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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继续沉默着。
库拉索夫也好，方面军司令员也好，他们都不知道“涅曼”案件的敌特小组一事，邻近的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部也不知道此事，而敌人的无线电台正是在这个方面军的地区内发报的。这也不能怪罪部队的将军们，因为，同间谍的斗争并不是他们的直接职责。但是，军事反特部门和保安机关则应负完全责任！……
最高统帅不能不承认库拉索夫的精明，他不必做任何准备便能对答如流，而且讲得头头是道，相当全面。
他感到满意的是，方面军参谋长一次也没提及里加市和梅梅里市……这两个进行主要打击的进攻方向；他一句话也没谈到部队集中地区在什么地方。最高统帅甚至对高频电话这一最高级的通讯手段也不相信，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得到过复杂专家们的口头和书面报纸说，偷听或截获在高频电话上的谈话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还知道下述事实，而这一事实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员是不知道的，即九月份将举行的战略性军事行动的秘密性和突袭性还得到了反特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门的保证，他们不仅在波罗的海地区，还在百俄罗斯和乌克兰一带，通过无线电向敌人提供假情报，以便通过这个方法制造假象。
然而，库拉索夫的汇报并未能使斯大林安下心来，他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计划得很周到，却把主要的东西忘了！”他心中焦急不安地盘算着，冷淡地说了声再见，便把听筒放下了。
把坦克直接从工厂运往前线，未配备驾驶员这一点，特别使最高统帅担心。如果说在每一个部队中都有指挥员和反特机关的代表，他们对部队的转移都同样负有保守秘密的责任，还有成千名官兵，他们可以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把装备伪装起来，但是在军用列车上却只有护送武器的卫兵，只此而已！根据三年来的战争经验，斯大林深知，未配备驾驶员的坦克是最容易被敌人发现的薄弱环节，它们在尚未到达发动进攻的阵地之前，在卸货的火车站上，便会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众所周知，不管在什么地区，只要有坦克在集中，这就明显又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该地区或那一带正在准备进攻……
他想象着按字母编号的军用列车从切利亚宾斯克、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和高尔基市正在驶出或者军用列车正在工厂里装运坦克的场面。编号为Κ的军用列车是受总参谋部运输部特别加以监督的。从乌拉尔到波罗的海，一路上他们只会遇到“绿灯”，它们将快速前进，甚至在各大火车站上也“不停”，而在枢纽站则一代为这些军用列车准备好两个最好、马力最大的火车头。关于这些军用列车的终点站甚至军队警备司令和调动部队的指挥员们都无权过问，护送的官兵们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什么和小心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一个叫什么克拉夫佐夫或者马其里达的家伙立即向德国人报告这些军用列车到达了什么指定地点，从而暴露只有在大本营和方面军中少数人，只有两位元帅、五位将军和他……最高总司令本人才知道的意图吗？
“必须制止他们！……”
把军用列车截住，命令他们停止运送武器，这件事当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办成……但战争是无法制止的！……怎么办，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什么措施呢？
成千上万的人为确保战役的秘密和突然袭击制订了计划，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周密的思考，而这一切却可能落空。他怀着习以为常的那种自以为比任何人都高明的心情发现，他是第一个人，也许是唯一的一个人，在这一瞬间，真正认识到了这个“涅曼”敌特小组的行动对于正在准备中的战役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
被紧急召见的军事反特局局长和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位部长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在秘书报告他们已经抵达之后，他们三个人便一起走进了办公室，小声地行军礼致意。斯大林轻轻地点头作答，但并没请他们继续往前走，因此他们就只好站在宽敞的办公室门边，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他们三个人都很小心谨慎，对于为什么把他们紧急找来一事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这次召见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不会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汇报完工作后被最高统帅留下来的代理总参谋长坐在铺有深绿色绒桌布的长形会议桌前，这位大将正在工作，面前摆着许多地图和文件。斯大林穿着蓝灰色元帅服，双手放在背后，在红地毯上静静地踱来踱去；他比平时走得快，这表示他现在很不高兴，他正在生气。
当他走到办公室的另一头时，站在门口的这三个人都盯住他那已经微驼的老人的脊背和后头顶上低垂的花白头发。办公室的另一头摆着一张堆满了文件、书籍和卷宗的写字台，写字台旁的书架上放着几部电话机。当他走到办公室尽头的墙壁跟前时（在墙壁上有一人高的橡树镶板），他便转过深往回走，于是这三个人望着他的脸，但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一如既往，斯大林在沉思着踱步时，从来独是低着头的。
所有这三位被召见的人都是受到最高统帅信任的人，他对他们是有好感的；同时，这三个人又都知道，这种好感是多么不可靠，多么变化无常。
斯大林转身踱过来时，望了一眼长桌角，放在绿桌布上面的“涅曼”案件白色卷宗，他神经质地晃了一下头。他穿的立领元帅服与有硬领的一般元帅服不一样，是专门缝制的制服，但这时软领也妨碍着他，使他很生气。
他穿军服已经有半年多了，是从参加德黑兰会议以后开始穿的，但迄今为止他仍不能习惯。他多次怀着温情和遗憾的心情想起那件轻便的有翻领的灰色军便服和裤腿塞在高加索式软羊皮长靴里的裤子，那是他常穿的一身大概全人类都知道的衣服。他立即想到，对他这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来说，改变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所形成的习惯是多么困难。制服要笨重得多，而且使他感到不方便，特别是在他心境不佳的时候。
他很讨厌衣服上的各种装饰品，他从不戴勋章，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人也不戴，除了军人之外。甚至双肩上毕竟可以感觉到的轻轻的金质肩章和有红裤条的元帅裤子也使他恼火。他也不习惯于那双穿制服时必须穿的特别的软羊皮靴，他曾开玩笑地把这双靴子叫做革命前大家常叫的套鞋。
他一次也没朝站在门边的那三个人望一眼，但他确信，他们都在注意地看着他，他还确信，这三个人都在焦急地、提心吊胆地，差不多是心惊胆战地在等着他发话。
这三个人的不安，甚至恐惧，在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是有益于事业的；因为，他坚信，部下对领导人和各级长官不仅应该尊重，而且应该感动惧怕，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努力、更迅速和更认真地去完成任何命令（他这样想也不是没有根据）。
在被召见的人到来之前五分钟，斯大林想起了自己战前那句已经成为历史性的名言：为了在战时赢得一个战役的胜利，需要有几十万红军战士，而想要断送这一前线的胜利，只要有几名间谍的破坏活动就足够了。
可见，还在战前，他就预见并预言过这类情况的危险性。他曾多次号召人们谨慎行事，要求所有的人提高警惕，但他们始终未能得出必要的结论！……即使他们得出了这一结论，也从未贯彻执行。
在两位部长和军事反特局局长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最高统帅已经压下了自己的心头怒火，这是在他想起自己战前就提出过的那个警告的时候。现在，他正在办公室里踱步，考虑着即将在波罗的海展开的战斗行动。
没有必要让他们就“涅曼”案件汇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已经读过报告，他已经把一切都记住了，而他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听下级汇报，不外乎是听他们谈他们做了一些什么必须做的事情和采取的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及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之类的话，而且这又都是由于存在着客观原因和情况等等。报告时，他们还会用一大堆专门术语，因为侦查工作和间谍工作……这是非常专门的是种科学与艺术的混合物，是极其复杂的化合物，只有那些经验丰富、水平很高的专业人员才能从容不迫地分析其详细情节。如果说，最高统帅在军事问题上还能够研究一些细节的话，那么在这个专业方面，他认为最好还是只限于提出基本的一般性任务和要求。他怀着强烈的羞愧和对自己的不满心情想起，他如何开始时未能充分估计到通过无线电报发假情报的重要意义，后来他又如何有几次“乱来一气”并陷入窘境。斯大林在这类问题上，不仅对别人，他对自己一是从来不原谅的。与此同时，他毫不怀疑的是，总起来说，他比别人能更快地抓住任何问题并理解地更深刻，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一个下级干部都更高明。
“为什么这个案件叫‘涅曼’？”最高统帅出人意料地在三位被召见者的面前停了下来，他用喑哑的声音问了一句，带着明显的格鲁吉亚人的口音。
这时，他抬起头来，用他那双患了初期青光眼、有一对黄眼珠的小眼镜固执地盯住反特局局长。
两位部长一下子就松了一口气，这个案件首先与发军事反特局有关，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
“这是个代号，斯大林同志，”反特总局局长说道，他是位可以说是相当年轻的上将，是最高统帅的宠儿。是他，亲自把这个人提拔到显赫的职位上来的。上将身强力壮，浅黄色的头发，有一张开朗、朴实、典型的俄罗斯人的面孔。他站在斯大林面前，大胆地望着斯大林的眼镜。
“代号？……最高统帅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问道。“这案件与涅曼河有关系吗？
“没有。”上将过了一会儿答道，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有一次，曾在斯托尔布兹地区测定过敌台的方位，那是在涅曼河上游一带，显然，案名由此而来。然而，他没有说出这个为时已晚的想法，改口是不行的，因为最高统帅对下属不能准确地知道和记住与本职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这一点，是从来不原谅的。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随随便便地给案件起名字吗？”斯大林似乎表示惊奇地严肃问道，也许在上将的回答中，在他的面部表情上，直觉地看出了多少有点迟疑不决的样子。
“这只是个代号，”反特局局长很自信地说道，“对案件和搜查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叫‘涅曼’也好，叫‘顿河’或者叫‘维斯拉’也行。”
“马其里达是什么，是个女人吗？”过了一会儿最高统帅问道。
“马其里达？……这是特务的代号。”
“为进行工作而使用的名字。”最高统帅表示理解地说了一句，好象他已经明白了，把视线移向别处，不慌不忙地转过身，静静的向左边走去。“没说的，这些德国人干得不错！”
几秒钟之后，他又走到办公室的另一头，三位被召见的人也都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那身材不高的匀称的身体，说准确些，是看着他那宽宽的后背和灰白头发。他一直走到墙壁跟前才转过身来，又一言不发地走到办公室当中，轻声地继续说道：“你们意识到没有，这件事关系到极其重要的战略性军事行动的命运，与波罗的海的近五十万德国集团军群的命运有关呢？”
“是的，我意识到了。”反特局局长回答道。
斯大林走近了他，严厉而又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的眼睛。
“您知道不知道，在准备和进行战略性军事行动的时候，任何可能泄漏机密情报的渠道，敌人的任何侦察渠道都应该立即予以切断？”
“是的，我知道。”
斯大林从他身旁走过，走了几步又突然转过身来说道：“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他指着放在长桌角上那份“涅曼”案件的报告问道。
“敌特小组的全体人数还难以确定，”反特局局长看着他的脸说道，“小组骨干估计是三、四个人。”
在这一瞬间，斯大林又想起了自己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预见：只要几个特务的破坏活动就足以使最大的战役惨遭失败。
他努力抑制住心中的怒火，转回身去，走到办公室当中，站在总参谋长坐着的那张长桌对面。他看了看代总参谋长，似乎自言自语地沉思着说道：
“我们有多少反特机关，却连三个敌特分子也抓是到。原因在哪儿？”
这句“原因在哪儿？”对站在门边的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