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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自己埋的。”
“汽车营再也没人去过医院吗？”波里亚可夫朝军官们扫了一眼睛，吃惊地问道。
“没有。”大尉有点儿内疚地答道。
“是啊……这叫死了马克辛，扫地又出门嘛……”
“我们都忙得要命……”少校没有把握地辩解道，“都正在执行司令员下达的紧急命令。”
“命令，当然是要执行的……”波里亚可夫又看了看汽车座位，沉声道。
波里亚可夫心里明白，他自己的样子长得既不好看，又没有军人的风度，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口齿也不太清楚，又是个倒霉的、不可救药的慢性子。他这个人看上去其貌不扬，没有一点军人应有的气派。不过这些并不使他难过，恰恰相反。他从来也不跟下级军官，甚至也不跟战士们和军士们拉拉扯扯，但平易近人，就好象他们都不是在军队中服役，而是过着普通老百姓生活，因此，一般来说，人们同他谈话时毫不拘束，肯同他推心置腹地谈话。
但是很明显，汽车营的这位少校和这位英俊的大尉都是怕他的，都在等着即将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在这件事情中，只有反特局的特派员应该受到责备，甚至处分，然而，这个特派员也完全无动于衷。
“没发现一滴血，没留下任何痕迹……”波里亚可夫对特派员说道，“古谢夫的伤势究竟怎么样？是怎么打死的？凶手是什么人？……如果您没能调查清楚，也该问一问吧。而您甚至连医院都没去。”
“我现在就去。”上尉欣然表示同意并提出这一建议。
“您应该在一星期前就去。”波里亚可夫很反感地说道。
令他生气的是，在前线汽车营里，在大家连续几夜都不能睡个好觉，几昼夜都离不开方向盘的时候，不仅排长，甚至连长和营长都要亲自开车（这一点从汽车营这两位军官的双手和装束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在这样的地方，竟然有一个穿得干干净净、满身香水味儿的人，一个袖手旁观者，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旁观者竟然是他的同行，反特局的特派员。人们根本不可能要求特派员去修理发动机，而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却又一窍不通，什么事情也不干。
在离汽车大约三米远的地上，波里亚可夫发现了揉成一团的玻璃纸。他走过去捡了起来，问道：“这是什么？”
大家都看了看，准尉说：“这是车斗里的……是我扔出来的……垃圾。”
“是从这辆车的车斗上扔下来的吗？！”波里亚可夫又急忙问了一句。
“是的。”
波里亚可夫把纸团展平，看了看，在手掌上擦了一下，皮肤上留下了油迹，于是，他单独问上尉道：“这是什么？”
“您指的是玻璃纸吗？”上尉看着玻璃纸，犹疑不定地说道。
“是呵……六十毫米乘一百九十二毫米大……您对此能说些什么？”
上尉无言可对，耸了耸肩。
“一般来说，这是用来包装一百克一分的猪油的玻璃纸，是德军向自己那些空投特务供应的猪油。”波里亚可夫解释道。
大家把中校围在中间，很感兴趣地看着这张玻璃纸。
“但是，这种包装的猪油，有时也供应给德军作战部队……空军和海军的伞兵部队。”波里亚可夫补充说道。他把捡到的这张纸放进自己那个飞行员用的大背包里，向准尉说道：“从这辆车里还往外扔过什么？”
“再也没扔过什么。”
“请你开动一下汽车，然后把轮胎的痕迹拍摄下来。”波里亚可夫转身对上尉命令道。“要至少拍六张十八乘二十四毫米大的照片。”
“我们没有照相师。”上尉不动声色，甚至有点儿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说道。
“这我不管。”波里亚可夫突然以用他那知识分子的温和模样截然相反的粗暴声调打断了上尉的话。“您找人来拍照！要在十八点以前拍好照片……还有，请您带上十名机智的战士同准尉一起立即出发，到扎波洛契耶去，检查一下发现汽车的那个地区和附近的一切通道。要仔细检查每一个树从，每一棵小草！要找当地居民谈谈，也许有人看见过，是什么乘坐那辆汽车来的，也许有人看见了，记住了他们的模样……今晚要详细向我汇报您所了解到的情况……你们行动要谨慎！……”
第39章 阿廖辛
“太太，请您告诉我，”我对戈罗林斯卡娅说道，为了掩饰我自己的激动，我故意微笑了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她转身看看我指的地方，即炉子旁边的那个墙角。
“是这个，”当我俯身捡起玻璃纸团时，又发现了垃圾下面的第二个玻璃纸团。我把两个纸团都捡起来了。
“这是……那两位军官的。”她指着昨天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住过、如今已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说道。
我把纸团展平，认出是猪油的包装纸，大小也符合，于是，我一下子就觉得喉咙发干了。
我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同戈罗林斯卡娅太太谈话了，因为在这以前，保密措施使我无法谈及实质性问题。我让大尉回去了，请这位太太一起到大房间里谈话，我们都坐作桌旁。
“太太，”我说，“您能不能不向别人谈起这件事情呢？”
“能啊。”她莫名其妙地一会儿看看我的脸，一会儿又看看那两张揉皱了的玻璃纸。
“我现在要把实情告诉您……”
“叶日！”她喊了一声，脸色立即变得苍白。
“请您不必担心，太太，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关于您儿子叶日的消息。”为了使她安静下来，我甚至握住了她的手。“我要把实情告诉您……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答应对我们这次谈话保密吗？”
“我答应。”
“我们认为，您和您的一家人都是波兰的爱国者……您的丈夫在保卫波兰时牺牲了，他死得象一位英雄，而您的儿子则正在同占领军进行斗争……波兰人和俄国人都正在与共同的死敌作战……”
我本来想同她按照人之常情坦率地谈话，结果我说的都是些公式化的官腔和陈词滥调。由于昨天一夜未睡，而现在时间又非常紧迫，也许还因为我总在不自觉地想尽量快一些解开这个难解之谜……我便不由自主地打起官腔。
“华沙，”她说，“华沙怎么样了？”
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知道华沙起义了，是国民军司令部发起的起义，但参加起义的波兰人有几十万。华沙市内的残酷战斗已经进行到第三周，实际是手无寸铁的人们在抵抗着德寇的坦克、飞机和大炮的袭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亡。
这几天，人们多次问起我有关华沙的情况，他们大部分是波兰人；我主要是从一些少得可怜的报纸消息中了解到起义的点滴情况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说不上来。
“华沙发生了起义……正在进行巷战。”
“叶日在那里……”她的声音发抖，两眼含泪。
果然不错，被我猜中了！
“我们祝愿他会活着并且健康地返回故乡……”
我停了一会儿，才接下去说道：“我们都正在与我们的共同敌人浴血奋战，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您对我们的帮助……您这样做也不仅仅是帮助我们，也是帮助您的儿子和一切波兰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由于激动，她说了一句波兰话，并且泪如雨下。我递了一杯凉开水给她，她一饮而尽，有手帕揩去眼泪，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使自己安静下来。
她沮丧地坐在我面前，无精打彩，她那看似年青的外表和故做妩媚的姿态一扫而光。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为了自己的独生子生死未卜的命运而忐忑不安的母亲，是一位由于本国同胞正在流血牺牲而悲伤的波兰女人。
常有这样的情况。有时，你同陌生人的生活发生了联系，看见别人在受苦，你想安慰他、鼓励他，但是，良心要求你：还是让这个人独自待一会儿吧。然而，你仍然不得不向他打听各种情况，以前取得你所需要的情报。我们干的这行工作真该死，没有比这行更糟的工作了。
等她稍微安静下来以后，我便言归正传，说明了这两位军官为什么引起我的注意。开头她吓了一跳，在她家里居然住过强盗，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她又急忙拿出了司令部批准两位军官在她家留宿的证明。我说，他们不是强盗，不管，他们也没有权利在这一带采购农副产品，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她为他们找了个“投机商人”的头衔。对她来说，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可以理解了。私商、采购，然后转手倒卖，这类现象在刚刚解放了的利达市和西白俄罗斯一带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的。因此，在她看来，他们是投机商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事实。
她痛快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关于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一切问题，无疑，她对我是毫无保留的。
这两位军官只被批准在这里住五天，他们在她家里住了四天，有一天晚上不知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两位军官是一大早，即大约六点钟离开她家的，天快黑时他们才回来，都已经疲惫不勘、风尘仆仆了。她认为，他们这是搭车到附近各村庄办事去了。军官们擦过皮靴，洗过脸，吃过晚饭以后，便马上躺下睡觉了。
两位军官没跟她聊过天，只在必要时才跟她谈话，而且只是那个大尉出面跟她谈话。举个例子说吧，头一天晚上，大尉问过羊和猪的价钱，还有农副产品、煤油和德军军装的价钱。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农民，都把军装染成别的颜色，用它做衣服穿。戈罗林斯卡娅听他们说，几天前他们曾逛过巴兰诺维奇集市，他们对比了该地同本地的物价。
两位军官颇有礼貌，待人和气，请她吃白糖和煮鸡蛋，据说是从村里带回来的；头一天晚上，他们就把士兵吃的半个面包送给了她，她叫这种面包是“公粮”，而昨天，他们还给了她一茶杯食盐。
在德军占领整整三年期间，从来也没有供应过食盐，盐就象金子一样贵重，即使现在，在集市上也是用茶匙卖盐的，价钱也很贵。
尼可莱耶夫慷慨大方地送给她的食盐（我请她拿给我看了看）是德国产的细盐，有黑色的微粒杂质……是辣椒末，这是尼可莱耶夫亲自告诉她的。
城市解放一个月来，已经有十几个军官在她家住过，机会每个房客都送过吃的东西给她，但不知为什么，最好这两位房客的善良行为却使她警惕起来（我想，这是在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之后的现在，她才有这种警惕性的吧），尽管似乎他们的一举一动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昨天，他们比平时回来得早，是在雷雨来到之前。那位铁路员工是在两位军人回来之前就来找他们了。在打听他们时，他说的是两个人的姓：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没叫名字。然后，那位铁路员工就一直坐在厨房里等着他们回来。
这个铁路员工是波兰人，但戈罗林斯卡娅并不认识他；她认为这人是外地人，可能是从立陶宛来的，因为他的波兰话有点儿维尔纽斯口音。戈罗林斯卡娅认为，这个人不一个普通的铁路员工，而是列车长或者其他一类小官儿。她觉得这个人不爱讲话，有点孤僻。
铁路员工后来同两位军官在一起待了三个多小时，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喝了一瓶显然是铁路员工带来的“滨别尔”酒。她没听见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也没注意听。
我又问，除了这个铁路员工，两位军官还同谁来往过。她说，三天前的晚上，她在火车站看见过他们同另外两名军官站在一起，她没注意那两位军官的相貌，在黑暗中也不可能看清楚，只觉得那两个人是“年青人”。但“年青人”三个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象她那样老的老太太也会把五十多岁的男子看做年青人哩。
原来，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已经抄过一次近路，他们知道穿过邻居家的院子到城里去更近，更好走。以前，在邻居院子外面本来有一条自由通行的小路，但是，自从女邻居跟戈罗林斯卡娅吵架之后，她便把栅栏门锁上，用木板把门钉死了。如果不是他们在天黑时踩坏了菜畦，本来不会发生什么口角。顺便说一下，戈罗林斯卡娅对他们的离去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事先告诉过她：晚上他们将搬到有仓库的另一家去住，因为卡车将开到那里运货。
不言而喻，我也问及他们随身携带了些什么，是什么时间拿来的又在什么时侯拿走的。两位军官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