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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洗完了脸，就用他父亲曾给阿廖辛擦过长凳的那条毛巾匆忙地擦了擦脸，很麻利地穿上了已被青苔弄得很脏的短裤。
这时，孩子的父亲一言不发，也不看阿廖辛，切了一小块面包递到儿子的那只有力的小手里，然后从墙上取下冲锋枪挂在胸前。
阿廖辛走在前面，当他走出门，已经站在露珠遍地的草地上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发出疼痛难忍的呻吟声。阿廖辛急忙转过身来，看见瓦秀可夫咬紧牙关，双目紧闭地靠在门框上。他那苍白而又病态的脸上冒出了豆粒般的汗珠。出门时在门前撒了泡尿的他的小儿子，一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就一下子被吓傻了。孩子抬起头，以小孩子特有的那种惶恐不安的眼神害怕地看着父亲。
“您怎么啦？”阿廖辛立即跑到瓦秀可夫面前。
“没什么……”瓦秀可夫睁开眼睛小声说道，“伤口……破了……三天啦……大概骨头露出来了……真够呛。刚才又被拐杖碰了一下，所以我就两眼发黑了……”
“您应该到野战医院去治疗！”阿廖辛坚决地说道，他在盘算，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办得更顺利。“我负责弄一辆汽车来，今天就送您到利达市去！”
“不，不行。”瓦秀可夫摇了摇头。他用力挟着腋下的拐杖，把冲锋枪正了正。
“您怕孩子留下没人照管吗？”
“不……我不能到野战医院去！”瓦秀可夫疼得紧皱眉头，把拐杖换到另一边腋下挟着。他走路时，先往前迈腿，然后就跳一下，每走一步都要这样跳动。“我不能把村苏维埃丢下不管。”
“为什么呢？”阿廖辛动作敏捷地打开了篱笆门，让瓦秀可夫走在前面。“您有助手吗？”
“都参军啦……一个人也没剩……有个秘书是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懂……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离开，您明白吗，我不能这样做！”瓦秀可夫靠着拐杖站在街上，看了看周围之后小声说道：“出现了股匪，有四十来个人。三天前到索洛勉兹去过。把村苏维埃主席杀了，把主席的妻子、女儿也杀了，把印章也抢走了……”
阿廖辛知道关于股匪的事情，但没听说股匪还袭击了索洛勉兹，而索洛勉兹村离这里并不远。于是，阿廖辛暗想，在这个他即将进行搜查的森林中，他们不仅可能碰上地雷或小股敌人，甚至还可能同股匪相遇……这太可能了。
“我怎么能到野战医院去呢？”瓦秀可夫继续说道。“我的岗位就在这儿！我在独立作战。我连一个可以托付印章的人也没有。全村人都在看着我哩。我一住院，人们就会想，这个胆小鬼，跑啦！不，不！我不能这样做……在这里，我就是苏维埃政权，您明白吗？”
“我明白了。但是我想，一旦出事，您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什么都可以干！”瓦秀可夫信心十足地说道，他的脸变得凶狠起来。“我是党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投降！”
两个光着脚、戴着头巾的妇女追上了他们，说了句常说的“日安”就在旁边跟着往前走了。看来，她们是想找主席谈谈，但在阿廖辛面前她们又不愿意，也许是不敢谈。
在胡同口，阿廖辛同瓦秀可夫分手了。瓦秀可夫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最后只是小声地、似乎有点抱歉和难过的样子说道：“我算是什么主席呢，才念过三年书。没有办法，找不到合适的人哪！”
走了三十多步，阿廖辛才回过头来望了望，只见瓦秀可夫在马路当中扶着拐杖，一跳一跳地走着，边走边同妇女们谈话。跟在后面的就是他那个男孩儿，孩子手里攥着一小块面包，为了不拉得太远，他吃力地跑着。…………
第５章 搜查队实习队员、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勃林诺夫
这座森林里道路狭窄，杂草从生，有大片难以通过的密林地带，许多地方看上去荒芜不堪，然而，它绝不是象你初看上去的时候那样荒无人烟，它已经被人们糟蹋得面目全非。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的是穿着不同兵种军服的德军尸体，到处是子弹箱和士兵们的背包，印有粗体字的发黄的旧报纸和空烟盒，水壶和铁锅，罗姆酒空瓶子，没有枪栓的生了锈的步枪和冲锋枪，被烧毁的带车斗的摩托车，没有瞄准器的迫击炮，甚至还有一架不知为什么被拖到森林深处来的德军大炮……一路上安德烈什么没有看到呵。
但这一切却同他要找的东西毫无关系，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往前走去。
唯一引起他注意并使他停留片刻的是早晨碰到的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已经有些时日了，因而也早已腐烂，尸体上的衬衣也朽烂了。死者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粗绳索，很明显，他是被吊死的或者是被勒死的……他是什么人呢？……又是被什么人杀害的呢？……为什么被杀害的呢？……
安德烈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蘑菇和浆果，在这座荒芜的森林中，灰蓝色的越橘到处可见，熟透了的黑草莓大概特别甜，但是安德烈一个也没摘，他下定决心，要在发现某现线索之后再饱餐它一顿。
但是，还是没能找到那一昼夜前留在这座森林中的脚印。连一点痕迹也没有……没发现脚印，没发现被弄破了的蜘蛛网，没有吃过饭和生过篝火的痕迹，也没有被踩断了的茎干和被践踏过的草地，没有被刚折过的树枝和其它痕迹。
在森林上空，似乎在整个大地上的上空，是一片美妙的寂静。炎热的深蓝色天空万里无云。当他走到太阳直射着的地方时，强烈的阳光晒着他的头，透过军服烤着他的双肩和脊背。
中午，安德烈在小河边的荫凉处坐了几分钟，吃了一块罐头香肠和一块黑面包。他喝足了水，洗过脸，把裹脚步重缠了缠，便继续前进了。
他一分钟也没忘记提防地雷，但是，他只在一个地方碰上了地雷，就是在森林岔道处。
他远远地看到，大概有手帕大小的一块草地上小草已经枯黄了。他走上前去，习惯地在旁边躺卧下去，拨开干土块，小心翼翼地挖着土，用手指在挖开了的小坑周围和坑底摸着，两分钟后，“锚式地雷”（一种普通的德国Ｓ－２４反步兵地雷）的雷管被安德烈取了下来，地雷被他扔进了灌木从。
他还没走出二十米远，便在前面的绿草地上又发现了小草已变得枯黄了的小方块草地。
象昨天那样的拆雷训练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当他们的图队在斯摩棱斯克一带和威帖布斯克一带作战时，他曾经拆过几百个，也许是几千个这种地雷。这种地雷带有压力式或张力式爆炸雷管，分为普通的和各种“特殊功能”的地雷。他可以摸着黑拆地雷，现在他就是闭着眼睛进行拆卸的。经过八小时一无所得的林中搜查之后，安德烈以明显的满意心情在拆地雷。当他已经动手拆第四个地雷时，忽然想：拆它干吗，有什么用呢？
如果说在前线拆下来的地雷可以表示他率领的那个排和他本人的战斗成绩，那么在这里，这种工作是谁也不感兴趣的，因为这与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搜查敌台和敌特的工作毫无关系。地雷只不过说明，他们正在进行搜查的这个地方具有某些特点。
他一想到这里，就不想再为这件事浪费时间了。最后两个表示界标的地雷他就不拆了。
他又顽强地迈开大步，踏着铺了厚厚一层宽树叶的草地往前走去。他穿过处女林，有时用手拨开树枝，用发热的脸把蜘蛛网碰断，爬过树干下部的树杈。为了不放过任何痕迹，他得不停地转动着脑袋观察，因而脖子开始阵阵作疼起来，手枪也显得沉重了，在衣兜里直往下坠，不断地磨擦着大腿。上衣和裤子被汗水粘在身上，累得酸疼的两脚在长统靴里发烧似的发烫。
安德烈同他的同志们一样，几个星期以来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长时间的睡眠不足甚至使健壮如牛的塔曼采夫也吃不消了；至于安德烈，有时他简直连站也站不住了。现在他正处在这种令人不快的状态之中：非常想睡一觉，睡在什么地方都行，一头栽下去就睡，睡它个够。他竭力克制着睡意，迈着沉重的两腿，磕磕绊绊地走着，时而被遍地可见的树根绊倒，不过，他依然在林中小路上顽强地向前走去，这些林中小路杂草从生，难以辨认……
第６章 搜查小组组长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廖辛大尉
实际上，第一天什么也没有找到。
处了什洛维奇，我还去过卡面卡和诺沃晓尔卡，这是位于什洛维奇森林另一边的村庄，我还去过周围二十多个小村庄。
我们要找的人可能不在森林里。估计情况是这样：他们是昨天或者前天进入森林的，发过电报之后，他们便不失时机地躲了起来。在森林入口处有人看见过他们，所以我这样估计也是很自然的。
瓦秀可夫发现的两个陌生人，毫无疑问，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把他们当做搜查线索还有待斟酌。第一，瓦秀可夫并没看清楚那两个人是从森林里出来的还是一直沿着林边走的，也许他们根本就没进过森林。第二，敌人发报是在离诺沃晓尔卡更近，而离什洛维奇更远一些的地方，为了快些离开他们发报的地方，更合理的做法不是穿过森林，而是尽快离开森林，赶到来往车辆很多的公路上去，并且找一辆过路的汽车坐上去。第三，最令人失望的是，瓦秀可夫只不过是在相当远的地方看到这两个陌生人的，他没能看清楚他们，因而他也不可能更详细地描述他们的相貌。
我轻而易举地就同农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我感兴趣的是个很简单、甚至看起来谁也不觉得奇怪的问题：最近几天之内谁在林边附近看见过那两个陌生人？不用说，我不是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照老规矩，还得保密。
我大概同五十多个人谈了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妇女、老人和小孩。我觉得，只有两名原游击队员跟我确是无话不谈，其余的人对我是敬而远之，谨小慎微，都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也不知道。
“都是些愚昧无知、没见过世面的人。”利达市民警局局长曾经对我发过牢骚。“都是西部人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几扁担也打不出个屁来……”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议论，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我是理解这些“愚昧无知”的人们的。
五年间，这里的生活发生了四次重大变化：开头是沙那茨波兰的法西斯制度，接着是同苏维埃白俄罗斯合并，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第二天的晚上，这里就炮火连天，德军血腥地占领了此地。以后呢，苏维埃政权又回来了，而且已有两个月之久。
何况，除了正规军以外，还有一些能量很大的非法的武装人员。敌人占领时期，森林的主人是游击队员，现在，则是形形色色的土匪和德军的残余官兵，他们到处横行，有时还可以遇到小股的逃兵。
这些敌对分子的非法活动有某种共同性：突然袭击，残酷无情，草菅人命。同时又各有其特点：波兰的国民军分子常常是埋伏起来，射击公路上的汽车；他们主要是杀害我军人员，他们同人数很少的红军小分队也要火并。立陶宛的民族主义匪帮“绿军”从北方来到这里，专杀共产党员和村苏维埃的领导干部，有时不分青红皂白，把全家人都干掉，把农民们洗劫一空。德军和伏拉索夫分子则谨慎得多，他们一般是不进村，只在森林里偏僻的大路和小村庄中抢掠，但不留下一个活人作见证人。他们力求不暴露自己，以便逃避可能受到的惩罚和死刑。
一般来说，本地居民在所有这些可怕的凶恶力量面前是无处藏身的。他们对任何一位来客都感到可怕，在任何一种恶人面前他们都只能受到暴力的摧残，被人抢劫或被人杀害，因此，他们不无根据地得出结论，还是少说为妙，这样做起码可以平安无事，少惹麻烦。我穿的这身军服也未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波兰国民军分子也好，“绿军”也好，伏拉索夫分子也好，甚至德军，他们都穿我军军服。
连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有时也不愿意多说话。我在卡面卡的一次谈话是很说明问题的。
该村的苏维埃代表是个大鼻子老农民，这位白俄罗斯人长着稀稀拉拉、褪了色的胡子，叼着一根自制烟卷。他坐在一间空空荡荡的脏屋子里的桌旁，同一个长腿少年（通信员）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当有人来找他时，他甚至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快，因为来人妨碍了他下棋。
三个端着德国步枪的老头儿守卫在村苏维埃办公室外面。他们紧紧地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