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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称为“黄鱼车”的三轮车拉电脑者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季琦。
这是季琦的第一次创业，即使在日后功成名就之时，季琦都没有忘记这段经历。几乎每一次演讲和做电视节目，他都会提起当年蹬三轮的经历。
1992年的电脑生意是名副其实的“现金牛”，尽管季琦的客户其实就是上海交大的教师和学生，尽管经营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是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季琦和他的女朋友手里就已经存了几万元钱。已经有了几万元身家的季琦，“心里第一次感觉到生活格外的踏实”。
“大头神童”梁建章
与季琦相比，梁建章根本无须通过卖电脑赚钱来获得踏实感，因为他是一个神童。
与常人相比，梁建章的头显得稍大，所以经常被称为“大头神童”。在上海，还有一个人有这个称号，他叫邵亦波，在梁建章创业的同一年，他也做了一个拍卖网站—易趣网。
梁建章从来没有测过智商，但是在面对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没测过，但是应该挺高的吧。”这不是傲慢，而是自信。他有着智力超常的人才会有的纯净眼神，人生之路上的顺风顺水让1969年出生的梁建章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在1984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梁建章的新闻片中，这个14岁的初中学生被塑造为一个刻苦用功的好孩子：炎热的夏天，梁建章在简陋的房间里苦读，他的父亲则摇着一把蒲扇，站在一旁辅导他。
实际上，被称为神童的梁建章并不是父母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
1981年，梁建章与其他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读完5年小学之后，考入了上海育才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01年英籍犹太人嘉道理创办的育才书社，它在教育上的创新与它悠久的校史成正比。
当时的上海育才中学在著名教育家段力佩的倡导下，开始试点交互式教育。梁建章回忆：“我是中国最早受益于这个交互式教育思想的学生……老师只用1/4的课时讲课，接着用1/4的时间供小组讨论、搞竞赛，然后再用1/4的时间总结评分，最后用剩余的时间做作业。回家没有作业，也没有定期的考试，只有不预先通知的小测验。当时有很多家长认为学生回家太闲，学校就提供了众多的课外兴趣小组。我利用了这些课余时间，学习当时刚刚开始发展的计算机技术，最后确立了以电脑技术为专业的人生目标。至少在我本人身上，这样的学习方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在这里，梁建章接触到了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稀罕物的计算机，育才中学的教育理念也成为他日后从事计算机行业的直接动因。“我在十几年前刚念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到在苹果机上运行的一些游戏和教学软件。我一下子就被这些软件的神奇魔力吸引住了。印象很深的一个软件是关于引力和抛物线运动的物理课教学软件，那时我可操纵一门大炮，调节其初射角度和速度，目标是一个可移动的坦克。那个教学软件就会列出这个题目中的各个因素，并用图像和动力来分析引力、速度、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的关系，最后引导我解出正确的答案。如果正确，我的大炮就一下击中敌人了。玩过这些教学软件后，再回去看书本那实在是太容易了。教学软件是用英文写成的，于是，我的英文水平也突飞猛进了，这些教学软件为我后来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建章有机会接触计算机，还有社会背景的原因。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上海开始在中小学生中尝试开展计算机教育，最早开始这一活动的，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978年夏天，少年宫举办少年电子爱好者夏令营，请来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一位名叫朱鸿鹗的教授，给200名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讲了三个半天的编程知识，随后组织他们到高校和科研院所上机实习，结果这些学生的表现远远超出人们预料。上海的中小学生计算机教育从此开始在学校中普及。
在计算机兴趣小组里，梁建章和参加兴趣小组的高中学生同时学习计算机，他遇到不少在他看来很高深的问题，就去问父亲。父亲用高等数学帮他解答出来，还在读初中的梁建章当然看不懂这些解法，问道：“我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得懂？”父亲告诉他，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要到大学才行。
对于一个十一二岁？孩子来说，五六年的时间就像一生一样漫长，梁建章没有这个耐心等待，于是催促父亲教他高等数学。父亲由浅入深地给梁建章看了一些数学方面的书，引导他在数学方面发展。很快，梁建章就掌握了高中和大学的数学课程。
参加计算机兴趣小组，不仅促使梁建章的数学突飞猛进，而且还让他成了一个小名人。
13岁那年，梁建章开发了一个可以辅助写诗的程序，并且获得了第一届全国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媒体接踵而来，他成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神童。
1984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梁建章的新闻片中，梁建章演示了他的程序：在DOS系统单调的屏幕上，有“水”、“山”、“云”、“松”四个字，输入相应的字，电脑就能写出诗来。
一位名叫周新英的记者记录了梁建章设计电脑写诗程序的过程：“他对唐诗很有兴趣，听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也就是说，有了很强的记忆力，就可能做出美丽的诗句，于是梁建章想到计算机‘记忆’本领大（存储容量大），又有处理字符的能力，决定设计一个‘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程序，让电脑来当诗人。但要教会计算机做诗，设计者必须自己阅读大量诗词，学习韵律，懂得做诗词的方法。这样，梁建章在将近半年的课余时间中，求教老师，访问图书馆，阅读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学诗百法》《子史精华》《渊鉴类涵》和诗词格律等方面的专业书；还看了《唐诗鉴赏辞典》《诗韵合璧》《中华诗韵》等工具书；计算机知识方面，学习了《人工智能原理》《人工智能》《数据库原理》以及有关逻辑学、语言学等书籍。”
这段记录也许稍有夸大，但与实际的情况也相去不远。理工科出身的梁建章对诗词的爱好一直保持了多年，甚至他在创办公司、做了CEO之后，还自己创作对联，请人写好挂在办公室里。
功成名就之后，梁建章也曾略带得意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讲过当年编写程序的思路：“唐诗有抒情、咏景、塞外诗等许多类别。在特定类别里，一些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会频繁出现。用平均分律计算它们出现的概率，然后将其分类。将唐诗用词、用韵等语法逻辑，用严格的编程语言描述。根据所设定的题目，我就可利用词库任意排列组合，在几秒钟后做出一首新的古诗。”
梁建章的诗词修养如何，不得而知，他自己也已经记不得写过多少诗，但是他设计的电脑写诗程序，确实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写诗机器。这个收录了500多个诗词常用词汇的程序，平均不到30秒即可创作一首五言绝句，曾连续运行出400多首诗，无一重复。
第一章 回到上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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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一首名为《云松》的诗是这样的：
銮仙玉骨寒，松虬雪友繁。
大千收眼底，斯调不同凡。
另一首诗写道：
玉虹腾岭表，银汉泻童心。
山水明时意，开颜伴客吟。
天资聪慧的梁建章本来就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课程。从小学时开始，他基本上就不听课，每次开学后的头两个星期，就已经把课本全部看完，剩下的课堂时间，都是在跟同桌聊天中度过的。在初中参加计算机小组，自学了中学和大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之后，他已经没有必要按照常人的轨迹一步步走下去了。在梁建章15岁的时候，他跳过高中，直接进入复旦大学少年班。这个满是小天才的班级也未能让梁建章停留太长时间，一年之后，他又考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时代和中国机会
1989年，当23岁的季琦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刚满20岁的梁建章已经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攻读博士。但是，他发现最先进的东西并不在学校，而是在企业，于是他进入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研发部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它向超过145个国家的用户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以及相关的咨询、培训和支持服务。相比这些专业的业务描述，人们更加熟悉的是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埃里森，一个曾经辍学，被称为“硅谷狂人”的商业奇才。
关于这位“狂人”，有个著名的段子。一次埃里森应邀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他大放厥词，说道：“好好看一看周围，看一看站在你左边的同学，看一看站在你右边的同学。请你设想这样的情况：从现在起5年之后、10年之后，或30年之后，今天站在你左边的这个人会是一个失败者；右边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个失败者。而你，站在中间的家伙，你以为会怎样？一样是失败者。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优等生。”他拿自己和比尔R26；盖茨为例，鼓动学生退学，以致耶鲁大学的保安不得不把他轰下讲台。
埃里森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狂狷之气，对于梁建章这个普通的甲骨文研发人员没有任何影响。在他的同事眼中，梁建章与其他所有来自中国的员工一样，聪敏而沉静。不过，这个沉静的人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疯狂”举动。
斯坦福研究中心副总裁格兰R26；瑞斯曾说：“现在中国的创业氛围一点儿也不比美国硅谷差。”这一点，梁建章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现。
有一次梁建章回国探亲，国内火热的创业气氛和隐藏的巨大商机让他震惊。梁建章觉得，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发展机会还是在国内，所以他决定转型。结束探亲回到美国之后，梁建章申请转换到客户服务部工作，从事ERP实施。他要寻找能够回到中国的机会，而在研发中心，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出现的。
1997年，梁建章获得了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通过了甲骨文公司的内部招聘，担任中国区咨询总监的职务。他回到了上海。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是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在1997年的时候，“海归”还没有那么流行，比梁建章稍早一点回国的张朝阳说：“当时的大趋势是出国，人人都在想办法出去。这个时候从国外回来，还是会面临很多压力。”虽然没有梁建章那样顺利，季琦也曾去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读研究生的时候，季琦同当时所有做过出国梦的大学生一样，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苦读托福和GRE，冬天里上海的天气阴冷难耐，打壶热水烫烫脚继续背书是家常便饭。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并未让季琦实现他的出国梦，一直到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之后，由于妻子在美国，他才得以探亲的名义来到美国。
1994年，季琦带着一万美元，来到了美国。
斗转星移，时迁境变，工作两年之后，美国对于季琦的意义已经与读研究生时完全不同。经过两年工作历练，季琦自我感觉做得还不错，这次去美国，他是抱着看一看、见见世面的态度。他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仍然在国内。
美国给季琦的感觉，与他的想象很相似。“像我这样的人，第一没有多少钱，我带的那一万美元根本做不了任何生意；第二没有很好的学历，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在美国没人会承认你，所以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多年以后，季琦在演讲时说，自己还算是非常幸运的人，由于懂计算机，也做过这方面的生意，一个开计算机公司的台湾人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
由于工作的关系，季琦在美国认识了很多台湾人，几乎每个台湾人都对他说：你应该回到大陆，因为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按照台湾的经验，当年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回到台湾后都在政商两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留在美国的人，基本上都仍然是普通的企业职员。
这验证了季琦认为自己根在中国的想法。“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机会都已经被人占了。除非具有开创性的技术，这种技术足以在美国成为一个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