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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就有人报告说曲宝琴家里问题严重，不能当工人。这个指标就挪给别的公社了。我妈说她在这之前的好几年里都很绝望，生活黑压压的，黑透了。好容易抓到一丝光亮，怎么都不甘心放弃。我妈到了县城，找到了她的同学李玉洁。李姨把我妈领到县委大院门口，告诉我妈说最里头那排红砖房最东头那间，就是赵文革的房间，他能管这事儿。我妈在赵文革的门口站了很久，她说当时她心里也是挺害怕的，觉得见那么大一个人物，自己没名没姓的，出身又不好，就那么愣闯进去？我妈说当时天抹抹黑，屋子里点了灯，门半开着，赵主任戴个黑边眼镜。屋子里还有一个别人，两个人并排坐在靠北墙的两张椅子上，中间一个小桌子，像是后来沙发那路摆法。他们严肃地说着革命工作的事情，我妈在门外很紧张，一句也没听进去。她不敢动，害怕人影子在窗户那一闪自己就没有退路了；站着不动也害怕，看院子里来了人问她站在那儿那是干什么呢。我妈说，站了能有二十分钟，反正好像很长，我就进去了。我把白天写好的材料放到了人家那小桌子上，说，请赵主任抽时间给看一下。然后我也没敢留，都没敢看人家一眼，转身就走了。我妈说，谁知道是不是这个材料起的作用啊，写了二十几页呢，思想汇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家里的具体情况，对当工人的想法，都写进去了，也不知道人家看没看。我也再没啥别的法子了，就又回农社干活儿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来消息说我上碱厂的事儿行了。我自己去人事局取的材料，记得可清楚呢，那天刮大风，呼啦呼啦的，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特别大的字，“力工”，完了盖个大红章，再也变不了了。出身不好，不让沾技术工种，转干转正更不能了，啥都不行，就是力工。这个事情后来我经常想起来，一想起来就看见我妈往下扯了扯自己的衣襟，昏黄光晕中抬脚迈过一道门槛。后来我又想，我妈也许不会扯一扯衣襟，因为是靠着一股短暂的冲动走进去的，恐怕顾不及扯一扯衣襟。
第五章 今天我爸我妈我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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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经常到处乱跑，放了学跑到同学家去，一直呆到天黑。那时候也没电话，我平白不回家，害家里人着急。我两个姐姐都特别爱操心，有好几回都以为我丢了，大哭不止。我一次一次地受了教训，慢慢就习惯了这种想法，做什么事情都要先跟家里说一声，不要让家里人担心。现在有了电话，事情也并没有多少变化。比方说昨天晚上我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出门去买点水果，所以说完了闲话我就说，姐，我挂啦，我要出去买点水果。我大姐就说，这么晚了，别出去了，明天再买吧。我说，没事儿。然后等我买了水果回来，我就再给我大姐打个电话，我说，我回来啦。我大姐就说，锁好门？去看看，别挂电话，去看看门锁好了没有。我大姐从很小就有检查煤气的习惯。现在她就经常用电话督促我把门多锁几道。这里面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但她确实是个操心鬼。我二姐呢，喜欢监督些别的方面。比方说她从美国打电话回来，经常说着说着突然就说，小昭，你现在是站着呢吗？我就告诉她说我正仰面躺在沙发里。我二姐就说，站起来，小昭。怎么能躺着呢，大白天！我二姐总希望我能瘦下来，打扮得漂亮一点。上大学的时候，我二姐有时候会去学校看我，一般说来，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准是，小昭，你怎么能穿成这样呢！有一回她一看见我就把我拽到她们宿舍去，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扔到床上让我试。我姐姐她们都是很细致的人，有一段时间她们的关心让我觉得有压力。不过后来就好了，我长大了些，慢慢有了些主张，越来越是个大人了，姐姐们也就不管我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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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姐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因为她们，我成长得比较主动。我大姐比我大四岁，我二姐比我大两岁半，上学的时候就是三个年级，正好就是仰视一下刚刚看得到的差距。这个距离里的姐姐一直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所有跟我关系比较好一点的同学，都知道我姐姐，都知道我言必称姐姐。我每个礼拜都给我姐姐写特别长的信，汇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记得住姐姐说过的她们的每一个同学的名字；我到处找姐姐们看过或者提起过的书；我把从姐姐那儿听来的逸事辗转地讲给我的并不感兴趣的好朋友；我把我姐姐寄来的信带着信封夹在课本里露出一个头儿来摆在书桌上。我姐姐在信封上写，刘天昭芳启，或者刘天昭玉展，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最高级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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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大概是有点没心没肺，我不像我姐姐那样容易为家里人操心，而且我也好像从来没在行动上为家里人做过任何事情。小时候自然是那样，我最小，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别人替我操心就不错了；长大以后却又变成了一个特别懒的人，什么事情来了我都有一堆道理，说来说去，就是从来没做过什么。这几年里，我觉得家里人的关系也慢慢变了。现在可能是我们一家人最好的时候，五口人都是能照顾自己的成年人，并且都有事情在做；理论上讲谁也不必为谁过分操心，并且谁也不打算对谁过分干涉。换句话说，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爸爸妈妈完全进入老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是比较独立并且平等的。在这种关系里，我觉得所谓的爱变得没什么动作：尽了自己的复杂去体会，知道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偶尔涌起一点温暖的回忆，还有什么呢。我有时候真地会想，假如我不是生在这个家呢？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爸妈有过念头把我送人，据说可能领养我的那人是个心眼儿好使的卡车司机。我就想这个卡车司机是个怎样的卡车司机呢，那个妈妈又是怎么样的呢，不是现在这两个姐姐，会不会有别的兄弟姐妹呢？这个事情想不周全的，想想就觉得漏洞百出，也就不想了。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并不是对我们家或者对我自己现在有什么激烈的不满，大概只是某些时候无端想起自己是这样的偶然，家或者我自己，它是这样的，只是这样的，不是别样的，已经不会是别样的了。我觉得我们家挺好的，而且我也对我所刚好拥有的这些亲人、这些感情心怀感激，但是就像接受自己的过程差不多，慢慢地总会有点宿命感，在那种感想里也就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是幸运还是不幸了。
这个世界上我们最息息相关，亲密异常，互相启迪，互相鼓舞，彼此珍爱；并且，这个趋势，随着岁月的流逝，有增无减——小时侯那是基本的依赖，更多的是血缘关系上的天然的亲密；而现在，我们更多了人和人之间的怜惜和支撑，携手进步，共同成长。
第五章 今天五个人一个家（1）
刘天时必须说说爸爸！这本小书的内容很容易给人造成个误解：爸爸在哪儿？怎么没有爸爸的发言？爸爸是不是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怎么重要？……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爸爸他，是与妈妈相对相平衡的另一个核心，对我们家是，对我们三个的成长亦是。爸爸他如此低调，主要是因为他性格里有非常羞涩的一面，但有时我也怀疑，爸爸他肯定也有大男子主义的一面，心下没准儿在嘲笑呢——无恶意，有爱怜——哈，这母女几个，咋咋乎乎的，真热闹啊，让她们闹腾去吧，我就不掺合了。爸爸是我们家惟一的男性，这个处境，我还是近一两年意识到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寂寞呢？虽然我们三个当女儿的，对妈妈和他，都是绝对一般地亲，一样地近。与妈妈相比，爸爸在待人上是非常温和的，这当然不是因为爸爸不敏锐，而是，爸爸他心太软了，能更多原谅，能更多体恤——人性的不足和人生的不完满。而对我们，爸爸更是没有保留地给予。我上高一的时候，数理化差得要命，每天愁眉苦脸，自信心降到负数。几乎每天晚上，爸爸都随叫随到，陪我在书桌前度过。爸爸给我讲题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在听，而是在恼火：为什么爸爸他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拿起（题）就能做？为什么我想不出来？为什么爸爸这么聪明我这么笨？为什么我是全家最笨的一个？……我怒气冲冲，不断打断爸爸，故意不听，听懂了也故意说听不懂，跟爸爸找茬儿，让他重头再讲，他重头讲了，我又抱怨他●嗦，一会儿嫌快一会儿嫌慢，一会儿嫌他没把步骤都写出来，一会儿嫌他浪费草纸……我当时脾气暴躁、挑剔的程度简直像是魔鬼附身——我两个妹妹后来和我说，她们一看我拿起数理化，就赶紧躲到别的屋子去。但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记得爸爸和我发过一次脾气，从来没有。我发火找茬儿语无伦次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认真听，然后说，孩子，可能是爸爸没讲明白，我再讲一遍行不行……即使是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形，就觉得内疚万分，就醒悟过来——对爸爸，我有一辈子都报不完的恩情。爸爸对我们的成长，完全是信任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温和的建议，从没在任何事情上有过干涉。妈妈表面上也是，但其实在心里是有很强硬的指向的；爸爸不是，爸爸是在心底里，有洒脱，有信赖，而且也不单单是对我们，对别的事情上也是。这当然不是没有责任心，相反，在对家庭事务、对妈妈的事业的支援上，关键时刻，爸爸是比谁都有坚持，有耐力，有牺牲的。2001年春天，高中新校舍在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爸爸每天从早到晚盯在工地。7月份我回家，爸爸照例是到火车站接我——爸爸简直晒成了黑人，头发可能也很久没染了，半白的发根，好像也稀疏了很多。后来有一天，我去学校工地找爸爸，看见他在砖头瓦块间走来走去，东看看西问问，一会儿和施工队核对水泥型号，一会儿与监理讨论门窗质量，忙忙碌碌，十分辛苦；已经很旧的衬衫也不很干净，胸前的口袋里半盒人参烟向外张着，一双走样的皮鞋上尽是石灰和木屑，……我当时心有愧疚，心有感激——想着多年来，爸爸是这样踏实、这样没半点夸耀地尽自己所能，养育我们、贡献家庭、对待人生。和妈妈一样，爸爸也是个特别精神的人，对物质上的东西要求粗糙，对精神性的东西追求无限。我以前是没有注意到的，因为自己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所以也是我爱人的发现。我爱人甚至说，像我爸爸这样精神的，在男的中真是少见。举例来说：我们家一向吃得特别差，即使是现在，家里请了个保姆，也一直是一饭一菜。也不是故意要省，是对这事不上心，觉得无所谓。爸爸更是这样，从没在吃饭穿衣上有过任何挑剔，但是逢年过节，爸爸还是喜欢热闹的，要是在我们的提议和力劝下去饭馆，那也是非常开怀的。可是爸爸其实对饭馆的菜也完全没用心，吃得很少，他图的主要也是个气氛，是热闹，是欢聚的世俗和温暖。爸爸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因为时代的关系，经历了许多挫折、穷困和艰难，对此，爸爸并不经常提起——爸爸其实是个不擅言辞的人；做晚辈的我其实也很少设身处地地认真想过——只是有一次，五六年前的春节的一天，爸爸在书房的凉台上抽烟，我过去翻相册，爸爸忽然和我说起他从吉林大学被下放到乾安县大遐畜牧场第一天前往的情形——1968年5月23日那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爸爸背着一个不大的行李出发了。火车，步行，汽车，步行，拖拉机……拖拉机在离大遐场部20来里地的时候熄火了，他放下行李，和司机于得志钻到车底下修，那时已是下午5点，天色向晚，落着小雨，初春的甸子上，绿细细的草，紫微微的马兰花……爸爸的讲述并不这么文学化，但我不知怎么脑袋里经常浮现这样的图画。爸爸也并没有抱怨或表示过度的感伤——是啊，对命运、对青春、对逝去的，最得体的态度也许就是：平静地接受，好好地回忆——1968年，25岁，大学毕业不久，孤身一人，没有不良嗜好，有精神追求，以为自己是命运的主人；1978年离开时，已经是头发半白，棉袄罩衫上多是烟火烧焦的洞——他爱上了吸烟，偶尔要一车（黑色28载重型自行车）带四人——我、我大妹一前一后坐在前梁上，我妈抱着小妹坐在后架上——到场部看露天电影。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他放马三年，在食堂做饭一年，帮场里架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