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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秋节开始深入民间。《东京梦华录》说开封“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是值得注意的。南宋杭州八月十五赏月更盛，《梦粱录》说王孙公子、富家巨室临轩玩月外，“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不肯虚度好时光，玩月游人至晚不散，以家宴团圆是中秋节进一步普及的标志。南宋《新编醉翁谈录》更为详细地记载了拜月风俗：“京师赏月之会，异于他乡。倾城人家，不以贫富，能行者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于庭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文中出现了“拜月”一词，反映出人们对月亮的崇拜，较之玩月等词，更显示出虔诚的心态和节日行为的仪式化。杭州城的赏月是全民行为，实际上从唐至宋，文献中反映出的赏月民俗，主要发生在都城。
明清时期赏月风俗普及，表现在各地方志列出“中秋”节加以介绍。其内容是，一般要在庭中陈瓜果、月饼供月，进行祭拜，然后赏月。《帝京景物略•；春场》说八月十五日祭月，人们在纸肆购买月光纸，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又如嘉靖河南《固始县志》记载：“中秋列瓜果酒饼，男女望月罗拜，已而欢饮，谓之玩月。”这是男女一起拜月、玩月。有的地区则流行“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如嘉靖《惠州府志》：“妇女则拜月卜祥兆。”又如嘉靖《太仓州志》说当地“富家妇女设瓜果圆饼，中庭以拜月”。还有的地方是儿童拜月，同治浙江《仁和县志》便是“儿童陈月饼，罗拜于庭，谓之拜月”。拜月，除前面提到的“有光纸”或“烧月宫纸马”（万历《帝京景物略》），此外还有“祀月姑”（嘉靖《南安府志》）和“请月姑”等说法。明清时期中秋节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众人出外游赏的活动，万历浙江《严州府志》说中秋“夕则瞻河汉步月行歌，竟夕欢娱”。《清嘉录》讲苏州中秋之夜：“妇女盛妆出游，互相往还，或随喜尼庵，鸡声喔喔，犹婆娑月下，谓之走月亮。”
月饼由来
众所周知，月饼是中秋节的节日食品，月饼的出现和普及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秋节的形成。韩养民、郭兴文认为：“吃月饼的风俗据记载唐代已有之。《洛中见闻》中说：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味极美。他听说新科进士在曲江开宴，便命御膳房用绫包裹月饼赏赐给他们，这是月饼初见记载。”（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宋代有关“月饼”的记载开始多起来。首先是宋人喜欢将月亮比喻为“金饼”。苏舜卿《中秋松江新桥对月和柳令之作》有句：“云头艳艳开金饼。”《和解生中秋月》有“金饼隔林明”之句。《古今词话》说：“状玉盘又拟金饼。”另外，食物中也有“月饼类”食品，五代宋初陶谷《清异录》卷四《馐馔》记载开封有卖“玩月羹”的。郑望之《膳夫录》说“汴中节食，中秋玩月羹”（《岁时广记》引）。苏轼《留别廉守》诗句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特别是《武林旧事》卷六在“蒸作从食”下，列有“月饼”。看来宋代出现月饼是可靠的，但仍不普及。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三部分中 秋（2）
元明间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记载元武宗“酌元霜之酒，啖华月之糕”。元末以来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张士诚起义时，利用中秋向亲友赠送月饼的机会，在月饼里夹着起义的通知：“八月十五杀鞑子”，约齐各地共同在中秋起事。此后中秋吃月饼及馈赠亲友成为风俗。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如何且不管，但明代开始普遍于中秋节吃月饼确是事实。
明代方志中记载中秋吃月饼是普遍的。在北方，如嘉靖《威县志》：“中秋，置酒玩月，为月饼馈之。”在南方，崇祯《嘉兴县》记载：“十五是为中秋，作饼肖月形，曰月饼，有相馈遗者，取团圆之义。”月饼还有其他名称，或曰面饼，嘉靖河南《夏邑县志》称：“乡市民设西瓜面饼于庭，曰团月。”或曰团圆饼，嘉靖河南《通许县志》说：“中秋，月初上时陈瓜果酒肴于中庭，以面作一大饼，祭毕家人分食，谓之团圆饼。”南到广东，正德《琼台志》也讲“城市以面为大饼，名团圆饼”。或曰圆饼，嘉靖江苏《太仓州志》：“富家妇女设瓜果圆饼中庭，以拜月。”崇祯浙江《宁海县志》说：“八月中秋，以西瓜、圆饼赏月，取团圆之义。”或曰团饼，正德江西《建昌府志》：“中秋，登楼玩月，多用西瓜、团饼，亦取月圆之义。”
清人继承了明代中秋节吃月饼和馈送亲友的习俗。
月亮占候
对月亮知识的追求、赏月及神话故事，还促使了民间以月亮占卜的活动。《岁时广记》引《琐碎录》所载“占乔麦”之俗：“中秋无月则兔不孕，蚌不胎，乔麦不实，盖缘兔蚌望月而孕胎，乔麦得月而实。”《岁时杂记》说：“珠之贵贱，视中秋月之明暗，明则珠多，暗则珠少。”
明清时期中秋月占卜风俗更加普及。普遍的是卜明年上元节晴雨。万历安徽《滁阳志》说：“是夜忌雨，雨即上元灯不利。”同治湖北《荆州府志》说：“此夜之月，关乎来岁元夕，俗有‘云掩中秋月，雨洒上元灯’之谚。”还有卜鱼产量的。妇女以筐、箕请月神卜休咎也带有一定普遍性。嘉靖江西《南安府志》记载：“妇女仍设酒果悬箕以卜休咎，谓之祀月姑。”崇祯福建《龙溪县志》讲：“人家儿女于月下设果饼、环服之类，群望月而拜，致词，谓之请月姑。置筐于盘，俟月神降筐，自举为剥琢声，祝其声数卜休咎，然不甚验。”
摸秋送瓜
月属阴性，主生育。中秋值收获季节，举行尝新秋报活动时自然联想到人的生育问题。《东京梦华录》说八月秋社“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秋社中有以多子葫芦和枣企盼早得子的求子习俗。
至清代乞子成为中秋节的活动之一，这就是摸秋送子之俗。道光安徽《繁昌县志》说当地中秋夜：“妇女联袂出游，遇菜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名曰摸秋。亦有中年乞嗣者，亲友于是夕亦取南瓜，用鼓吹爆竹饷之，谓之送子。”湖北东湖略有不同，它是“乞儿者更深潜入他人园中，摘瓜而还，谓之摸秋。又戚友以鼓乐彩红，置瓜于盘，送入求子之家，谓之送瓜，取瓜瓞（dié）绵绵之意”（同治《宜昌府志》）。湖南永州送瓜有特色：“人有艰嗣者，戚友取南瓜，以一父母俱存、兄弟众盛之稚子，着衣冠乘马捧瓜，后以一人持枣树枝，挂香数百炷，鼓吹送至其家。”强烈表现了人们求全“早树子”继承宗祧的愿望。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三部分重 阳（1）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诗人王维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重阳诗，妇孺皆知，脍炙人口。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每逢此时，人们都要出游登高，欣赏大自然美丽的风光。佩茱萸，赏菊，饮菊花酒和吃重阳糕，一派节日气象。
重阳来历
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有年，长房因此对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当有灾厄，宜赶快离开，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在臂上，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桓景如其言，举家登山。晚上回来，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听说后讲：“这些家畜代替灾厄了。”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就是由此形成的。这个传说至少反映出南朝已具备了重阳节的主要习俗，而故事中的人物则是东汉时代的。另外，梁庾肩吾《九日宴乐游苑应令》有“献寿重阳节”之句，表明南朝时代重阳节已形成。
农历九月九日为何叫重阳呢？《易经》说：“以阳爻为九”，把九定为阳数（奇数），这个记载大约是在西周早期。战国时诗人屈原在他的《远游》诗中，有“集重阳入帝宫兮”的句子。洪兴祖注释为：“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可知这里的重阳是指天空或穹苍，而非重阳节。不过屈原《离骚》也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似乎战国时已有类似后世重阳节饮菊花酒的风俗。
汉代是否有重阳节是一个争论问题。《西京杂记》卷三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并祓禊（fú xì）登高。还据戚夫人侍儿贾佩兰所说，汉宫廷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据此，则西汉的九月九日已是一个节日，同后世的重阳节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西京杂记》被认为是晋的葛洪从西汉刘歆的未完稿中抄出的，因系假托，实际是晋朝时所作，事实和记事多反映南北朝时风俗，可信度差，将书中所记作为汉代故事是有疑问的。
汉末魏初人曹丕在《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知俗重“重阳”的原因，在于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从汉到魏晋，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阳数重叠的日子格外受人重视，九月九日也属于同一观念，时人以重阳为佳时。另外《礼记•；月令》讲是时“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秋与九相关联，“九九”也与“久久”同音，九是吉祥数字，人们认为“宜于长久”，以讨吉利，这天要“享宴高会”。信中还说：“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又有菊花延年的观念。
东晋初，大诗人陶渊明的《九日作》诗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已有专指九月九日的“重九”（有的版本作“重阳”）之名，是时诗人饮酒赏菊吟诗。据《晋书•；孟嘉传》记载，晋朝大司马桓温与手下参军大将孟嘉，于重阳节共同登龙山赏景宴饮，孟嘉陶醉于大自然，风吹落他的帽子都不知道。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九月初九日，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都到郊外登高，设宴饮酒。可见重阳节之普及。吴晋间周处《风土记》说：“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当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太平御览》卷三二引）前揭《西京杂记》就说重阳节祓禊，看来当时人们要在重阳避恶、祓禊。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已成盛行的节日。
总之，重阳节开始的确切时代难以确考，从三国晋已有九月九日登高、采摘菊花、茱萸避恶延年风俗，已有重阳之名，它的产生当略早于此时。结合阳数观念、《西京杂记》等，估计重阳节形成于东汉末期。
登高远眺
法国学者葛兰言《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认为，从《诗经》里有以春天在水边集会（例如溱淆诗）、秋天在高地游览（例如草虫诗）为主题的诗歌来看，中国古代重视在山川的祭礼，渡河是春的祭礼，登山是秋的祭礼。中村乔进一步揭示出，从川禊以招魂续魄、采兰祓禊为核心来看，登高也应是相同的，具有祓禳的含义。像河川具有净化作用一样，高爽之处也有净化的作用。
《礼记•；月令•；仲夏》说，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望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东汉郑玄注释说，这是因为“阳气盛”而“顺阳在上也”。登高远眺基于祓禳。唐初孙思邈《千金月令》说：“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登高远眺作为医俗，也反映有祓除的作用。
登高，两晋南北朝既有登山，又有登台榭、高馆。前者如东晋孟嘉登龙山，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说：“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可见重阳登湖山之盛。后者如《南齐书•；礼志一》所记，刘裕在彭城，九月九日游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隋朝以降登高一般只在高处即可，登山之举越来越少。隋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注释说：“近代皆宴设于台榭。”登高远眺，心胸顿觉宽广，更以饮酒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