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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他们要寄植在游民领袖人物身上，也就是说寄植在他们的“大哥”的身上。
这种“大哥”类型的形象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水浒传》中宋江艺术形象成为了江湖艺人所创造游民团体中的“大哥”的典型。这种“大哥”不是像现实生活中游民群体的“大哥”一样带领着弟兄们去冲锋陷阵，而是游民弟兄们向主流社会进击时的制动机，防止游民的反社会行为发展到为主流社会所不能允许的地步。当宋江还没有上梁山的时候，虽然江湖好汉们也称他为“大哥”，但他还没有“大哥”这个位置，所以“制动”作用还不明显。他上了梁山以后，在与官府特别是与朝廷较量时，才变得处处委曲求全起来。这样塑造“大哥”的形象，几乎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一种模式，为许多江湖艺人所模仿。如《三国志演义》中的刘备（此书是在游民艺人创作的“说三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带有强烈的游民倾向），《精忠说岳》中的岳飞，“西汉”、“东汉”长篇评书中的刘邦、刘秀，“说唐”中的秦琼，都是具有这种倾向的“大哥”的形象。江湖艺人之所以塑造“大哥”这种类型的艺术形象，目的是在于取得主流社会对于游民文学的认同。为什么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的文艺作品能在主流社会中通行，甚至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原因很多，江湖艺人有意识地用“大哥”的形象作为游民群体抗争的制动阀也是其原因之一。在社会斗争中的制动作用，说白了也就是向主流社会靠拢，不把反社会斗争搞得那么激烈，从而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倡导多种选择。这样宋江是一身而二任的形象，他既是游民造反的领袖，攻城掠地，给宋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又是呼群保义，时时不忘招安，比孤臣逆子更能效忠尽孝。这除了表现出游民在社会斗争中投机的一面之外，也是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在游民中的反映。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反复强调不能用现代意识去解读古代和近代的游民斗争，他们斗争的目的就在于求得“发迹变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游民不在乎
招安的悲剧
7招安的悲剧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常常强调梁山好汉中的“反招安派”，把吴用、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看成是“反招安派”的代表，还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从《水浒传》对梁山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等人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招安。一些论者笼统地说他们反对招安，这是不准确的。
本篇前面说过，宋朝一代武装抗争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概率上说失败的大于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那么人们就要探讨如何争取成功、避免失败的问题。可惜仍是无规律可循。上面说的两点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办法。
第一，支持招安的大臣不可能永远当权，他不当权了怎么办？如果他在权力斗争中垮了台，力主招安就会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第二，保存实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把枪杆子交出去。这样做分明是对朝廷不信任，朝廷如果不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决不会答应的。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因为封建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因此《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虽然这一点作者还不太理解。
宋元两代史书关于宋江招安以后境遇如何都失去记载，但从现存的宋元两代有关“水浒”的文艺作品中来看，选取悲剧结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说话分类上看，这些作品属于“朴刀杆棒”类，这类作品主题是写游民奋斗的，但奋斗结果一定要“发迹变泰”，“发迹变泰”则是大团圆。《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然还有“大团圆”的痕迹在（如第七十一回写一百零八将排座次，有的研究者认为最初的《水浒传》就是写到这里），但最后还是以英雄寥落，“神聚蓼儿洼”作结，完成了悲剧结局。这可能与全书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代对于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南宋的岳飞自不必说，明代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也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的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
8作为好汉话语系统中的“招安”
“水浒”的故事流传之后，形成了一套反映游民意识并得到主流社会某种认同的话语，“招安”也是其中的一个。“招安”是宋代统治者处理武装反抗者的策略，武装反抗者也会运用各种手段与之对抗。南宋的范汝为在与统治者斗争中反反复复，连朝廷派来的与他谈判招安的官员都被他收买了，为他通风报信；招安之后，不肯放松手中所握的重兵，党徒也未遣散，就这样最后也未成功。这是现实斗争中的招安。而《水浒传》中写的“招安”主持者是那样反复变诈（作者把这个责任推到奸臣的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节外生枝，并对梁山好汉的人格加以摧辱；而梁山的领导者宋江委曲求全，对朝廷一片忠心，向往招安之心，几经挫折，始终不变，最后还落了一个悲剧下场。这样，通过《水浒传》中对梁山好汉受招安的描写告诉读者，正义在梁山一方，不义在朝廷一方。这个情节的设置不仅具有悲剧的震撼力，而且把“招安”这个专制统治者对待造反者的政策，变为不被朝廷理解的、主流社会以外忠臣孝子向朝廷尽忠的行为表现。
《水浒传》及其有关通俗文艺作品的流行，使得“招安”成为造反者乃至江湖人的流行话语，他们用它作为一种手段，向统治者讨价还价，在生存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最好的结局。他们懂得招安的底线在哪里，梁山好汉的遭遇给他们以教训。主流社会、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谈到“招安”也能理解，认为这是造反者的出路，是协调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实际操作者，谁不相信这一点呢？
前面说过，宋代以后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经不用“招安”这个词了，但在“水浒”一类作品的影响下，“招安”与《水浒传》中其他反映游民思想意识和性格情绪的话语构成一个系统，并被频繁地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