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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寻找翻译或司机职位的广告，也经常有记者招待会的通知。
去这两个地方找新闻，就像小时候在农村淘落地红薯一样，有时能淘一大篮子，有时却空手而归。
这天，我来到穆斯塔法饭店，想去参加那里的国际安全部队的每日吹风会，来到门口却发现，玻璃上贴着一张致每位记者的通知：致所有记者，今天1月28日上午11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阿富汗中央银行举行记者招待会。我马上坐出租车向阿富汗中央银行驶去。来到中央银行，记者招待会大厅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大概中央银行把所有家底都搬出来了，破旧肮脏的陈年沙发摆了好几排。沙发各不一样，高低不平，不伦不类，像在会客室。但这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的气派，在别的政府部门，连这沙发也没有。法新社、华盛顿邮报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已经到场。一个个子矮小的男子从侧门出来和大家握手。他说自己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布杜尔·非拉特，问大家是什么单位的，然后就开始问：CNN怎么没来。路透社的福克斯说，大概大家都不知道。
非拉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在喀布尔可不常见。非拉特问福克斯住哪里，他说是租的房子。非拉特以为大家还都住在穆斯塔法旅馆和洲际饭店，所以只是在这两个饭店门口贴了通知。法新社的布莱恩告诉我，他和我是一样情形，也是穆斯塔法门口看到通知才来的。非拉特问大家可否去叫人。于是，福克斯和布莱恩等人就出去了，时间已经是11时30分，非拉特说记者会在12点举行吧。
过了大约20来分钟，他们领来了一些人，福克斯只是领来了路透社的摄影师，非拉特问布莱恩：CNN的记者来了吗？他说：只找到了BBC的记者。最后大家建议还是改明天吧。于是，矮小、瘦削的非拉特又蹦跶着进了侧门，和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会儿，出来向大家宣布，记者招待会改在明天。非拉特在美国留学，在美国工作多年，所以这家伙只认CNN。
这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官员出来了。我们几个围上来，大家开始问问题。BBC的话筒对准世界银行官员一直问问题。BBC的记者一走，我连忙凑上去。我问阿富汗重建需要多少资金？他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说一年需要17亿美元，之后又谈了阿富汗重建等面临的各种问题。采访回来后我写了一条独家新闻。
塞洛高地静悄悄——德国战后60年的反思路
站在德国东部塞洛高地的苏联红军墓地前，我们似乎听到了60年前的隆隆炮声，似乎看见了弥漫在这里的滚滚硝烟。
1945年4月12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视察塞洛高地防线时，发出他此生最后一次吼叫：“我们要坚守对俄国的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到我们的屁股为止。”塞洛高地海拔并不高，但这里是首都柏林的天然防线，一旦苏军攻破这道防线，柏林就在眼前，因此它也是希特勒的最后防线。德军在此集中了最精锐部队，决心孤注一掷，血战到底，宁肯让英美军队占领柏林，也不向苏联红军投降。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卡纳纳斯基斯——静悄悄的战区（4）
这是苏军攻克柏林的最后一战，也是最艰难的一战。
4月16日凌晨3点，苏联红军密集的探照灯突然开亮，汇成1000多亿度的电光，把塞洛高地照得如同白昼。几乎同时，苏军4万门火炮同时开火，塞洛高地成为炮火的海洋……
今天，苏联红军的纪念碑巍然耸立在塞洛高地的最高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森林里开满了色彩纷呈的鲜花，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幽寂的氛围里不时传来阵阵鸟鸣。纪念碑下是苏联红军墓，那里葬着当年牺牲的一部分苏联军人，从墓碑上的文字看，年龄最大的46岁，年龄最小的才只有19岁，他们为了和平，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永远不能回到祖国了。
经历过炮火洗礼的塞洛高地寂静、安谧。和平的脚步已经在这里驻足了60年。在博物馆外，游人可以看到当年双方的主战坦克、军车和高射炮，虽然它们被刷上了崭新的绿漆，但却已经如同一堆废铁，失去了当年的威风。战争的魔影，越来越远。
苏联方面指挥这场战役的是赫赫有名的朱可夫元帅，德国方面则是以打防御战闻名的海因里希上将。据博物馆的负责人介绍，现在惟一还能看到的战场遗迹，就是朱可夫的指挥哨所和防空洞。
从塞洛高地驱车向东南方向行走10来分钟，就到了一个名叫莱特威纳的小村庄。朱可夫元帅的指挥哨所就在附近。村子里静静的，看不到行人和车辆，也找不到路标，最后在一家虽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但仍然只有老板的饭馆，老板热情地给我们指路。
指挥所在村头的斯波恩山里。顺着小村的主路向山坡上走，柏油路变成石子路，石子路变成土路，土路前方最后有一条木棍挡住了去路，禁止车辆前行。山路只有一米来宽，好像没有人走过，路很平缓。山是土山，偶有岩石。每到出现分岔时，就会出现棕色的简易小木牌，上面写着“去往朱可夫指挥所”。
山路继续向山间蜿蜒，两边的树越来越高，最高的能有三四十米。两边地势高了起来，小路变成了山谷，路两旁的树后面不时有大大小小的深坑，大的足以容下100来人，看来这就是当年苏军的战壕。现在里面落满了树叶，长满了青草。
空山不见人，但闻鸟鸣声，不时有一些小飞虫碰到脸上。阵阵山风不时在林梢发出呼呼的声音。
原来想着这么一个历史古迹，应该有一些游客来参观，应该有像样的纪念馆，应该有用过的枪、地图或者望远镜等等，至少应该有条像样的路。然而没有，一切都没有，这里有的只有植物、飞虫、大自然。战争离这里太遥远了。
这么想着，继续沿山谷间的小路前行。简易的小木牌又出现了，上面说：“朱可夫指挥哨”。我们沿着向右岔出的小道爬上山坡，尽头有一坑道，坑道四周用圆木砌成，固定圆木的铁钉已经锈得不成样子。坑道有一人来深，坑道前面是悬崖。
坑道旁边有一个像报刊栏的木牌架。上面有朱可夫手持望远镜的照片，以及朱可夫回忆录里面的几段文字。照片和文字都有些发黄了。
在指挥哨周围，每一棵大树后都有一个大坑，估计这是保护元帅安全的士兵们的战壕。从指挥哨往回走，下坡20来米，是朱可夫元帅的防空洞。这里只剩下一个门洞，而且全部用原木条封了起来，木头上长了绿色的苔藓。直到70年代，这个洞还可以进人，但后来面临塌方的危险，最后还是被填实了。
门洞外也有一个简易的“报刊栏”，里面有当年这一带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当年树还很小，今天它们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年也很冷，朱可夫本人和士兵都穿着军大衣。当年打仗时也在春天，却比今日冷得多。沧海桑田，气候变暖了。
在前线指挥这场战役的还有朱可夫元帅的副手崔可夫元帅，1945年4月初以来他一直在这个指挥所。据他回忆，4月15日的夜晚特别漫长，他在等待着决定性的一刻，等待着向德军发起总攻。黎明前，朱可夫元帅来到了指挥哨，在这里和将士们分析敌情。16日凌晨，朱可夫在防空洞焦急地等待着。他不停地看看手表。莫斯科时间4点57分，柏林时间2点57分。朱可夫和大家走出防空洞，来到观察哨，他望着大雾笼罩的德军阵地，神情严峻。他又看了看手表，刚好5点整。
“同志们，现在总攻开始！”朱可夫发出了命令。
然而，德军上将海因希里神机妙算，他已经判断出苏联红军会在这一天发起总攻。所以在15日晚，他已经命令德军向后撤退，苏军30分钟的密集炮火大部分落到了德军撤空的战壕和掩体里。苏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塞洛高地进军，遇到了德军顽固抵抗，苏军伤亡惨重。朱可夫元帅只好放弃当天拿下塞洛高地的计划。4天之后，德军终因寡不敌众，落荒而逃。
在短短4天时间里，苏军共投入90多万军队，3100多辆坦克，德军则只有12万军队，坦克仅有300辆。在双方交战的第一个昼夜里，苏军共向德军发射炮弹1236万发，大约有2450车皮的炮弹，近10万吨钢铁。整个战斗中，共有3。3万名苏联士兵、1。2万名德国士兵和5000名波兰士兵在此阵亡。
而今，当地居民每年都会从这一带挖出大批武器弹药，仅2003年，这一地区新发现的枪械弹药就多达36吨，而在整个勃兰登堡州2003年共发现了788吨军械。塞洛高地博物馆负责人格尔德·乌尔里希·赫尔曼一语双关地告诉记者：“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人打扫战争的垃圾。”
从莱特威纳村到塞洛高地，是一片片绿色的农田，不时有一条条清清的小河，一座座明媚的小村庄。这里风景如画，这里和平、安详，这里永远不要战争。
德国战后60年的反思路
德国不仅在打扫着战争的垃圾，也在提醒着战争的磨难，战争的警钟在德国大地长鸣着。
在德国，各种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志性建筑随处可见。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德国政府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反思历史，悼念无辜的受害者。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在德国的心脏，在有德国“天安门”之称的布兰登堡门的旁边又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这与日本对待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0年来，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反省。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战争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纳粹灭亡后的“历史零点”，走出了耻辱，走进了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有过一个艰难的过程。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年，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主要还是停留在学术范围内。1951年9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1949年9月和1954年6月，联邦德国议院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甚至连一些直接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卡纳纳斯基斯——静悄悄的战区（5）
60年代，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反思。196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德国公众的广泛兴趣。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即1965年，时任联邦总统海因里西·吕贝克在贝尔根贝尔集中营解放日发表讲话，从此德国才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战后的年轻人责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1970年，德国时任总理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尤其是1979年那部震撼德国人心灵的电影《大屠杀》，使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通过公开的、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具有转折性的标志是，在198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把我们大家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这是一次重要的飞跃。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不仅仅是认罪、忏悔和道歉，而且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联邦德国成立后即开始退还纳粹没收的财产，赔偿受损失者。1952年，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在以色列索赔大会上签署了卢森堡协议，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和曾经收纳大量犹太人的以色列赔偿。1956年，联邦议会通过了国家社会党（纳粹）受害者赔偿法，400万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赔偿。2001年6月，德国议会批准成立资金为45亿美元的基金，用来赔偿纳粹时期被迫为德国企业卖苦力的劳工。6300多家企业为这项资金提供了捐助。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达1040亿美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场灾难的见证人健在的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