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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申可以非常仔细地检查完三个证件。
在开始检查证件之前，阿廖辛这个人并未给人以愚昧无知的感觉，这是很容易解释的。从树墩那个地方出发，他一路上讲的话也好，在林中草地作的指示和训话也好，都是重复别人说过多次的套话，是他已经重复说过几十次的话。而且，安尼库申一直在想自己的心思，他一直在想着列娜和今晚即将举行的新年宴会，因此，他只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听他讲话，只是为了弄清自己今天应负的责任而听他训话，不言而喻，他并未仔细分析他的讲话。
但是，现在却要求你动脑筋，要做出判断了，因而他那整个贫智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阿廖辛那套荒唐的顽固性格也原形毕露。安尼库申知道，这种人是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从来不承认他对别人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
次要的证件，诸如被服证、薪金簿、配给证、免费乘车证和各种证明，在警备司令部里和巡逻队检查时也要看一看的，但只是在发现主要证件有某些可疑之处时才看。
眼下，这几个人的军人证件和出差证明都没有问题，照安尼库申看来，没有任何必要检查他们的其它证件，因而他也不准备检查这些证件，当阿廖辛一个人开始检查次要证件时，安尼库申便乐得清闲一会儿。
要求对方出示党证……这种做法对警备司令部军官来说一般是不允许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提出这一要求，而且还要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才行，所以，安尼库申连摸也没摸一下党证。当阿廖辛连眼也不眨一下就打开党证并开始检查时，安尼库申从旁扫了一眼并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叶拉托木采夫是四二年十月入党的，这正是国家处于也许是最困难的紧急关头。
对于这样的军官，一个有卓越贡献的前线军人，对于这个可以说是用生命保卫了祖国的人和莫斯科保卫战的参加者（对安尼库申来说，这是他最热爱的城市），阿廖辛竟然依旧表示怀疑，而且，看来还打算继续进行搜查……这种行为使安尼库申越来越不耐烦，他不能同意这位反特局军官的所作所为，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要求，他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很想说出自己对发生的这一切极不赞成的话来。
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和他的已经牺牲了的弟弟说过，每一个人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因此，他是自己的最高审判官。父亲教导过他们，在需要独自做出决定的复杂情况下，苏维埃人应按照自己的良心和信念行事。
在战争时期，安尼库申在一切情况下都遵守这一教导，而且最后证明他总是对的。
能够说明父亲的教导是非常正确和英明，而且给他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事例是两年前发生的。记得，当时国难深重，红军在不断地战斗中已经伤亡过半，但它仍在拚命抵抗，为了守住每一个阵地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它边打边往伏尔加河一带撤退下去。
德军把他们的步兵师分割成了几个小块儿，安尼库申和一百五十名左右同营的战士们被敌人围困在草原上的两条公路交叉处。
他在这些官兵中，从职务和军衔上算是第二位领导者，于是，他与兄弟团的一位久经沙场的大尉急忙指挥官兵们组织防卫阵地，这位大尉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获得了两枚红旗勋章，而当时是很少有人获得这种勋章的。
尽管大尉的头部和肩部受了伤，但在战斗环境中，他依然精力充沛，头脑清醒，指挥作战非常出色，他的英勇和冷静真可谓以一当十。经过几小时的并肩战斗之后，安尼库申简直爱上了他，并感激命运之神在这困难时刻使他遇到了这样一个人。
他们相互发誓决不后退，决不活着离开阵地；战士们开始挖战壕，他们知道，对于多数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战斗；当他们挖好了一人高的坑道时，晚上通过无线电话接到了完全出人意料的命令：步兵时各连队官兵必须放弃一切无法携带的武器弹药，避免与敌人交火（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以急行军的速度，立即向东，往伏尔加河一带撤退。
看来这一切都很清楚，不需要费什么脑筋，但是，安尼库申经过短时间的思考之后对大尉说，没有师长和参谋长亲自签署和盖有图章的书面命令，他和他所属的那个团的全体官兵决不撤离阵地。
大尉试图说服他，骂他是个形式主义者，指责他说，在他看来一张纸比保存一百多人的性命还重要，而且，他将因不服从命令而被枪决。他们坐在战壕里，浑身是土，为了不使战士们听见，他们尽量小声地争辩着，一直辩论到两个人都口干舌燥了，但谁也没能说服谁。半夜过后，大尉集合了自己的人，向他们做了指示，利用夜幕的掩护完成了安尼库申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一枪未放地把一百五十多人从德寇身边带走了。
安尼库申是在一位高级军官的家庭中长大，参军以前他就知道“上级的命令对下级来说就是法律”，他还知道，一切命令都必须“无条件地、准确无误地按时完成”。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已见呢，他为什么要实际上是擅自行动呢？……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其次是因为他懂得，两条极其重要的公路交叉点对正在尽管的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要尽力不让敌人深入国土。何况师部的命令不仅仅同他个人的信念相对立，这一命令与国家正处于艰苦时期众所周知的国防部部长第二二七号这个极其重要的命令也大相径庭。在这不久以前，安尼库申同其他军官一样曾两次读到过这个命令：一次是在连队里，另一次是在司令部的掩蔽部中，而且读完以后还签了字。斯大林签署的这一历史性的文件的个别句子他都背下来了：“必须为保卫每一个阵地而流尽最后一滴血……要坚守每一存苏维埃土地并战斗到最后一人……”
第二二七号命令的内容可以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一句话：“寸步不让！”或者“死守每一寸国土！”……这一命令实际上是禁止后撤，它完全符合安尼库申的信念，因而这道命令也是他同荣获两枚红旗勋章的大尉进行争辩的主要依据。但是，大尉也回答回答得很有道理，他说，在部队中应该执行的是最后下达的具体命令，即使这以命令与以前的各次命令相抵触。大尉说，他们的任务不是大发议论，这些事情有上级替他们思考，他们这些人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至于安尼库申提出，只有收到师部两位首长签署的、有图章的正式书面命令时他才同意撤退一事，在当时完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他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他既不是官僚主义者，也不是形式主义者，不过，这种下达关于撤退的绝密命令的方式（通过无线电话公开发出命令），使他很不理解并表示怀疑，对这一点，大尉很清醒地、完全有根据地解释道，在已被优势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销毁一切密码本，师部已经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事先已向他打过招呼。
当时，在戎马倥之间，安尼库申做出这一极其重要决定时想的不是自己和个人的安危，而是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况下如何行动才对祖国更有利。不进行抵抗地撤退，放弃或毁掉部分武器弹药……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荒唐已极的事情，如果不是犯罪的话，他不能理解，师部指挥员怎么会想出这样的馊主意。以急行军的速度撤退到伏尔加河一带去干什么呢？……是为了在一百多公里的东部地区建立防守阵地，等以后回来攻占这块领土吗？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让他们留在原地，即使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只要暂时能阻止住敌人前进……在安尼库申看来，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只有这样做才能竭尽一个军人的天职。
他率领不到一百名战士，在只有两挺机枪和瞄准器已被打坏的一门小炮的情况下，坚守阵地达一天一夜之久，直到一个机械化近卫旅开来把他们换下去为止。
事后查明，撤退的命令是师部作战科副科长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当时他被德军俘虏并在德寇威逼下叛变了。各团电话员从声音上都知道他是作战科副科长，因而，五个单位中有三个单位立即执行了这道伪造的命令。结果，有两个不大的地段战线被敌人突破了，于是，在这次事件中犯有错误的军官，包括久经沙场的大尉，回到方面军后方不久，便经过审讯被枪决了。
安尼库申虽然自行其是，他却做对了，由于他在坚守“战略上重要的阵地”时表现勇敢，有英雄主义精神而荣获“卫国战争”勋章。这次经历使他坚信，任何时候也不要人云亦云，只充当不动脑子的执行者；在复杂的情况下，应该按照自己的良心和信念行事。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在极端艰苦的四二年七月，发生了一件使安尼库申对反特局军官十分反感的事情。
在一次混乱的、几乎无法控制的战斗中，在试图以薄弱的兵力从德寇手中夺回齐姆良斯克郊区时，安尼库申的连里有三名士兵失踪了。
过了一个星期，也是在那样一个漆黑的南方的夜晚，特务科的特派员卡马洛夫把他叫到了自己的掩蔽部。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个子中尉在小油灯的灯光下一直把他审问到天亮，问他根据什么下令让文书在登记表上对这三名士兵填写了“失踪”二字。
后来反特局军官又把他叫去过几次，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隔两天叫他一次，还总是在晚上；在第二次到掩蔽部时安尼库申就明白了，原来特派员怀疑他下令填写“失踪”是为了隐瞒和……掩盖这三名士兵已经向德军投降。
安尼库申再也无法想象比这种疑心更荒唐的想法了。这三名士兵是战斗开始之前刚从后方补充到连队来的。安尼库申不仅不认识他们，甚至不知为什么当时他竟没能来得及同他们见上一面。他相信，这三名士兵是在那次失败的攻击战中牺牲了，即使不是这样，他们没被打死并确实投降了德寇，这又与他安尼库申有什么干系呢？！
引起卡马洛夫怀疑的唯一原因是这三个人都曾在敌占区住过。但是，他安尼库申可没在敌占区住过呀！他一个小时也没被俘虏过或被包围过！他没有任何在肃反中被镇压的亲属，也没有任何亲戚住在国外，即使是远亲！
在生活中，在所有的档案表格里他都是个毫无污点的人，他干净得象玻璃一样透明。尽管如此，反特局军官每一次还是追问着有关他的家庭情况，总是提一些老一套的问题，问及他的父亲和母亲，而且总是很认真地把安尼库申的老一套的答话记录在纸上。
每一次夜晚的审问都引起了安尼库申的反感，而且他的反感越来越强烈，后来就变成了对这个人的仇恨。他一点也不怕这个卡马洛夫，相反，反特局军官的疑心和毫无意义的固执，每隔两天就不让他睡觉（而在前线作战的情况下睡眠是不可少的）而用各种荒唐的问题折磨人……这一切都只能引起安尼库申的蔑视和勉强控制住的内心的狂怒。
整个白天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他，只好勉强支持着度过这个不眠之夜；他机械而又厌烦地回答着卡马洛夫的问题，心里烦得要死，他只有一个念头……天快亮吧，这一切快结束了吧！
有一次，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安尼库申背靠在掩蔽部的土墙上打了个盹。很难说这过了多长时间，反正卡马洛夫并没叫醒他，而是耐心地等着他自己醒来。
当安尼库申睁开两眼的时候，在昏暗的小油灯的灯光下，在离自己一米远的地方又看见了那张颧骨突出的毫无表情的亚洲人面孔，看见了反特局军官那一对斜眼，一如既往，这个人眨也不眨一下眼地盯着他，而且一秒钟之后安尼库申就又听到了（已经是多少次了！）平静的、不动声色的问话：“那么说，您的父亲是工人出身，而母亲是小职员出身……我说的对吗？……”
这个关于白色公牛的令人不快的神话真象一场噩梦，一个把人缠住不放的幻影，一直继续到安尼库申受伤的时候……只是在人们把他送进医院之后，他才获得了解放。
阿廖辛的那张高颧骨的面孔，首先还是他那“警惕性”和固执的脾气（看来这也许是干这一行的人所特有的品质）使安尼库申想起了卡马洛夫。但是，不管反特局军官们的疑心多大，性情多么固执，他们都不可能，也没有权力影响到他、安尼库申的想法和行动。
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在检查完了次要证件之后，安尼库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坚定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