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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实在是一件累人不浅的活儿，但我们多少年如一日地表现惯了，这个时候自然也不能例外。学农的每一天都是早出晚归，我们最盼望的还是收工的时候，时常一边干着活，一边一眼一眼地看太阳，盼着它快点落山。有的时候分配的农活少，收工特别早，那一天就格外地愉快。同学会结伴到邻近的村庄去玩，会在田野里绕来绕去故意走很远的路，还会去划停泊在河边的水泥船。到天黑回家的时候，浑身筋疲力尽的，比真正干了一天的活儿还要累得多。
干活的时候我们都盼着休息的时间能快点到来，只要老师站在田埂上一说出这两个字或者一吹哨子，马上就会响起一片欢呼声。中午休息是学农的日子里最安逸的时光。我们坐在一起吃完自带的午餐，各自散开休息。一转眼工夫老师和同学都三三两两结伴而去，不知去向。我和小虹常常一中午都坐在小河边的树阴下，听小鸟啼叫，或者看鸭子游泳，说我们俩自己的悄悄话。我们还找到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就是去猪场喂猪。
有一天几个小孩带我们去了附近的猪场，猪圈的围墙不高，每个门大约有一米左右的间隔，我们爬到围墙上，像跨栏一样一路跨过去，居高临下地把大大小小的猪视察了一遍。我们拿一切能吃的东西喂它们，猪的胃口好得不可思议，几乎是给什么吃什么。除了热气腾腾的猪食，它们还喜欢吃新鲜的树叶子，只要看见我们手里拿着一把碧绿的柳树条子，它们都纷纷地涌到猪栏前面，你拱我挤，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我们很快和它们混熟了，它们认识我们，只要看到我们一出现，睡着的立马醒过来，打瞌睡的也立马精神了。
后来我参观过大型机械化养猪场，但没有见过如此可亲可爱的猪。机械化养猪场里的猪肥胖、懒惰、冷漠，不跟人亲，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它们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就像囚徒一般。而我们喂的那些猪机敏、活跃、热情，它们肯亲近人，对世界充满了热情与信赖。尽管同样是猪，但猪和猪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猪仅仅是肉，有的猪才是真正的猪，是大自然中活泼的生灵。我们喂过的那些曾经和我们产生过深厚感情的猪早已经在时光里消失殆尽，无迹可寻。当年猪圈的原址上也早在二十年前就建起了一座师范专科学校，如今已经升格为师范学院，成为当地培养教师的摇篮。
在猪之外，我和小虹还喜欢上了蝴蝶、蜜蜂、蚂蚱、金龟子、蚂蚁和一些长相不俗的不知名的昆虫，它们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也吸引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观赏它们，也爱着它们。这些在别人眼里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虫子和我们一起构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我常常满怀热情问小虹，或者是她满怀热情地问我：“你最喜欢哪一个？”我们把一切可比和不可比的东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用精微和精准的眼光及感觉将它们分出高下，挑出最美最好的那一个。而且的确我们能够一眼就挑出我们的最爱——非常一致，没有差错。即使偶有小小的分歧，但也能即刻达成共识。这种时时处处的一致带给我们无比的喜悦，也带给我们不可言说的甜蜜感，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沉浸在自己妙不可言的世界里。
这时候我们已经十三四岁，但我们的兴趣和感观依然停留在童年世界。因为我们整日地相互面对，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着外部的世界，逃避着成年人的世界。但是青春期还是不可阻挡地临近了。如果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的花园，我们已经闻到了从那里飘出来的撩人香气。
在石榴花开放的季节，某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和小虹在家附近的一条窄窄的麻石子路上散步。至今我还记得月光把泡桐树叶投在地上的样子。我们踩着摇曳的枝影，心也一样在摇曳。小虹问我：“你最喜欢哪个男生？”我也这样问她：“你最喜欢哪个男生？”这样问过之后我们俩笑个不停。
这是我们之间最最大胆而出轨的问题，在此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没有这么相互探问过。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声应气求，浓情蜜意，渴望知道对方心里的每一个秘密。而且在那个片刻，我们的注意力一下子从虫子上升到了人，并且准确地投射到了异性身上。我们都要求对方先说，可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同时把名字写出来，相互交换看。我们一人拿了一支钢笔，转过身去，在手心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如果说月经初潮标志着女性的身体进入青春期，那么对于我和小虹来说，这一刻可以说是我们在精神和情感上进入了青春期。
但是我们依然幼稚和蒙昧，就像一个从暗处一点一点走向明亮之地的人，需要有一个摸索和适应的过程。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十分留意异性，我们既不和男孩说话，也不和他们玩，甚至也不谈论他们，他们在我们的视野和心里都像是不存在一样。我和小虹经常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两个谈论得最多的是“发育”——这里面有太多的秘密和未知吸引着我们，而这些秘密和未知就摆在我们面前，有一天都会自动揭开答案，但我们实在是有点等不及。我们太喜欢“发育”这个话题了，我们对它怀有强烈的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在尚未弄清楚全部答案以前，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一样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发育”这个词对我们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魔力，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词像它这样幽暗、暧昧、不洁和淫荡，背后潜藏着许多说也说不清的内容。它让我们浮想联翩，心动难抑。 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家里玩，目睹她给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做饭。她把打好的鸡蛋倒进滚烫的油锅里，“啦”一声，鸡蛋在热油里四处伸展，转眼变得金灿灿的。她又手脚麻利地把切好的韭菜和鸡蛋炒到一起。她用另一口锅焖米饭，还做了一大碗放了海米和紫菜的汤，在里面滴上几滴香喷喷的麻油。我们看着她那一连串非常连贯的动作，闻着饭菜扑鼻的香味，都有点目瞪口呆。她用母亲才有的那种口气吆喝弟妹们上桌吃饭，也像母亲一样阻止他们为争抢吃的打闹。我们惊叹世上竟有这样俗气而热闹的生活，就好像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天上。
在我们初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整个年级都搬到离学校好几公里外的农场分校去上课。那一学期班级也进行了重新划分。我们接到通知赶到学校，分班名单抄在很大的白纸上，并排贴在红砖墙上。许多同学已经到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名单前寻找着自己和同学的名字。那时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一方面还在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一方面高考已经恢复，升学的压力非常突出。
盐城中学作为一所升学率历来居高的老牌中学，这个时候自然不甘落后。学校把我们八个班当中功课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上，那就是后来几乎全班升学、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考上全国重点院校、令许多老师骄傲并时常忆起的颇有名气的中三（9）班。那时即使在全国来说分快慢班都是一种观念超前的尝试，等到报纸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各名牌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了。所幸的是经过这轮分班我和小虹仍在同一个班里，而且是在最好的一个班里。当我们看见名单的时候，我们相视而笑，满心欢喜。此外虚荣心的满足也令我们深感快慰。
学校为中三（9）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这个班的一切都是特殊化的，连教室也远离另外的八个班，做操、课外活动等等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点独自为阵。老师起早摸黑地盯在班上，天天给我们开小灶，让我们做各种深奥的习题。考试是家常便饭，发下来的卷子常常就像天书一样，尤其是数理化的考试，有些卷子全班同学都能看得懂的大概只有前面第一第二题，能够整张卷子全部看得懂并且解答得出来的大概也就三两个人，或者干脆一个也没有。
本来这个班级的竞争就是白热化的，老师还在试图加压。增加课时，增加习题量，增加考试难度，各种手段一齐使出来，而且各科老师互不相让，都说自己的科目是最重要的。所喜的是这个号称“尖子班”的班上再没有谁是真正遥遥领先的尖子，某个同学可能数学很好，但别人的物理比他更好，英语和语文好的又是另外的人。考试也是一样，这一次是这些人考分名列前茅，到下一次恐怕他们都成垫底的了，连各领风骚三两天都很难做到。以前我们考试从来不下九十五分，现在好了，把这两个数字掉个个儿都不能保证回回做到。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不及格的考验的，我们都变得无所谓了，脸皮厚得像城墙。改好的考卷发下来，不管是三十几分还是二十几分，卷起来往桌肚里一塞，该出去玩还出去玩。本来老师也许是想先挫败我们，以此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我们打趴下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没有谁再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好学生，因此反倒放松了。
我和小虹从家里到农场分校走路要四十多分钟，那时城里还没有公共汽车，自行车算是最普遍的代步工具，不过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辆自行车，很难轮到孩子使用。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带着午饭，偶尔也在学校食堂吃。我和小虹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就把头钻在桌肚里闻饭盒里的香味儿，猜对方带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班主任从后门悄悄进来，就站在我们俩的座位后面，全班的读书声渐渐地小了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浑然不觉。课间也是我们不肯放过的时间，不管课上的内容有没有弄懂练习有没有做完，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到前面的豆子地里去拣上一季没收干净的蚕豆，上课时趁老师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抓紧时间在下面赌上几把，战绩好的时候一堂课下来，同桌和前后桌三四个人的蚕豆都归到了一个人的书包里。我们玩这套把戏竟然从没被老师发现过，老师停下讲课用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吃吃吃地笑得实在是太大声太忘我了。
农场分校空阔、宁静，记忆中总是阳光普照。我们摘桑葚儿、挖萝卜、捉蝌蚪，玩一些在城里玩不到的东西，真是开心！中午吃过午饭，不管有多少作业压在头上，我们都要先玩一会儿，雷打不动。我们喜欢在田里、树林里和小河边疯跑，玩一些即兴的游戏。男生比我们更野，他们脱光了衣服踩着水游到河对面去，偷偷地吸烟，摘农民的瓜果，有时候还和村里的孩子打架。到上课前他们又踩着水游回来，穿上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在课堂里，啥事没有一样。他们的这些“劣迹”老师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在教室里同样也有精彩的节目。只要有人躺在桌椅上午睡，别的同学就立刻行动起来，捧着草帽（代表花圈），手举扫帚（代表花束），哼唱着哀乐，在座位之间的空当里步履沉重地缓缓绕行。同学轮流模仿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哀悼重要人物逝世的语调，沉痛地朗诵着随口杜撰的悼词，让所有的人——包括“死者”——一次一次地笑得喘不上气儿来。这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有固定的仪式和程序，夸张而诙谐，让人乐不可支。后来冯小刚等人拍了一部电影《大腕》，和我们当年一样发掘了葬礼的幽默效应，只不过他们以此赚了钱，我们不过是一笑而过。论说起来他们比我们晚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呢。 我和小虹满心都是玩的念头，不放过任何一次恶作剧。在中三（9）班我们创造了不少新记录：考不及格，相互抄作业，布置的课文没背上，迟到，被老师当着全班批评，等等，但我们并没有灰溜溜的，也没有被同学瞧不起。因为这个班上的人都是凭着学习成绩好才从各班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五湖四海的弟兄们都害怕被人看作死读书和读死书的书呆子，而且都是一口气做了好多年的好学生了，偶尔有出轨一点或放纵一把的，便成了悦人悦己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进入青春期，反叛总能引来别人赞许和欣赏的目光，况且这个班的同学都非常优秀，对人对事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十四五岁正是虚荣的年纪，能引人注目多让我们得意啊！那个学期在学习之外我和小虹没少用心，也没少付出代价，不过那些快乐也真是无可替代。
到高一我们离开农场分校又回到了城里，生活又回归到了原来的刻板和枯燥。葱绿的田野，乡间掺和着牲口气味和泥土芬芳的空气，碧蓝的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小鸟，小河塘清浅的水里游弋的鱼虾，竹篱笆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