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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房”，只不过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
贺子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
贺子珍生下了这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把她从房里抬出来上路了。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茫茫，行军途中，连大人都很困难，要把一个婴儿养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
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个银元，交给钱希均，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均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
“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
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15年后，当贺子珍把惟一留下的女儿送到她爸爸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地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这时，她才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都没有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长征路上，筹粮困难，分娩后的贺子珍，经常吃不饱肚子，当然更谈不上产后营养了。由于条件恶劣，产后的贺子珍得不到护养，结果闹下了病根。
有一次，队伍开进云南一个地方，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都分到了一份。连里照顾她产后虚弱，给她分了个双份。贺子珍不肯接受这个特殊的照顾，她只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回连部。她恳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把自己那份送来，放在贺子珍的手里，对她说：“你做得对，共产党员应该先人后己。”
贺子珍收下毛泽东送来的那份火腿，并没有一个人吃，而是同连里的同志一起分享了。
贺子珍分娩后不久，另一个女同志也分娩了。但是队伍越往北走，条件越是艰苦。粮食买不到，有时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点点炒米或炒面。
这个刚生过孩子的女同志，连吃个半饱都做不到。贺子珍便把自己的一份口粮倒出一大半，送给那位女同志，自己找点野菜充饥。那位女同志不忍吃她的口粮，说：
“你拿回去自己吃吧，我不要，你也刚生过孩子。”
贺子珍硬是把口粮倒到那个女同志的碗里：“你一定要吃掉。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没办法，大家一起克服吧！”
休养连指导员董必武见了这个情景，劝那位女同志说：“她让你吃就吃吧，子珍就是这么个人，只要她有一点吃的，都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别人；只要她有衣服穿，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来，送给同志。你不接受，她还不高兴呢！”
第六卷 漫漫征程一路艰辛（2）
那个女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然，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贺子珍最关心的还是毛泽东。她知道，毛泽东现在身上的担子很重，身系几万红军战士的安危。因此，她总是尽自己的可能，让他吃得饱些，吃得好些。
红军打了土豪，有时给每个人发一点零用钱。贺子珍舍不得花掉，总是留着，等路过集镇时，为毛泽东买一点好吃的，用饭盒盛着给他送去。
过西康时，红军战士买不到粮食，每人只能分到一点没有长成熟的青稞。这种生的青稞既不好吃，又不易消化，往往怎么吃进去，还怎么排泄出来。可是，即使这样的食物，也不可多得。
有一次，贺子珍同毛泽东坐在一起吃半熟的青稞，毛泽东一面吃，一面低头看文件。贺子珍怕他吃不饱，就把自己碗里的都拨到他的碗里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只是吃完后奇怪地说：“今天的青稞怎么那么多，老也吃不完？”
还有一次，在宿营后，贺子珍发现，她们宿营的床上铺的都是麦糠，一双大眼睛放出异样的光彩。心想，用它做成饼子，可以美美地饱吃一顿呀！几个女同志借来了铁锅，动手做起贴饼子，每人分到几个。贺子珍舍不得吃，全都送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也舍不得都吃了，又给贺子珍留了一个。
遵义会议后，贺子珍已经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她能做的一切工作。
队伍一宿营，她常常抽空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农村的住房十分简陋，每次队伍停下来，为毛泽东准备办公的地方，都很费周折，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把两个铁皮文件箱摞起来，铺上那条红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贺子珍帮助毛泽东抄写东西，再要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
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毛泽东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看着毛泽东熬红了双眼，熬瘦了面孔，警卫员急了，他们劝又劝不动，只得把贺子珍请来想办法。
一次，贺子珍被警卫员找来后，拿起煤油灯对毛泽东说：“灯没油了，先歇一歇再干吧！”
“不行呀。我正等着前方的电话。”毛泽东回答说。
“那好办，我来替你守电话，你先去睡一会儿。电话一来，我就喊你。”贺子珍想出了办法。
于是，她代替毛泽东守在电话机旁，让毛泽东安心地闭目养一养神。
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贺子珍想了很多办法。衣服破了，她帮助缝补；衣服脏了，她帮助洗涤。
有一次，行军中遇上下雨，毛泽东的衣被都淋湿了，那条红毛毯也湿了。宿营后，贺子珍赶忙生上火，把毛毯烤在上面，又把火盆拉到毛泽东跟前，让他把身上的湿衣服烘烘干。她见毛泽东在看书，就对他说：
“毯子烘在火盆上了，我去整理材料，你看着点。”
毛泽东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贺子珍闻到一股东西烧焦的味道，赶忙跑过来一看，毯子已经烧着了，开始冒烟。她喊了起来，毛泽东这才注意到毯子着火了，连他靠近火盆的那条裤腿也烤糊了。他太专心致志了！
贺子珍心里真想抱怨毛泽东一番，可一想他工作总是这个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她只好默默地找来一块布，把毯子烧的窟窿补上了。毛泽东就盖着这条毯子，走完了长征的路。到了陕北后，他们舍不得把这条破毯子丢掉，贺子珍又找老乡用羊毛把窟窿织补起来。
第六卷 漫漫征程身负重伤（1）
贺子珍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绝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
红军离开遵义以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国民党为了消灭红军，除了在地面上派重兵追踪、截击外，还出动了空军，在天空中搜索、侦察，寻找红军的去向。
一天下午，太阳已经西斜，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盘县五里排，打算在这里宿营，人们刚刚把头上的伪装取下，忽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连里的司号员立即吹号通知大家隐蔽。
休养连里有伤病员，有老年人，行动比较迟缓。人们还没有隐蔽好，三架敌机已钻出云层，俯冲下来。
贺子珍已经隐蔽在路旁的一条沟里了。她一看有的人和马匹还在大路上没有隐蔽好，着急地挥着手，大声喊：“还有伤病员没有隐蔽好，大家赶快帮助他们隐蔽！”
说着，她跳上大路，指挥担架赶快散开。
“围剿”红军的敌机，对长征红军实行轰炸。一架敌机几乎从树梢上擦过，发现这里有人，很快转了回来，吼叫着再次俯冲下来。敌机一面开动机关枪扫射，一面投掷炸弹，一股强烈的气浪从贺子珍的头上、胸前冲过，正在她身边的一个警卫员，赶快把她拉回路旁的沟里。
当炸弹的硝烟消散一点以后，贺子珍看到不远的路上，有一副担架，担架员已经被炸死，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使她不顾一切地跳出小沟，向伤员冲过去。她正要扶起这位伤员，帮助她隐蔽，突然，另一架敌机朝这个方向俯冲下来，接着是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隐蔽已经来不及了，贺子珍毫不迟疑地向伤员的身上扑去。她只感到浑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
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贺子珍已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顺着头顶、身上、腿上流下来，染红了衣服。满身烟硝和尘土，贺子珍躺在血污之中，昏迷不醒。
吴吉清双手颤抖着，背起处于昏迷状态的贺子珍，去寻找担架。
敌机溜走了。在烟雾中，红军干部战士跑过来，看望躺在担架上的贺大姐，只见她的脸像一张白纸，渗出来的鲜血把她的军装都染透了。
吴吉清骑马赶到总卫生部，请来了医师李芝。经过详细检查，发现贺子珍从头部、上身到四肢，十七处中了弹片，血流不止。有一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撕开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
连里的李医师先给贺子珍注射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当时没有麻醉药，几个同志狠了狠心，按住贺子珍用铗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取出来，嵌得深的弹片取不出来，一直留在她身上。李医师在伤口上敷上碘酒纱布，进行简单包扎。每天到了宿营地，李芝医生就去给她换纱布。旧的棉花、纱布沾满了血；从伤口上揭下来，没有热水，只有用冷水洗干净伤口，再换上新的纱布，连消炎药粉都没有。
据健在的其他在场的同志回忆，贺子珍是因为卧倒的地势稍高一点，炸弹爆炸后，飞起的弹片把她击中了。他们都认为贺子珍的确是为掩护战友光荣负伤，受伤后表现得很顽强，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坚强女红军。
贺子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她思忖自己的伤势这样严重，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行走，需要人抬着，干部休养连的担架和马匹这样少，老同志和伤病员这样多，要是继续跟着部队行进，对部队的拖累太大，因此，她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请求，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钱希钧知道贺子珍的意见后，很着急，她认为把子珍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容易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搜查又紧，凶多吉少。
她赶紧找到毛泽民，要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和她本人的要求转告给毛泽东，由毛泽东决定她的去留。
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得知贺子珍的伤情后，马上赶到干部休养连驻地。他和钱希钧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大姐。他们的热泪淌在贺子珍的脸上。同志们也都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喊着：“贺大姐！”
贺子珍慢慢地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和钱希钧缓慢而坚毅地说：“泽民弟、希钧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一她停顿了一下。大家看得出来她脸上表情十分难过。她克制住自己，又十分平静而坚定地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把我留下吧，不要拖累大家，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吧。”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们已经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请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