能克服自身的毛病，和集体融为一体。如果这个落后分子是男青年的话，他很可能会被阶级敌人利用，做出一些偷鸡摸狗损公肥私的事情，当然到最后也一样会幡然悔悟，和大家共同进步。
在这样的一份人物总谱之下，故事也是大同小异。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小说的地域，这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地方。东北古木参天的崇山峻岭，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山西悠扬的信天游，陕西的黄土地和冬暖夏凉的窑洞，云南蝴蝶泉边的旖旎风情，新疆天山脚下少数民族的动人歌舞……都令我们遐思无限。因为地域的不同，书里记载的食物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松子、猴头、干酪、酸奶子、奶渣、奶豆腐、酥油茶、马奶酒、马肉干、手抓肉、烤全羊、窝头、饸饹、馍馍、红薯饼、烤鱼、馕，等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名词在我和小虹的眼前闪闪发光，勾引得我们两颐生津。到后来因为读得太多而且书里的内容也太雷同了，我们把这本书和那本书读串了，书里的情节混淆了起来，弄不清楚哪些人物经历的是哪些故事，常常会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我们牢牢记住的只是书里那些好吃的东西。
我整个中学时代的生活都是和小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熟悉她亮晶晶的棕色瞳仁，天生的微卷的头发，可爱的明媚的笑容，能估算出她考试的分数，甚至知道她下一句会说出什么话，我就像知道自己一样地清楚她。有时候脸对脸看着她，听着她说话，在某些瞬间，我会以为她的脸就是我的脸，她就是我。每一天不管上学还是不上学，我们都会见面，都会在一起，直到夜里才分开。我们在分手的时候总是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虽说即使不约第二天在教室或者其他许多地方也会不期而遇。 我们有许多我们之间的语言，外人是很难听懂的，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听懂。我们彼此青睐，惺惺相惜，分享一个又一个小秘密，无话不说，真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我们穿式样相同的衣服，个子一般儿高，长相也越来越相像，就像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两个饼。有些和我们接触不深的老师只知道我们是某某和某某某，却从来分不清我们谁是某某谁是某某某。有的陌生人会在头一眼看到我们的时候以为是孪生姐妹。除了小虹我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女孩共度过那样多的时间和交往得那样深入。在我们形影相随的时期，我们就像广告词里说的那样“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和小虹的友情就像一种幼稚的未成形的爱情，也像爱情一样自私和带着盲目的排他性。其实在我们周围有许多非常不错的女同学，她们聪明、漂亮、温柔，而且对我们十分友好，也愿意我们和她们一起玩。但只要我和小虹在一起，她们都不来接近我们，自觉地给我们让出空间。当我们偶尔分开，她们会主动地来告诉我或小虹另一个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表现得急于找到对方，她们就会和我或她玩到一起，同样是很快乐很忘情。但当我们之中另一个出现，她们就会像黎明时分的星辰一样自动隐退，剩下的还是我和小虹，只有我和她。和我们俩的友情相比，所有的友情似乎都黯然失色。
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相投，彼此都觉得惊讶和欣喜。我们的相互影响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没有“自我”，只有一个共同的“我们”。我们自认为有一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十分一致，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为此我们沾沾自喜。
在上学的日子里，我们最喜欢最盼望的是“学农”。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农忙假”，夏季大约在六月份，秋季大约在十月份，时间并不十分确定，每次十天左右。除了寒暑假，对学生来说农忙假是最松闲自在的时光，因为可以不读书不考试。尽管从我们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学校就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学生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可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不学习。农忙假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和好借口。而且在那时候这也算是“开门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必须确保，不能以教学进程等等原因去挤掉它。还有就是有些老师家在农村，他们也的确需要用这段时间回家去抢收抢种。
那时候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提倡的是“又红又专”，这个“红”指的就是思想品质好，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等等，农忙假自然是一次很好的检验。在我的记忆里农忙假颇讲究“形式感”——开始前都有一个全校范围的动员，师生们还要写“决心书”、开班会、出黑板报，以示对这个活动的重视和热爱。到农忙假正式开始的那一天，一大清早大家比平时更早地到学校集合，每个人斜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军用水壶，两条带子在胸前呈×状交叉，书包里都带着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当天的午饭，军用水壶里灌满了凉开水。师生们都穿着破旧的衣裤，有些人的衣裤上甚至还有很大的补丁，这是当时最标准的装束。大家做出一副准备到乡下吃大苦流大汗的姿态，往操场上一站，师生们个个灰不溜秋的，明显地比往日暗淡了不少。
实际上贫下中农对我们还是挺照顾的，真正需要体力的重活和苦活，还有需要技艺的农活是不会派给我们做的。我们在农村常做的都是些相对比较轻的农活，比如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摘棉花、割麦子、拾麦穗等等。
我和小虹最喜欢摘棉花和拾麦穗，这两样除了是“收获”，还是我们认为的有美感的农活。清早的棉花地里露水很重，很容易就沾湿了鞋袜和裤腿。盛开的棉花洁白清新，有一种朴素和纯真的美。我们腰间扎着围裙，顺着棉垄向前，很快就像怀孕似的腰间鼓鼓的。这个季节田里到处开放着紫红色的苕子花，苕子是用来做肥料的，收过庄稼的田里种一茬苕子，翻地的时候直接翻下去可以养田。坐在田埂上休息的时候，女同学们把苕子花编成一个一个的小花冠，相互送来送去。麦穗在我们眼里也是可爱的，它们色泽金黄，像花穗一般漂亮，在作文里面我们常用“沉甸甸的”、“金子般的”这样的词汇形容它们。它们遗落在收获之后的田野上，很像是走得匆忙的人遗失的随身物品，让你不由自主就想把它们捡起来。老师教育我们它们是农民辛苦的血汗，因此我们总是非常认真地将它们颗粒归仓。
间苗我们也很喜欢，嫩生生的小苗因为疏密不当需要拔掉一些，总让我们难以取舍和不忍下手，拔下的苗也让我们心疼不已。但是间苗之后回头望去，整块田里都是经过精心梳理的整齐和疏朗，让人特别舒服。割麦子是比较累人的农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而且因为不常用镰刀，有的同学刚下地就把手指给割破了——农忙假之后的记叙文里这是被写得最多的一个题材。
捉虫和施肥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都害怕那些身体软乎乎、从胸部到腹部长着两排短腿的虫子，它们爬过的地方有鼻涕一样白亮的黏迹，碰破之后会流出一摊五颜六色的内脏，恶心透了。捉虫一般是不发工具的，同学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有的把虫子包在报纸里，有的包在手绢里，有的直接放在衣兜里。不一会儿那些虫子就会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爬到手背上，胳膊上，甚至爬到衣服里面。捉虫的时候不时会听到女同学突然爆发的尖叫，有时尖叫声此起彼伏，就像开了锅一样。施肥就更不用说了，两个人抬一个粪桶，把屎尿和沤烂的肥料兑稀了浇到庄稼的根部，四处都是臭烘烘的，一望无际的田野瞬时成了一个无数倍放大的巨大无比的厕所，让人没处躲没处藏的。喜欢恶作剧的男生趁老师一错眼珠的工夫将粪勺高高举起，借着一阵好风把粪水泼得四处飞扬，邻近的同学无不遭殃。随后他们就得到了有力的回击。这样的一场恶战，空气里臭味的浓度迅速增加，田里到处是惊叫声和笑骂声。 下乡学农和在学校上学一样，我和小虹依然属于表现好的，总是在老师表扬的名单之上。其实我们并不真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我们也并不真的热爱劳动，只是因为要维持一贯的好学生的形象，因此相当克制，再苦再累，分派给我们的活儿总是完成得非常好，而且心里的真实看法和想法从来不轻易表露。
“表现”实在是一件累人不浅的活儿，但我们多少年如一日地表现惯了，这个时候自然也不能例外。学农的每一天都是早出晚归，我们最盼望的还是收工的时候，时常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