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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警卫员把两个铁皮箱搬到空地上来，找块破板子给他当板凳，一个铁皮箱给他当桌子。这样，毛泽东常常在庙前的空地上一坐半天，在这里写写字、抄抄诗、看看文件，还教警卫员学文化。总之，没有闲着的时候。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没有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有时候兴致好像还很高，同贺子珍、警卫员一起上山打草、砍柴，或是找附近的老乡聊天。
但是贺子珍知道，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每次中央送上来的文件，他都仔细阅读；按照他的要求，定期送上山的报纸，他一张不落地看过。
他如此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呢？ 是中央根据地的安危和红军的命运。
原来，他已经知道三军团打赣州的事情了。当时，王稼祥是三军团的政委，彭德怀是司令，他们按照王明路线执行者的意见，实行所谓“革命在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战略，采取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对这次军事行动是不同意的，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支持。他在山上，不时对上山来的同志打听这次战斗的结果。当他听到，三军团久攻不克，几次坑道爆破都失败以后，不由得眉心紧锁。
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毛泽东在屋里正给警卫战士讲时事，不知哪个战士从窗口往外看到了什么，说了一句：“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问。
“ 看不清，是两个骑着马的。”
毛泽东站起来，往门口走去。这时，来人已经快到门口，他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当时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他见到毛泽东，急忙下了马，走到屋里来。
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斗。”
接着，项英介绍了这次战斗的情况。项英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想到赣州会打不下来。眼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非常困难。军委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决定请毛泽东来领导这次战斗。项英介绍完情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身，爽快地说：
“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项英一走，毛泽东立即让警卫员把他的东西收拾好，准备下山。这时，乌云翻滚，雷声隆隆，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 “要下大雨了，等雨过了再走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军机大事。”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毛泽东开玩笑说，“我先走，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
毛泽东顶着滂沱大雨，打着一把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雨太大，他走出不远，身上就浇湿了。
贺子珍望着在风雨中消失的毛泽东的背影，只好叹了口气：“哎，真是把心全放在工作上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的中央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干部，竟然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怎么能使贺子珍不感到气忿、痛心呢？
第五卷 瑞金岁月小毛毛出生（3）
几十年以后，贺子珍谈起这段往事，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当时，毛泽东一到前线，就坚决主张撤赣州之围，把队伍拉到赣西南休整。接着，开进闽西，攻克上杭、龙岩等县，恢复和扩大了闽西根据地，也保存和扩充了红军。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却说他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命令不坚决，随着赣南会议撤销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撤销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这不是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了吗？”
当毛泽东处在这种困境之中，贺子珍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除了同情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因为，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她惟一能办到的是：同他讲点有兴味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为他排忧解闷。小毛生下以后，夫妻俩谈论小毛每一天的变化，就成为最能使毛泽东开心的话题了。
贺子珍一共在福音医院住了两个月，等到痢疾全好了才出院。出院那天，毛泽东去接她，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老古井自己的住处。
老古井是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洋房，可以说是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了。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来休养的病号——周以栗和陈正人。周以栗得的是肾炎，陈正人害的是肺病。他们到这里来养病，也同毛泽东一样，还有政治上的原因——都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因此，他们三个人，真是“同病相怜”，谈话很投机。每天，三个人都要聚在一处，谈形势，谈路线，谈体会。毛泽东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好几次，贺子珍抱着小毛坐在他们旁边，听到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 他们懂吗？”
罗明“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贺子珍不能像毛泽东那样透彻地批判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的分析，她是完全同意的。
贺子珍原来以为，王明路线对毛泽东的迫害，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她没有料到，一场更加凶猛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毛泽东和她的一家袭来。这场政治风暴的风源，就起自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大革命年代受到排挤打击的邓小平。就在贺子珍住院生孩子的时候，福音医院住进了一个人，他叫罗明，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他也是到这里来养病的。他很尊敬毛泽东，常常在没有事情时跑去找毛泽东？讨论在根据地同国民党交界的边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毛泽东和他谈起了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的思想，罗明非常同意。于是在1933年初，他写了一份意见书送省委和临时中央，提出在交界的边区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意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被当作退却逃跑路线的典型。王明路线以中央局的名义，命令全党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了职，送进党校作检查。一批原来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并拥护他的观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解除职务，受到审查，连一些普通的作战参谋，也不能幸免。其中受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毛（泽覃）、谢（邦俊）、古（柏）他们被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时间，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苏区，真是达到人人自危的境地。谁和谁多说两句话，都有被扣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危险。毛泽东心里明白，所有挨了整和没有挨整的同志也明白，所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泽东的路线；所谓抓“反党小集团”，实际上他们心目中要抓这些人的头头毛泽东。
这时，他们夫妻带着小毛，已经回到瑞金。过去，在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亲朋满座，宾客迎门，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都特别好客。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戴了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子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子珍了。
第五卷 瑞金岁月共渡逆境（1）
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贺子珍一家遭受牵连。她陪护着毛泽东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岁月。
这时候，除了贺子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子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
开始，贺子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
毛泽覃 “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子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党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贺敏学“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第九师。
以后，他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军分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
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她被撤了职务，并被送进了党校。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图为大会会场，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