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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关系一方面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无论亲疏、远近；人与人之间都有关系。即使两个陌生人；也可以存在各种关系；或者同乡、同姓、同校、同龄等等。另一方面关系也特指已经有交情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情感联系；有时这种感情会使人在困难的时候互相之间提携一把。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第一种关系中有交情的一部分。因而；实际上第一层关系含义是指客观已经存在；无法变更的角色地位；如同乡、同学、同事等；而第二层关系含义是指主观上相互愿意；可以随时撤销的情感关系；尤指朋友关系、自己人的关系等等。
我们平时评价或述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指的就是第二层关系含义；即交情上的关系含义。比如说对某人关系如何是指与他的交情如何；“关系挺好”即指“交情很深”；“关系一般”即指“交情不太深”。“关系单位”即指有过交往；尚存交情的单位；“拉关系”也是指与别人建立友情；深化感情等。
其实，“关系”是个中性词。正当地建立和发展朋友关系；于朋友双方皆有利；因而中国有句古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不正常的以获取眼前的金钱、地位和其他利益为目的而买通人情；建立对等的经济交换关系的拉关系现象则不可取；它势必破坏人与人之间正当的、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使人们走向一种依靠自身处理人际关系的特殊技能获取社会地位；而不以勤劳奋斗的刻苦精神获取社会地位的恶性竞争境地。其结果必然导致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破；人际关系被替换成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普遍地看重关系；有了关系才好办事。大多数中国人也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关系网；因为有了关系；犯了错误可以不受批评；甚至违法犯罪；也会不受惩罚；或者能减轻惩罚。这样一来，法律和规章制度在关系面前便往往会失去威严和庄重。“拉关系、走后门”就是通过建立不正当的关系；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逃脱规定的义务和处罚；并使关系双方同时都获利的腐败现象。大多数“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关系”双方而言；两者都可从中得到好处和便宜；而损害的却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是社会的公共利益。
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根据相互之间的交往程度和熟悉程度；也就是相互之间关系程度；分为陌生人、熟人和朋友三类。陌生人是指没有交情的人；熟人是指有一定交情；但感情不深的人；朋友是指双方之间有深厚情谊的人。大多数为了更多地被人理解和接纳或者是更迅速地建立各种关系；也即建立与别人的交情；通常愿意以朋友相称；诸如“见面就是朋友”；“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三次见面就是好朋友”等等；因此；“朋友”的概念已经泛化了；它不再仅仅指具有深厚交情的人；而泛指一切自己希望与之交往的人。原来的朋友也就用“好朋友”、“真心朋友”等代替了。所以；朋友的称呼有时被人们看成是人际关系的代名词；不再具有原先“有交情的人”的含义。相应地；“朋友关系”的含义也极为不明确；或者是指一般认识的人；或者是较为熟悉的人；或者是有密切交往的人；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等等。它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便具有了不同的含义。
因为“关系”的不同；即感情深浅的不同；人们习惯于把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自己人”是指关系不错、感情较深的人；“外人”则指没什么关系、没有交情或者感情很浅的人。在有了“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之后；人际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通常给予“自己人”和“外人”不同的态度、待遇和评价标准。
对自己人；他们的错误我们可以谅解；他们的遭遇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困难我们会帮助克服。我们处处给予自己人方便；对他们可以不按规范行事；对待他们总是用更宽松的标准去作评价和判断；不去计较他们的言辞和行为。相反；对于外人；我们总是不能容忍他们的粗鲁无知；不能给他们一丁点好处；在他们面前总是公事公办；严格按规章制度行事。对他们的痛苦和悲伤；我们置之不理；甚至是幸灾乐祸；我们常以苛刻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大多数中国人对待自己人和外人都有强烈的反差；虽然人们对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不是划分得很清楚；但根据与他人的关系程度去有差别地对待他人却是绝对的。对关系好的人；则好好对待；对关系不好的人；则一般对待；甚至是无礼对待。在《韩非子》里面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智子疑邻”；生动地说明了关系的亲疏远近影响着人们判断事物的态度。宋国有个富人；因为雨把他家围墙淋坏了；他儿子和邻居提醒他注意防盗。但宋人并未听从；结果夜间果然丢了东西。那个宋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挺聪明；却怀疑偷东西的是邻居。
根据关系亲疏的不同所做的差别待遇；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特征和观念；多数人都是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而且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一套观念体系。因人而异地执行法令、规章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那些享受优惠待遇的人；会心生羡慕；但不会愤慨不平。遇到别人把自己当作外人而照章办理之事；也只看做是时运不济；缺乏背景与机会。有朝一日；自己一旦握有权势；自然也会通融亲人或密友；因而；靠“关系”办事成了孳生特权的温床。在“自己人”之间；许多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在自己掌管的权限之内；互开方便之门。上车不用买票；看病不用挂号、排队；办手续自己人优先等等。如果对内对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这样的人往往会被视作“六亲不认”、“不通情理”而受到他人的鄙夷。
故而；中国人是一个很重视关系的民族。中国人一方面自己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另一方面也能容忍别人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只要别人在利用关系时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行。
在这种强调“关系至上”的社会中；很多人忙于应付各种关系；建立各种关系；发展各种关系；因而“会拉关系”的人成了有本事的人；出现了“关系学”。在中国；一个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简直就无法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关系广泛”；尤其与政府及其他要害部门“关系广泛”的人通常能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地位。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6节 为人处世之道
中国人处世之道及其行为方式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思维特色与文化个性的重要表征。那么，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有哪些特征？我们从中可以借鉴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概括起来说，无外乎“尚德贵和”四个字。也就是说，为人要崇尚德行、注重和谐，遵循传统的伦理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人主观的、为我的规范）。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仁、智、勇（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为人之德上，其主要范畴有“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的处世观念，体现了浓厚的尚德特征。
另一方面，与人交往，要以德待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还表现在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德行为先。其具体表现为：
★ 宽厚待人。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的原则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以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通俗地说就是要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 礼让。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使人际关系和谐融洽。 老子十分赞赏“水”德，就是因为水能“甘居下地、与世无争、柔弱无形而澎湃不已”。这正是“夫惟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谦和礼让精神。
★ 以诚相待。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就是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小人；也十分鄙夷那种巧言令色、阿谀逢迎之辈；以为他们都是居心叵测。
★ 守信用，重承诺。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中国守信用的模范人物是《庄子》里的人物——尾生。这位仁兄和他心爱的姑娘在某座桥下幽会，不料姑娘还没有来，潮水却来了；很快河水暴涨，尾生为不失信，却不肯离去，终于抱着桥栏杆溺死。当然，尾生这样为守信用却失掉性命的情况，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守信”的推崇。
★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中国人立身处世；从来都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提倡要设身处地多为对方着想。多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而不是把自己的立场或观点强加给别人；这正是谦谦君子的作风。此外；多数中国人也有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当自己发达以后；往往不忘提携同道之人；使大家都沾到好处。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广阔胸襟和博大情怀；能促进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