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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于是何鸿燊说：“叶汉说得很有道理！傅、高家族绝不会不战而退。从现在起，我们时时处处都必须提高警惕，如果真的遇到什么事，也不要怕，更不能退缩，大家要团结一心，不夺到赌牌，决不罢手！”
霍英东见何鸿燊说得这么严重，难免心里打鼓，他勉强堆出笑容说：“老何，别搞得太紧张了！我们是来做生意，又不是来打架，竞投赌场既然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们还是尽量依靠政府，依靠法律，这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大家总不希望钱没赚到，却闹出几条人命来吧！”
叶汉见何鸿燊沉默不语，马上对霍英东叫道：“在澳门这块地皮上，前怕狼后怕虎，那是成不了大事的！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来。”
霍英东不想跟叶汉争吵，他让自己平静了一下，说道：
“我们还是谈正事吧！竞投能不能取胜，我看关键应该是投标书的内容。”
四人坐成一圈，开始各抒己见。
叶汉首先发言。他不愧为“职业赌枭”，对中、西赌业的历史和现状都了如指掌，而且追随傅老榕多年， 特别是他又具备两次竞投澳门赌牌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他一张嘴便再也合不拢了。他唾沫四溅地说着，话中不时冒出几句教训人的内容。
“……从21岁我就踏足澳门赌场，那时还是卢九‘豪兴公司’的天下，我在他的手下当荷官。荷官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庄家中专门摇骰的那一个。当时傅老榕还在深圳开赌，听说我的大名，马上派人来挖角，这样我就到了他的手下。没多久，广东禁赌搞得很凶，接着日本人又打来了，深圳呆不住了，傅老榕这才和高可宁联手，组成‘泰兴公司’，把‘豪兴公司’挤走了，从此独霸澳门赌业。当时中央酒店只有6层，你们知道是怎么变成11层的吗？不知道吧，是我对傅老榕说的，我说赌场不够，要加高，他听了我的，就加了5层。新公司一开张，我就是骰宝部主任，月薪是700元。没多久，突然来了一帮‘听骰党’，连续几天，从赌场搬走一两百万，傅老榕急得跳脚，要我设法反败为胜。说实话，当时还没人知道他们会听骰，都以为他们有特异功能呢。最先发觉他们会听骰的人是我叶汉！找到症结就好，你听我也听，关在房中三天不吃不睡，到底给我掌握了听骰神功。在练习听骰的过程中，我又发明一个挫败听骰党的办法，以前骰盅底垫是玻璃的，我全部把它改造一下，在玻璃上面加一张透明胶片。骰子落在玻璃上的声音，和落在胶片上的声音肯定不同。可是听骰党不知道我做了手脚，还按老经验听骰、押注，这一下他们就输惨了！不光把赢去的一两百万如数吐出，还贴上几十万老本，灰溜溜地走掉啦！”
第四部分胜券在握 ”四大天王”齐携手（2）
说到这，叶汉停下来，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
何鸿燊觉得叶汉是故意显摆自己，越说越走题了，想叫他打住。而霍英东则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赌界奇事，显得饶有兴味，他暗中示意何鸿燊，让叶汉说下去，不说他也会难受的，总之，这一课叶汉迟早会给他们上。叶德利可能听叶汉讲过多次了，心不在焉地撇着嘴。为了让叶汉加快节奏，霍英东问：“后来怎么样了？”
原来有人想听，叶汉劲头又上来了，他“哇吐”一声，吐出一口痰，骂道：“我他老母！傅老榕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我给他扳回两百多万，他居然一点表示也没有，每月发给我的，还是700元固定薪水！一气之下，我就带一伙人去了上海，名义上是傅老榕派我去开赌场。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那才真正是中国头号大赌城！可强龙斗不赢地头蛇，赌场没开多久，就被日本军队下令停业一年，当时我带着十几个人，身上只剩下5000元钱，派人捎信回澳门，可是傅老榕见死不救，不管我们啦！好在我有一身听骰的本事，在最后只剩下300元钱的绝境中，我连连得手，一口气赢了两百多万！……”
“后来，你不是在香港开过茶楼吗？”霍英东问。
叶汉说：“在上海混了几年，钱是赚得多花得多。后来汪精卫政府又禁赌，再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共两党又打起来，到处大乱，只好离开上海，先是到香港开了一阵茶楼，后来又到石歧开了一间赌场，跑了好些地方，比来比去，就没有一个地方比澳门开赌更合适的。这时傅老榕又有几次想招我到他手下去做，头一次，我回到澳门，可他自己不见我，只派了一个手下人来，气得我扭头就走。第二次，傅老榕又招我回澳门，这回他亲自上门，招待也不错，我提出回澳门可以，但有条件，我再不会跟他打工，要入股，要做股东。这样又把傅老榕吓退了……”
叶德利插嘴：“下面要说到去越南开赌啦！”
叶汉怔着，然后瞪了叶德利几眼，大声叫道：“你听过就捂起耳朵好啦！我是讲给他们两个听，别以为我在吹牛，听听这些有好处！”
霍英东说：“叶汉，你说吧！多说些傅老榕！”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越南开赌，”叶汉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我到越南开赌是傅老榕设下的陷阱。对我想挤进澳门开赌的想法，傅老榕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既恨我，又怕我，所以想把我支开，支得远远的。他摸到我以前有过到越南开赌的想法，于是用了一个计，让他的一个手下跟我合作，双方共同投资，说好由我负责。我觉得这也不错，就到了越南西贡。这里就跟何鸿燊有关系了。”
说到这里，叶汉望着何鸿燊说：“当时你父亲何世光躲避股灾，带着你的两个哥哥，在西贡开了一间赌场。我便在他的地盘上也开了一间。可是赌场开张很久了，傅老榕的大部分投资迟迟不到，怎样催也没有音讯，这时我才知道中了他的计。场面铺得大，资金又不足，该死的赌场缠着我，丢掉又不舍得，后来又跟傅老榕派去的合伙人发生矛盾，简直是焦头烂额，只要想起这是傅老榕的计谋，我就气愤不平，我不能让他继续得逞，我要返回澳门，跟他争夺赌牌！我把西贡赌场顶让出去，就这样回澳门来了。”
霍英东说：“你重点介绍两次竞投失败的原因，过程能省略的就省略。”
叶汉说：“那两次都是明标竞投，不过明标竞投也不是投标人面对面公开叫价，投标人是背对背的，了解各方出价的，只有澳门政府中的有关官员，我在官方有内线，初次传来消息，傅老榕出价120万，我想一炮打赢，开口180万，超过他60万。可是他在官方也有内线，听说我出180万，他也紧跟，也出180万，不比我多，也不比我少。怎么说我也要压住他，又加了30万，提高到210万，最后听说，他也加到了210万。我再也不想加了，为什么呢？你既然出价跟我，我就不怕你，同样的价码，也一样可以分出大小来，‘点数相同先为大’，赌博不也是这种规矩吗？于是等结果。结果他赢了，说是政府有规定，在出价相同的情况下，原持牌人有经营优先权。这是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从这次失败我得到了教训，教训是什么呢？我认为，只要所谓‘原持牌人经营优先权’不取消，就很难、或者就根本不可能有谁能夺到赌牌，不管谁出多么高的价，傅、高家族都会拼命跟，只要跟住他就赢了。这里面的道理大家都懂，我就不细说了。”
叶汉停了一下，接着说：“总结第一次教训之后，我认为，要想战胜傅、高家族，正面强攻是无法得手的，必须打迂回战。这迂回战的目标不是傅、高家族，而是澳门政府，或者说是葡国政府。我调查了‘泰兴’多年来的收益情况，和每年向政府上缴赌税的情况，发现了一个大问题，1937年的赌税是120万，第二年猛增到180万，后来逐年递减，而‘泰兴’赌场的利润却不断增大，这说明，政府得到的太少。此后，我历数澳门政府的业绩如何令人失望，又把其原因归咎于政府囊中羞涩，建议澳门政府提高赌税，让能力强的人执掌澳门赌业专营权。我请了两位外籍律师，拟了一份报告，并附上第二次竞投申请书，交给了政府。这一次我又失败了。开始很意外，但没过多久，我就感到合情合理了。第二次‘泰兴’胜出之后，这时傅老榕已经死了，高可宁召见我，他告诉我，他看到了我写给政府的报告，让我死了这条心，说只要‘泰兴’在，政府就不会采纳我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次，高可宁的确希望我去替他经营赌场，说过让我随意挑一间赌场，但条件是不能入股，待遇可以商量。我跟他商量个屁！我叶汉如今已五十多岁了，怎么可能再跟别人打工！我发誓这辈子哪怕什么事都不干，也要把澳门赌牌夺到手。我考虑这是一场大战，靠自己一个人怕不行，得找一个帮手，首先就找了叶德利……接下来的事情，就摆在眼前了。我就先说到这里。叶德利接着说！”
第四部分胜券在握 ”四大天王”齐携手（3）
叶汉一边说，一边指手画脚，不断地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式，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分明是命令式的口气，若是何鸿燊，即使不跟他干起来，也会不理他。而叶德利是个性格极为随和的人，他毫不在乎叶汉的态度，觉得何鸿燊加入进来，他那份投资的保险系数就大了，因此叶汉叫他发言他就发言。
“我就简单说一下里斯本的情况吧！其实，除了老霍，其他人都听我说过无数遍了。情况是这样的，我到里斯本一查，发现叶汉的两次投标申请以及后来的那份报告，根本就没有送到里斯本去，被澳门政府卡住了；接着我又了解清楚，原来葡国政府有规定，参加澳门赌牌竞投的申请人和以后的持牌人，必须具有葡国国籍。原来，叶汉搞了半天，连基本资格都不符合，他完全是白忙乎了！要不是我到里斯本跑这一趟，说不定叶汉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还在白忙乎！瞎子点灯白费蜡！……”
叶德利越说越起劲，话中半开玩笑半带刺，叶汉便坐不住了，跳起来喊道：
“放屁！谁白忙乎了？谁被蒙在鼓里？我白忙乎了吗？没有我，谁向政府写报告？没有我的报告，马济时会改变投标办法？你这是胡说八道，埋没我的功劳！……”
叶德利笑起来，他好像是故意逗叶汉发火。
霍英东总是充当“灭火机”，这时赶紧说：“行了行了！继续讨论正事。我来说几句吧！”
待大家注意力集中之后，霍英东态度严肃地说：“从叶汉和叶德利介绍的情况看，我认为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澳门政府是个穷政府，葡萄牙不会拿钱到澳门来，澳门本身也没有什么工业，屁股大一块地方，想发展工业也很困难，因此，葡国政府可能会采取长期扶持澳门赌业的政策，马济时的改革措施透露了这一点，决不能认为马济时的做法是孤立的。他希望有新的持牌人，无非是想多征一些赌税，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但也给我们出了难题。没有拿到赌牌之前，我们可以建议这个，建议那个，说得天花乱坠，为了讨好政府嘛，为了打败对手嘛，当然是要投其所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建议是写在投标书上的，是有法律效力的，一旦夺得赌牌，我们就得兑现。因此，我认为，在向政府建议什么时，一定要注意分寸，要提那种既能引起政府重视、增大胜数，同时我们又可能兑现的建议。第二，马济时取消原赌牌持有人的经营优先权，表明了他对傅、高两大家族以往的纳税情况和经营情况是不满意的，我认为，澳门政府对傅、高家族最不满意的地方，还不在于他们每年上缴的赌税太少，而是没有做到逐年有所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获得的那一大块利润，完全与澳门无关，比如傅老榕，他从澳门赌场赚的钱至今恐怕不会少于10个亿，但是他把那些钱投资到香港、美国，还有加拿大，而对澳门却几乎没有投资。澳门政府当然不喜欢这种人，为了从政策上保护开赌，政府担当恶名，好处却少得可怜。政府愿意把赌牌交给这种人吗？除非马济时又是一个贪官。第三，纸包不住火，我们的挑战行动，很快就会被傅、高家族的人察觉，为了和我们争夺赌牌，我们要估计到他们可能会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也向政府提出大量有益于澳门发展的建议。所以我们也不可过于保守。第四，也是我想说的最后一点，这就是投标时的标价问题。这个由大家来商量，我就不多说了。”
何鸿燊欣喜地望着霍英东，认为他讲得非常好。霍英东这时还未满40岁，平时并不健谈，但他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能抓住要害，关键时刻便能说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