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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边走，边同自己进行讨论，而且不得不承认，形势糟糕透啦。
我沿形树林的一边走了一趟，然后，穿过三角形的底边走回到三角形的尖部。在任何地方也没发现人，没发现今天留下的脚印，甚至在露水闪闪发光的草地上什么也没找到。这么说，在树林中没有人等过他。
当我冲出橡树林的时候，停放巴甫洛夫斯基尸体的灌木密林里一个人也没有了，然而，尤莉娅的哭声和喊声在远处却清晰可闻……福姆岑柯仍未能强迫她进到屋子里。
现在我应该去检查一下 形橡树林旁边的那个森林边缘地带而两侧，它大约有二、三公里长。
这大约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在森林边上跑着，紧张地寻找着脚印，用肉眼检查着一百米到二百米远的五条林中小路和两条不平坦的公路，任何地方也没有新脚印。我活象一匹跑得汗流浃背的马。但我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一地带，在大约六公里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人等过他，而且，在昨夜的大雨之后，谁也没到过这里。
我快步往回跑。鲁日诺夫扶着自己那只受了伤的胳臂坐在停放着巴甫洛夫斯基尸体的草地上，他显得苍白而又忧郁。我给他包扎得非常好，从沙布上就可以看出来，血已经被止住了。
“你警告过斯维里德一家人了吗？不许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不许他们乱跑。”
“我警告过了。”
“你能走到利达市吗？”
“能。”
“到公路上去，”我用手比划着，“拦住过路的汽车……告诉航空军团反特处的阿廖辛或者处长，请他们马上来。你告诉他们，巴甫洛夫斯基在逮捕他的时候开枪自杀了。你记住：巴甫洛夫斯基是一个人来的，而且不是从森林的那一边来的……不许你发表任何个人意见和看法，只许你讲述事实！快走吧！”
我发现他全身发冷，所以当他动身以后，我又喊了一声：“去找斯维里德要一点……或者强迫他……总之，为了增加点力气，你必须喝一口酒……喝半杯吧，别多喝！……然后就快点走吧！”
我很希望有一位上级能到这儿来，希望这一切不仅仅是我的汇报中的记录而已。当你已经抓住一百多名空投特务，而且是活捉的，你竟然让其中一个自杀……这可能有点儿不太光彩。而且，很可能有人背后说闲话，说什么你考虑不周或者你疏忽大意，你可没办法堵住每一个人的嘴，我可不希望以后会出现这一类的流言蜚语。
我没把巴甫洛夫斯基的军上衣和贴身衬衣脱下来，我只解开了他的领扣，取下了肩章。然后，我把他的裤子扒下来了。在裤兜里，手帕中包欧一个硬铝制的烟盒，后方部队的那些土专家们制造了不少这种玩意儿，都是用被打下来的飞机残骸制作的。我打开了上面刻有“让德国侵略者死亡！”字样的烟盒盖子。烟盒里装满了“印度杂烩”……马合烟里掺了很多南美洲克恩辣椒末。一小把这种烟末往脸上一撒，就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失去作战能力，它还可以使警犬追捕人时辨别不出人们的去向，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手段，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东西来了。
在烟盒的一角还有个扁平的塑料小盒子，里面装有药片，在药片中间我一下子就发现了两个透明的小石英块……
我感到十分不安。当然备用的发报机石英电池不一定非放在报务员手里。但放在谁手里呢？……放在组长手里？……这样一来，我们的情况可就不妙了。我可以想象到将军的那张怒气冲冲的面孔，他边摸着后脑勺上那块伤疤，边威严地说：“我对尸体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活的特务，能够交代问题并参加同敌台进行无线电联络的特务！”
现在我可要挨骂了。他肯定会这样对我说：“谁都可以干出这种蠢事，可我没想到这是你干的！……你不害臊吗？……”
我当然可以为自己辩护。我可以说：“您给我派来的是两个什么人呢？……飞行员！……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插了一手，这可不怪我！……”但将军会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什么飞行员不飞行员！……你是组长，你不是新手，你要对这一切负责！……你们在阁楼上待了两昼夜！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教会一只狗熊跳舞哩，可你却没能好好地把他们俩训练一番。”
“没能好好地训练一番！”……还有什么公道可言……我的舌头都要长老茧了，简直象给预科学生上课！……我也不能往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的脑子里硬灌呀！不，我还是别为自己辩解，我将一言不发。既然巴甫洛夫斯基自杀了，那就是我把他“放跑了”，你就别想听到另一种议论。真冤枉，但没有办法。
根据药片的形状、颜色和大小判断，我认为这些药片是“啡那明”……一种神经刺激剂。只要一个药片就可以使鲁日诺夫精神抖擞起来，不比一杯酒差，但他已经消失在灌木从后面，我现在要去追他是不明智的，因为我自己还有许多要办的急事。
我特别注意的两个因素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但我至今尚不能对它完全理解。其一是：五六天前，巴甫洛夫斯基曾出现在森林中的泉水旁边，从那根粗木头上滑了下来，无意之中留下了脚印。其次是，他今天夜里来了，但出乎我的意料，他不是从森林那边来的，也就是说他很可能是从另一方向坐车来的。我必须在尤莉娅．安托纽克那幢木屋的周围找到他的脚印……这是一件有关我个人声誉的事情！
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巴甫洛夫斯基是一个正在大肆活动的敌特分子，他并不是一个逃进森林躲避惩罚的德国人的走狗。
从商标看，巴甫洛夫斯基穿的军装和内衣是伊万诺夫市和莫斯科市纺织厂的产品，衬裤和衬衣都很干净，是昨天或者今天早晨才换的；腰带和武装带是用过的国产货，但手表是外国的，显然是瑞士的，防水的，有夜明表盘，我和阿廖辛以及许多别的前线军官都有这种手表……战利品。
我想，今天我可能睡不了觉，于是我便吞了两片兴奋剂，虽然我也知道，过一会儿药片才能发挥作用，但我却立即觉得全身的精力明显地旺盛起来了。
然后，我检查了巴甫洛夫斯基的长统靴。我在两双靴子的皮子下面发现了缝在牛犊皮靴里的、玻璃纸包着的空白介绍信和食品配给证，这些证件都很整洁、虽未填写，但有部队番号和印章。
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是个敌特分子。然而，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却未能找到他确实属于我们正在搜捕的那个敌特小组的任何证据。
我把巴甫洛夫斯基的遗物、武器和证件收拾起来以后，就急忙往尤莉娅的木屋走去，我要在那里做一件虽然令人不快，但必须做的事情：搜查。
福姆岑柯在看守着她，站在壁炉旁边。我一跨进门槛，就发现他的脸被抓破了，双颊留有血引，上衣领口的纽扣也不见了。看来，当他把尤莉娅从尸体旁拖进这个木屋时，真吃了不少苦头。
尤莉娅一动不动地躺在铁床上，面朝着墙壁，时而轻声地呻吟着，好象失去了知觉。
四壁萧条。没有桌子，代替它的是竖着放在地上的一个装过地雷的木箱子，上面铺着一块发红的破布；木箱旁边是一张东倒西歪的木凳子。这就是一切……没有任何其它家具和财物了。真是一贫如洗。
在壁炉后端，放在维福饼干颜色的毛巾下面的大概是食物。
我命令福姆岑柯仔细检查房间内部，而我自己则去搜查过道和天花板。我一直没忘记，非常重要的是要检查通往公路一边的所有通道上的脚印。
在过道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巴甫洛夫斯基的两件旧衬衣。没有必要检查它
们了，这两件衬衣大概是在半夜里被洗过了，现在还很潮湿，晒在绳子上。我先后检查了泥地、墙和堆在屋角的垃圾，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天花板下面的吊铺上挂着几把扫帚，两个旧筐，一把生了锈的镰刀，而在屋角里，我发现了一把工兵小铁锹，几乎还是新的，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点，如果不是在锹把根部有一个不大的刀子削过的痕迹的话。
这是常有的事情：把自己的铁锹忘在什么地方，丢失了以后，战士们就从兄弟连队“借”一把来用，并且把原来主人的个人标记用刀子削掉……我已经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种情况。
看来，这把铁锹是五个星期以前在这一带发生战斗时留下来的。这把铁锹的柄太短，干农活用处不大，因而它被放在吊铺上了，然而，从铁锹上甚至连一层薄薄的灰尘都没有这一情况来看，也许不久前，人们象用镰刀一样用过这把铁锹。
我抓紧时间用匕首在吊铺上的土堆里捅个不停。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看了一下手表……六点半了！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必须到公路上的约定地点，阿廖辛将会乘卡车到那里去，如果他不能来，卡车会把吃的东西运来，还会带来一张便条。
不出所料，福姆岑柯在房间里什么也没找到，除了放在壁炉后端的食物：两个美国猪肉罐头，五小袋精制面粉，两个面包，一些盐和一些白糖。这一切是巴甫洛夫斯基用德国向他提供的配给证在我军的供应机关领的，毫无疑问，是应该予以没收的。但我还是决定把食物留给尤莉娅，我将在报告中说明，她有一个挨饿的小女儿。
我命令福姆岑柯再把房间搜查一遍，这主要是为了不使他无事可做，而我自己则把巴甫洛夫斯基的所有遗物，他的武器和证件都放在雨衣里，把那两件晒在绳子上的湿衬衣也放了进去并包了起来。
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不把卡车开到这里，以便把巴甫洛夫斯基的尸体运邹。但是，我还是带了这个包裹，这是为了不至于空着手跟阿廖辛会面，在最后一瞬间，我还把那个被我从吊铺上扔出来的铁锹也带上了。
吃了兴奋剂药片以后，我只用几分钟时间就跑完了一公里半或二公里这样一段路程，好象插上了翅膀，飞到了目的地，在公路附近我由跑步改成齐步走，使呼吸平静下来，从榛树林里往外张望。
卡车已经停在路边上，车斗里坐着两个没戴帽子的陌生人。西日尼亚克在公路对面的排水沟那边踱来踱去，而阿廖辛好象得了一场大病似地瘦了不少，他坐在卡车的踏板上，把冲锋枪放在两膝之间，低垂着头在打盹儿。看上去，他是一副饱受折磨和垂头丧气的样子，于是我明白了，工作进展不顺利。简直是糟透了。当工作有一点结果的时候，人是不会那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还不知道，巴甫洛夫斯基已经自杀了……
“您没遇见鲁日诺夫吗？”我走到跟前时，若无其事地问了这么一句。
“鲁日诺夫？”阿廖辛抬起蓬乱的头反问道。大概忧郁睡眠不足，他的两眼象兔子的眼睛一样发红了。“没遇见。出了什么事？”他看着我军衣上的血迹问道。
“没什么。”
我把包裹放在地上，开始一本正经地解包裹并把铁锹丢在旁边，但阿廖辛把铁锹捡了起来，翻来复去地看了看，发现了锹把上的刀子削过的痕迹，便很感兴趣地问道：
“这把铁锹从哪儿弄来的？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在尤莉娅家里……在吊铺上。”
“吊铺”在乡下指的就是阁间，我现在是故意这么说的。
车斗里的那两个人站了起来，看着我们。我不认识它们，大概又是派来帮忙的，又是些幼稚可笑的家伙。
我已经把包裹解开了，阿廖辛也看到了雨衣里包着的东西。我从巴甫洛夫斯基的长统靴里取出了他的个人证件和没用过的空白介绍信并把它摊开来放在阿廖辛面前。但是，阿廖辛只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锹把（他这真是鬼迷心窍了！），似乎什么别的东西也没看见。
他突然拿起一张空白介绍信，用小刀把铁锹柄和铁锹颈部之间的泥土剔到纸上。对其它一切他似乎都不感兴趣。
“砂壤土！”用手揉着土末，阿廖辛说了一句。
现在我可受不了这些外来语和农村的土话啦……其实我一点也不懂。这个词我似乎听到过，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怎么也弄不懂它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由于这个把自己的脑袋打碎了一半的畜生，我至今还背着黑锅哩！
“砂壤土！”阿廖辛又说了一句，并傻笑了笑。“真正的砂壤土！”
我担心地看了他一眼，好象看着一位神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