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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取和好的政策。在中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不乏“以德报怨”的先例。在中国古代，针对异域那些时常侵扰边境、觊觎中华的外族，就常常采取和亲安抚的政策，与之修好，力图免开战端。因此中国历史上，像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君主，实在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则是“昭君出塞”、“文成和亲”这样的千古美谈。
而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为了和和气气地对待别人；说话总是很委婉。有些中国人讨厌直截了当；喜欢婉转陈述；使人们往往把握不住他们的真意。许多中国人很少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多事情不好直接拒绝就婉言谢绝；不好直接接受就婉转表述；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称赞，也总要或多或少地客气一番。如果就某一问题与人家意见相左，也很少针锋相对地当场就分个是非曲直，而是多在适当的时候以婉转的方式提出，免得伤了和气。此外，有些中国人总是担心哪怕一点点的小冲突；因而说话尽量客气；举止尽量文雅；行为尽量保持礼节。
中国人“求和”的性格作用在自己身上；就是知足乐观。中华民族具有知足常乐的态度；有些中国人较富于享乐的能力；对于当前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所以哪怕在忙里也想偷闲；苦中亦要作乐。这种安分知足思想；其实是由于古来各家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所致。儒家学说既主张礼让不争，更提倡安分守命；教人安贫乐道；处之泰然。对于物质欲望；各家学派的共同原则都偏重于消极的节制；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如儒家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道家鼓吹清静无为；墨家提倡强本节用；这种克制物质欲望的主张；似乎都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其社会化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使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个人的行为倾向于社会取向；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和谐和统一；和谐成了每个人的共同愿望；也成了社会的共同要求和规范。由此一来，对和谐的追求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求和性格。它表现为，为全局着想，人们不应当过于在乎自己一己之利；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应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要求；这才是中国人的求和性格的实质。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也加深了他们的社会化性格；求和的结果和目标是社会得以和谐稳定；这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及个人的长远利益的；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使人们的利益焦点不仅放在个人身上；而且还放在社会整体上；人们关心这个社会；重视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其结果是人们的社会化性格不断得以强化；最终形成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气质特点。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0节 内敛保守的性格倾向
保守是大多数中国人性格的又一大特色。其实，无论是顺从、勤劳，或节俭，本质上均属于保守的性格。因为他们不是要为自己或社会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在旧世界里替传统尽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鼓励创新、开拓的事迹非常少，而宣扬保守、退缩以及安分守己、顺从天命的言论则非常多。中国的封建王朝里，所谓的“改革”和“变法”还真不少，有的甚至还轰轰烈烈，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变法中，只有“商鞅变法”还算成功，但商鞅本人却未得善终。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均告夭折。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保守思想在作怪。他们总是固执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得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旧中国暮气沉沉，万马齐喑。
所幸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人们正在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但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保守倾向，仍然十分严重。仔细探究起来，中国人保守性格的形成，固然是由于顺时听天、轻视人力，不愿意徒劳无益的思想使然；但大部分原因还在于习故安常，以当前一切为满足。所谓“知足常乐”，既然眼前的生活还过得去，那干嘛还要翻来覆去地折腾呢？一味指责中国人爱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怕也未见得公允，但是说实在话，多数中国人自古以来，还是比较安于现状、挺缺乏危机意识的。除非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想到要变一变；正所谓“穷则思变”；以达到“变则通、通则久”的地步。然而；儒家伦理又告诫我们一句话；叫“君子固穷”。既然君子都要能安守穷困；那还变什么呢？
中国历来的经济生活，只讲自给自足、维持现状。中国社会风尚注重保守，普遍都以“先王”、“古法”、“祖传”为最可贵，并不问它对于当前环境是否合适。因为社会趋于保守，所以人们常用“安静”、“持重”、“老成”一类的话来赞誉人，而用“好事”、“轻进”一类的话来鄙薄人。事实上，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根本是求安不求进，中国人的古训向来是“明哲保身”；既不好活动；也不愿冒险，遇事迟疑不决，没有奋斗和开拓精神。
保守的性格也影响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拿情感方面来说，中国人在表达感情时比较含蓄，保持分寸、保护感情，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在心灵深处设置厚厚的帷幕或面纱，表现得城府极深。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要求按一定的程式或规范行事。因而中国人表现感情不能像西方人那么炽烈，动不动就拥抱、接吻，而是用打躬作揖这种形式来含蓄地表达感情。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众多中国人追求保守、安定的心理，他们强烈地寻求生活的安定感，不想冒险去接受新生事物。例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中国人就重视不需太多变化的家居工作生活；缓慢地把朋友聚成圈子；并加以固定；对于异性在感情方面的交往，更注重日久生情的培养，而排斥强烈的激情；我们以互相体谅的心情对待朋友，但不知道该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我们喜欢接受一些现成的事物形态；做有一定章法或规律可循的事，对不确定的事物予以忽视或逃避；等等。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1节 中国人都有四条心
孟子是一个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的圣贤。孟子从“性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人应该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四心齐备的，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孟子的话不无道理，可以说，中国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着这四种心理倾向的支配的。后人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大善端发扬开来，最终形成“仁、义、礼、智”四大基本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伦标准和道德准则。而这些规范；几乎也处处影响着国人的行为。
是非之心
中华民族还是相当具有正义感的民族，但凡中国人都有是非之心。不管在表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鲜明地表现出来；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里，还是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的。人的行为，总要受其意识支配，根据他自己对是非的判断决定其行为的取向。可以说，人人心中有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是非之心是智的根源。人能明辨是非，便会对是的方面加以肯定，对错的事物加以否决；对善的加以嘉许，对恶的加以贬斥，进而对自己能反省、忏悔、改过、追求真理，对别人能批评、督察、忠告。社会的舆论、法律的审判，都根源于这是非之心。人有是非之心，便能不违真理，能改过迁善，社会便能天天进步。
能够明辨是非，是人类“智”的体现。所以人能通过对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体察和鉴别，而追求真理；同时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为之忏悔；从不放弃改过的努力，并且对他人的过失进行批评与督察。这才会使得整个人类社会井然有序、善恶分明、正气凛然。
是非之心，要求我们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要敢于作出抉择，一切以道义为本，而舍弃不义的行为。人们很容易面临物欲的引诱、罪恶的召唤、私心的作祟。如果我们一时放纵自己的欲望；放宽自己的道德界限，诚然可以得到物欲的满足，也可逞一时之快意。但迟早会遭到公理的遗责、正义的审判、良知的鞭挞、人民的唾弃。因此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宁愿安份守己，尽自己的力量，获取自己所应得的和所需要的。所以人有了是非之心，纵然犯了过失，他也会知道悬崖勒马，努力改过迁善。这才是“智”的表现。
羞恶之心
羞恶之心实际上就是人的耻辱观。其实这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观念，是人与禽兽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中国人在骂人的时候，有一句话最恶毒，就是说人家“无耻”。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简直就不配生于世间。应当说，羞耻感，是大自然对人的最大恩惠之一，因为它可以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人，哪怕是智力低下的人和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就在于“知耻”。一个不知耻；不懂得耻的人，就与动物没有多少差别了。孟子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耻”是道德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它是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耻意识从来都是变化多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的。不仅古时和现代的耻意识有所不同，就是同一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耻意识。至于耻辱观的起源，应该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在人类蒙昧初开时就有了。《圣经》中记载，西方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产生一种羞怯感；引发了原始的耻辱观念，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人”的生涯。
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一个人知道羞耻，哪怕他作恶甚多，也仍然是可以救药的。如果人能知耻，那他就有着向善的动力。“知耻近乎勇”是一句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但勇却是中性的，可以是刚毅之勇，亦可以是匹夫之勇。耻，可以激发起人的勇气，但这种勇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因为感到羞耻而恼羞成怒，从而激起了匹夫之勇，那就不可取了。也就是说，要做人，就必须要知耻，更重要的是要明耻，即要明确在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耻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光荣的。如果一个人心怀大志、心胸开阔，以自己的德行不高、学识不广、技艺不精为耻，那么就能在生活中培植起百折不挠；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真勇、大勇乃至神勇来，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人生之路，实现人生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私利为轴心，以不如人富豪奢侈为耻，甚至以不如人会坑蒙拐骗为耻，那就会被贪婪之欲、邪恶之心而鼓励，从而步入歧途，滑向罪恶的泥潭。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最讲求的是诚信传统，如果人皆有羞恶之心，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离诚信也就不远了。
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说穿了也就是同情心。人不同于禽兽，不可能对同类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孟子》中记载，梁惠王有一次在朝堂上，看见下人牵着一头牛走过，那头牛神色凄楚；浑身瑟瑟发抖。梁惠王问这是怎么回事，下人说，这是一头将要被用来祭祀的牛，马上就要上祭坛了。惠王实在于心不忍，吩咐道：“看这头牛这么可怜，还是把它放了吧。如果一定要祭祀，就拿一只羊来代替它好了。”老实说，以羊来代替牛，还是牺牲一物以保全另一物，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甚至还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吝啬才故意拿价值小的羊代替价值大的牛作为牺牲。其实，堂堂一国的君主，何苦去背这个黑锅呢？
还是孟子公道一些。他开导梁惠王说，大王能够这么做，已经证明心中有善端了，并不是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时眼前见到了牛却没有见到羊的可怜样。能够对眼前的事物发慈悲之心，这也就是中国人恻隐之心的体现。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了，千万不要矫枉过正。如果说因为人要具有同情心，就反对杀生害命，连肉也不忍心吃，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表现呢。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也是因为人们对猪羊之类的动物“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关切怜悯之情既然都能加诸于禽兽身上，那就更别提对人本身的关怀了。生性残忍、没有同情心的人，往往被斥为“冷血动物”，是不能为文明社会所相容的，而且迟早会遭报应。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