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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罗林斯卡娅．斯杰凡尼娅，一八八三年生，别洛斯托克人，波兰小贵族出身，毕业于女子中学，从事时装业，战前开过一家不大的时装店，店铺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便被烧毁了。敌人占领期间，她住在利达市，以缝制妇女时装糊口。她的丈夫比她年轻十岁或者十二岁，民警局军官特别提到了这一情况。
在我们谈话的那个宽敞的房间中，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我来得及暗中记住的是三个人的相貌，这是我挑出来记住的。
在高高的河岸上，一位表情严肃的老人肘部撑在地上半躺着。我一点也不费力地认出了他，这是皮尔苏茨基。在女主人这样一些上了年纪的波兰人看来，此人差不多是一位民族英雄。
另一张照片是一位花花公子，他站在一只被击毙的野猪旁。这是一位留着小胡子，头发梳得很整齐的男子，他穿着猎装，手持猎枪，身上挂着子弹袋，一副纨绔子弟特有的那种自我陶醉的神气。我想，这就是女主人的丈夫……塔杜施．戈罗林施基先生。
另外两张照片是一位少年的留影。这位少年有一副忧郁而又陷入沉思的表情，显然，这是女主人的儿子，他好象是在华沙附近的德军占领区从事地下斗争。
戈罗林斯卡娅夫人敢于把皮尔苏茨基的相片挂在气墙上的这一举动，使我对她所说的一切更加相信了。她说的话在许多方面我都是相信的。只有一件事令人费解：尼可莱佐夫和冼佐夫这两个人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我们身边溜掉。
戈罗林斯卡娅夫人令人肃然起敬，不仅如此，她甚至十分招人喜欢。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位迷人的、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毫无疑问曾经是一位出众的美人，她的丈夫却是一个普通的监狱看守。据说，他是个没有文化的糊涂虫。除了喝酒和打猎，他在生活中不知其它乐趣。不过。塔杜施先生在一九三九年同德国人作战时牺牲了，是抱着爆破弹扑到坦克履带下死去的。据警官说，人们一提起他就象谈起一位英雄一样。
“一般情况下，您让军官们住哪个房间呢？”我问道。
“住这个房间……请先生看看……”
我们走进刚刚收拾过的很干净的房间，床上铺着没有用过的洁白的床单。粗地毯就是从这里搬出去挂在木栅栏上的。桌上的烟灰缸里连一个烟头和一点烟灰也没有。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房客留下的任何痕迹了。
这时，那个站在毗邻的院子里的老太太（她还站在个房间窗前的菜园子里），一见到戈罗林斯卡娅便又生气地用波兰话嚷起来了。大尉倾耳听了片刻之后，便朝我作了个手势。我虽然很想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但无法听懂。
“请先生原谅，”戈罗林斯卡娅微笑着道了声歉，便朝外说道：“太太，您就别生气啦。为了那么一件小事，您已经抱怨了整整一个小时啦。”然后，她转过身对我们微微笑了笑，抱歉地说道：“请先生们原谅。”
“噢，”我不慌不忙地打量了一下房间说道，“两个人住，条件很不错嘛。”
“太可以了。”大尉装模作样地在笔记本里记着什么，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也只住过两个人……那么我就记下来了：房间敞亮整洁……多少平方米？”
“十二。”女主人说道。
老太太在院子里继续骂大街，于是，我就故意往窗外看。
“请先生们听一听，她多么激动。”戈罗林斯卡娅尴尬地微笑道。
“那里出了什么事？”我问。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又不是强盗，而是两位军官。把菜园子踩坏了，有什么了不起……半夜里，天还太黑嘛！”
“把菜畦踩坏了……”大尉对我说。
“他们是穿过她家的院子走的吗？”
“不错！……从那里走离市中心近些。我有什么过错呢？……也许是由必要这样做……他们都是军人嘛！……”
有不少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回荡着。我很想知道那些在司令部那里以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名义进行登记的实际上是何许人，不言而喻，我还想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这座房子里都干过什么，说了些什么，而且为什么他们要在半夜穿过邻家的院子溜走，那个穿雨衣的铁路员工又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同这两位军官是什么关系。
我还想知道许多情况，并想同戈罗林斯卡娅夫人谈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只能打听一定范围内的问题，只能打听作为一个检查军人们在私人住宅留宿情况的司令部军官应该了解的问题。
我们已经走出了那个房间（我跟在大尉后面跨过门槛，思忖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路过厨房时，我突然由于激动，几乎连气也喘不上来了：在厨房角落的瓷砖壁炉旁边，在垃圾箱上一个扁平形状的簸箕里，我发现了一团揉皱了的玻璃纸，是我很熟悉的一种包装用的玻璃纸……
第37章 塔曼采夫
埋伏的第一夜过得很不舒服，时间过得非常之慢。
傍晚时，我们全身就已经湿透了，既无处烘干衣服，也无处取暖，直到早晨，我们待在灌木从中发抖，象落汤鸡一样。
当天色渐亮时，我们悄悄地走进巴甫洛夫斯基的房子。这座被封闭的大房子有间大阁楼；它离尤莉娅．安托纽克住的木屋大约有一百米远，站在阁楼上可以清楚看见周围一切通到这座房子的道路……也许任何走近它的人都不可能不被发现。
我们把军装挂在房檐下晾着。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找了些破旧衣物裹着身子睡熟了，我拿着望远镜躲在已经用木板封闭了的阁楼上。
尤莉娅．安托纽克的小木屋从这儿看起来非常清楚。很难设想还会有比这个地方更理想的监视点了。我决定这么办：白天我们就待在这里，天一黑就回到木屋附近，躲进两侧的灌木从。
上午由我负责监视。尤莉娅．安托纽克在房前干家务活儿，扫院子，抖动着已经脱了毛的熟羊皮，用一把看来她拿不动的生锈的斧子劈木柴。然后，她拿着篮子到巴甫洛夫斯基家的菜园子里挖了许多土豆。到这里来刨过土豆的还有斯维里德，有时是卓菲亚．巴西亚达以及别的人。于是，我暗中盘算着，待天黑时，我们也不妨到那里弄一桶土豆来，可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把这些土豆煮熟呢？
我发现，尤莉娅虽然穿得褴褛，脸色忧郁，但即使从远处也不难看得出来她是个美人儿，她身材匀称，富有女性的温柔，或者正如俗话所说，有使男性喜爱的某种女人的特点。
她的女儿是个很有趣的小女孩儿，活泼好动，一直在屋前玩耍，唱着歌儿，不断地在搔痒痒，但是，这丝毫也没影响到她的情绪。如果阁楼上的这些跳蚤就已经把我咬得不可开交，那么，跳蚤在那边将会猖狂到何种地步是不难想象的，在有泥地的房子里跳蚤是非常多的。
由于她没有饲养任何家禽和家畜，甚至连只猫或母鸡都没有，安托纽克的家远看上去不仅显得一贫如洗，而且荒芜不堪。我甚至发觉自己也在同情这个傻丫头了。她由于糊涂，不知跟什么人生了个孩子，她的生活因此而更加悲惨。我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小女孩儿的面孔之后，觉得这孩子的爸爸完全有可能是个德国人，小女孩儿同巴甫洛夫斯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这是根据对巴甫洛夫斯基相貌的特征和他的几张照片做出这一判断的。
在离这里大约三百米远的地方，是斯维里德家，我又用望远镜看了看他家的木屋、驼背本人和他的母亲、妻子。
驼背满脸凶相，令人讨厌，我觉得，他的家人都怕他。他一大早就起来干木工活儿，往木棚子上钉钉子（从那边传来了敲打木头和铁片的声音），然后，他就套上马车，把铁犁放在车上，到什么地方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就提着一个奶壶和一个白布包袱走进尤莉娅家，只待了一会儿她就回家了。我发现，她去找妹妹时，半路上有两次曾偷偷摸摸地回头张望，而当她离开妹妹之后，她还揩着眼泪。
中午，我推醒了福姆岑柯，命令他要在十六点钟叫醒我，并把进行监视的任务交给了他，然后，我就在他睡过的地方躺了下来。
我们将在几昼夜、也许是几星期之久的这段时间内在这里抛锚了，我们要在海滩上等待好天气，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就象钓鱼，你永远无法知道那鱼儿何时上钩。而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我甚至怀疑对方会不会上钩？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使我很不安。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巴甫洛夫斯基同我们正在搜查的敌特小组有关系。他是偶然出现的，当然，抓住他也是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同时可能会放过主要目标……搜查呼号为ＫＡＯ的敌台，即捉拿“克拉夫佐夫”和“公证人”等特务。到那时，上级将唯我们是问，而且还可能要大兴问罪之师！
我力图使自己对这一切采取平心静气的态度，但是……
他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呢？大尉的估计在许多方面我是不以为然的。一如既往，他总是夸大人性的因素。我跟空投特务们打交道已经三年多了，他们一向是顽抗到底的，不过，我却从未在他们身上发现过什么感情。他们都是些能够用亲娘的肉做香肠的人，而大尉却强调什么他父亲的命运啦，孩子啦（还不知是谁的种哩），还有什么（真是大惊小怪）女人。大尉被抒情诗迷住啦！顺便说一句，要找女人也不一定非到这个村子里来不可，那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点不成问题。
不过，我们算老几。我们的任务不过是公鸡打鸣，管它天亮没天亮哩……
第38章 波里亚可夫中校
他到戈罗德诺市要处理好几个案件，而“道奇”牌汽车被盗和司机被杀害一案并不是他要办的主要案件，然而，波里亚可夫却正是从这件案子着手的，部分原因是汽车营就在他路过的近郊区。
一大早，还在离开利达市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汽车找到了，这是他给反特局打高频电话时知道的，反特局在电话中向他回报了前一天在方面军的前线和后方发生的主要事件。
他当然也可以责成下属办理这一案件，但自从阿廖辛小组在斯托尔布兹附近发现了“道奇”牌汽车轮胎的痕迹以后，六天来凡是与这一牌号汽车有关的情报都特别使波里亚可夫感兴趣。
汽车营的营长是位红头发少校，不知他什么地方有点象拿破仑，而汽车连连长是一位带骑兵帽的英俊的大尉。他们对反特局的中校突然来访一事有点惊奇，便立即把中校领到孤零零地停在一边的汽车跟前，这辆汽车好象正在等人来检查似的。准尉技师是位满脸伤痕的人，而反特局特派员是一位上尉，此人面颊刮得干干净净，衣着整洁，一身香水味，也许是花露水味。他们也都立即被叫到现场。
“……汽车被发现时是正在行驶着的，油箱里还有三十公升汽油。”连长向波里亚可夫汇报道。
“是谁发现的，是在什么时间发现的？”
“是本地居民发现的……显然，也是他们报告了利达市当局……而昨天，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把这件事通知了我们。”
“是谁把汽车运回来的？”波里亚可夫朝固定在车斗里的长凳子下面望了望问道。他边谈话，边仔细地观察着这辆汽车。
“喂……准尉。”
波里亚可夫转身叫了声准尉，准尉立正站在他面前。
“稍息……请你谈谈经过吧。”
“是在离这里大约四十公里的地方……”准尉说话非常吃力，他没有门牙，显然舌头也受过伤，说话时口齿不清，也很困难，他急得满脸通红。“在那边，在村后头……有一片小树林……喏，我们找到了它，”准尉指了指汽车，“孩子们都看热闹……我坐进汽车……完好无损，我就把车开回来啦……”
“司机被打死了吗？”为了不使准尉为难，波里亚可夫转过脸去看大尉。
“是的，”准尉答道，“司机是在公路边上找到的，这辆汽车是别的汽车连的，我们是接到野战医院的通知之后才知道司机被打死这件事的。我到医院去过，但没让我见司机。那位女医生说，司机失去了知觉，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以后他们再把证件寄来。”
“什么证件？”
“死亡证明书。”
“证明书归证明书，是谁把司机埋了的？”波里亚可夫在车斗里捡起一块揩油抹布，仔细地研究着。
“是他们自己埋的。”
“汽车营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