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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罗素是很少跟顾客攀谈的，今天好像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她不但谈起来没完，而且还谈得眉飞色舞，我平时喜欢的作家，她一律给予抨击，而我所讨厌的那些作家，她都褒奖有加。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她摆明了要跟我针锋相对。
看来，我们的敌对关系只好继续下去了，我想，我是能够继续下去的，只是能够继续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准。我一边干活儿，一边哼着歌，尽可能地不去听她谈的是什么，也许是为向她表明我并不在乎她谈的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唱的是谁的歌，但是音量和音质绝对可以跟臧天朔相媲美。
罗素则干脆把留声机的声音放到最大，企图以绝对优势压倒我，几个只看不买、拿书店当阅览室的顾客，可能实在受不了屋里的双重噪音了，相继逃之夭夭了。
这时候，两位跟罗素聊天的“半老徐爹”也觉出气氛有些异样，他们唯一的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赶紧走开，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书店一下子空旷多了，只剩下我和她，还有鹦鹉。我停止了歌唱，我的声带累坏了，火辣辣地难受；而她也立刻把留声机关掉，她是耳鼓受不了啦。可能是从喧嚣中一下子走进寂静，有点儿猝不及防，所以我们俩的表情都很特别，特别难以适应。
我们俩下意识地对视了一下，扑哧都禁不住笑了，都觉得刚才的行为特幼稚，幼稚到幼稚园大班的水平。
“你准备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到头，”罗素笑了一下，仅仅一下就又立马儿板起面孔来，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而且还紧紧地蹙着眉头，“你以为我们这么别扭着，有意思吗？”她问道。
“没意思，而且是很没意思。本来我们可以不这样，可以采取更为成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坐到罗素的对面，把两条腿架在桌上。就像“清晨露宿在黏性很强的海滩石头上的衰弱的长脚螃蟹一样，四肢懒洋洋地摊着”。我曾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这是英国另一位愤怒的青年金斯莱·艾米斯说的。
“看样子，你并不想跟我谈，不，请别打断我，”罗素厌恶地盯着我高高在上的双腿，然后把视线转移到窗外，“你不想跟我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就算了。”
我赶紧把双腿放下来，循规蹈矩地坐端正，还顺手抻了抻T恤的领子，似乎这样就可以显得庄重些。“我也觉得我们有谈一谈的必要。女士优先，你先来。”
“你严肃一点儿行不行！”罗素十分严肃地说。
严肃就严肃，只不过调整一下面部肌肉而已。“你爱过我没有？”罗素突然问我。我一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跟她在一起我有一种在阳光中行走的感觉，而且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但是那似乎更像是一种幸福的刺激的幻觉，不像是爱。爱是脚踏实地的东西，很遗憾，我始终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只有跟甜妞在一起的时候才有。
“我知道你不爱我，你只是迷恋我而已，是面对所有美好的东西和新鲜的事物所不由自主产生的那种迷恋。”罗素说这些的时候，特冷静，几乎像一个历史学家陈述历史一样的冷静，“虽然我们都试图走进对方的心里，而且也都努力过，但是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隔离带。”
“那是我们双方的个性使然，应该承认，导致我们产生距离的是性格，更准确地说，是性格的不同。”我说，“用不着去怀疑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情还是纯洁的。”
“昨天深夜，我还在想怎么能让我们的关系恢复正常化来着，”罗素有些委屈似的撇撇嘴说，“现在看，我可能有点儿犯傻。”
“不，你现在这么想才叫犯傻呢，昨天深夜则是明智的。”我点上一支烟抽着，把对香烟过敏的鹦鹉呛得直咳嗽。
“我们暂时不谈这个了，我累了，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好吧，随便你，这个话题如果惹你不开心，那么就持保留意见好了。”事实上，这个话题也确实难以继续下去，我能实话实说吗？我能坦率地告诉她，虽然她给了我不少的快乐和愉悦，不错，可是同时给我的烦恼和苦楚跟快乐和愉悦一样多。而且，我敢断定，她对我的感受也同样如此。哦，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还是维持现状吧，不要把我们中间的那层窗户纸捅破……
此时此刻，我倒真希望来个顾客打破僵局，怎这么巧，偏偏就是一个没有。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扑克牌，讨好说：“你来给我算算命吧。”罗素平时最喜欢这个游戏，以前常纠缠着要给我算命来着，每次我都躲开，这次我采取主动，起码说明我的一个态度，米卢大叔不是说：态度说明一切。
“你不是对这个不感兴趣吗，装什么蒜！”罗素怏怏不快地说。“谁不知道你是有名的罗半仙呢，我有几个脑袋敢跟你装蒜？麻烦你给我算算，我的前途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说，嬉皮笑脸的。罗素显得很勉强似的把扑克接过去，洗洗牌，她洗牌的熟练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吉卜赛巫师。
“算什么你？”罗素问我，其口气特像一个职业的算命先生。“你只给我算一下爱情的走向就可以了，别的倒无所谓。”我像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那样冻得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罗素面无表情地码好牌，手指非常灵巧，跟我上次在日本工业展览会上见到的那种电脑操纵的机械手一样，五秒钟就可以搞掂极为复杂的集成电路。
罗素让我掀了一张牌，然后翻出结果来，嘴角含着一丝冷笑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从牌上看，你的爱情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可能要一波三折，最后的结局是孤独地度过自己漫长的一生。爱情生活对你来说，不妨可以借用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在别处。”
“你算得不准确，”我摇了摇被香烟熏黄的食指，说道，“不是有你在我身边吗？”
罗素两肘撑在桌子上，拿冷冰冰的目光扫了我一下，“想得美，做梦去吧你！”
“稍微淑女一点儿好不好，有人看着你呢。”我故意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谁看我，看我干吗？”罗素的眼睛前后左右地转悠一遭，没发现屋里还有第三者，就恍然大悟说，“好啊，你敢耍我！”
“那不，萧红正看着你呢。”我佯作一本正经地说。我的书店墙壁上悬挂着一溜作家的照片，镶嵌在漂亮的檀木镜框里，其中不仅有萧红，还有废名、丰子恺、老舍和鲁彦什么的。
罗素竭力控制着面目表情，不致笑出声来，但终于还是没能忍住，扑哧一下子乐了。
我过去，抱住她，她也把头靠在我的怀里，喃喃地说，“亲爱的，我们不吵了好吗？”
是的，我们不吵了，至少今天不吵了。我们吻在了一起。我仿佛感到我们中间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缝隙，而且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我们中间的缝隙会越来越大。虽然现在我们吻得死去活来，好像还掺入了不少激情的成分，似乎牢不可破的样子，其最终还是要分离的，我有这个预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么一想，我就更加疯狂地吻着她，让她几乎喘不上气来。
在我的手从她的这只乳房游移到那只乳房上的时候，罗素的两颊出现了像苹果一样，不，更准确地说，像国光苹果一样的红晕，同时还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先生，你是在对一位女店员进行性骚扰。”她撒娇似的耳语着。我说，“小姐，因为那位女店员一直等待着这位先生的性骚扰，而这位先生又不想让人家说他不解风情。”
……那天夜里，我们几乎一直在做爱。我们像一个叫罗伯特·金凯的男人和他管她叫弗朗西丝卡的女人那样长时间不知疲倦地做爱，“一起躺着相互抚摸，悄悄耳语，直到日出之后很久”。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廊桥，没有慢步探戈舞，我也没有给罗素念里尔克的诗：我围着古老的塔楼，已绕行几千年。
直觉告诉我，这样的夜晚怕是过一次少一次了。罗素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她能带着我的思想和肉体到我从来没到过的地方去，甚至能到远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前的地方去。
天亮了，罗素才睡去，睡得像个小天使似的沉稳。我撑起身子，俯视着她，阳光殷勤地跑来辉映着她的脸庞，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不时变幻着颜色，仿佛是照明师在做手脚。
因为罗素回学校读书去了，我也终于有空读书了。我读的是滕固的短篇集《壁画》，写一个留日学生学了五年的画，从来没有画完过一幅，原因是他屡屡失恋，最后竟饮酒过量，导致吐血，他就用鲜血在壁上画了些粗乱的画，约略可以认出一个人，僵卧在地上，一个女子站在他的腹上跳舞……据说，这是一部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品。
我的那本《贩书偶记》又搁置很久了，自上次淋雨大病一场之后，就再也没动笔。我准备将《壁画》作为一章，收入到我的书中。说起来，这本书来得很戏剧化，那次在长沙黄泥街，我看中一本七十年代三联版的《根》，问价，要五十，我嫌贵，老板就拿出《壁画》来，说可以搭给我，所谓买一送一，我一看，居然是1924年泰东版，遂成交，美得我屁颠儿屁颠儿的。
我的书不是用电脑敲出来的，一坐到电脑跟前我的头脑总是一片空白，只有在一个十六开本的英式牛皮笔记本上我才可以写得非常流畅。那个笔记本也算是个老古董了，起码得有八十年以上的历史，纸页柔润而平滑，拿老派克钢笔来书写，有一种说不出的淋漓尽致的快感，像自渎。
沉浸于写作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一本书的名字——工作着是美丽的。如果再从冰箱里端出一盘鲜草莓出来，浇上少许的奶油，写几行，就用牙签扎一两颗丢进嘴里，然后再写几行，又丢进嘴里一两颗，惬意得很，真的觉得我的工作特美丽。
中间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是老同学打来的，问赵楚最近找过我没有，我说没有，对方好像不相信，一个劲儿刨根问底，我只好赌咒发誓，说向毛主席保证，我确实不曾见过赵楚，如果还不肯相信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向布什保证，向普京保证，甚至向阿拉法特保证，对方终于相信了似的笑了。我骂他一句神经病，挂了电话，又继续地写下去。
写完这一章，赶紧冲个澡，上床去睡，明天还要照顾店面，得早起。刚刚躺下，突然想起滕固的小说中曾记载有“秘术一百种”，其中说用四方的白纸一方，将天竹枝的根和自己剪下的头发包拢来藏在枕边，不致别人知道，夜间就会与所思人在梦中相会。我想试试是否灵验，可惜没有天竹枝，只好用文竹枝来替代一下，不知我会不会梦到罗素，或者甜妞……醒来，日光已浸到窗上，拍拍脑门回想，平时睡倒乱梦不断，今夜竟无人入梦，饱饱地睡了个好觉，可见秘术不但不灵验，反而起相反的作用。我是让滕固给骗了。
我发现，写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其实，我倒没什么功利目的，只为愉悦自己，而且这种愉悦不仅仅局限于现在进行时，就是在以后的几天里，心神也如同飞跃的蛱蝶一样，活泼泼地扑打着翅膀，在书店里做生意也比平时更有兴致。
下午，来了一对不速之客。下午的阳光是懒怠的，容易麻醉人的神经，我却一点儿犯困的意思都没有，就教鹦鹉唱歌。这时候，进来了一对不速之客，是一对非洲青年，大概是留学生的模样，可能因为肤色的缘故，眸子就显得特别的黑白分明。当他们看见书架上的老书时，竟像小孩子看见了变形金刚那样的惊喜。经过攀谈，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来自赞比亚，是汉学家。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他们居然能操一口的京片子，比我还纯，说起刘半农、胡适和梁实秋，如数家珍，看来，来中国够年头了。我们侃了一阵，侃得挺痛快，临走，他们还买了不少的书，我给他们打了折，让他们以后常来，他们说：放心哥儿们，一回生两回熟嘛，我们以后会常来照顾你的买卖的。那架势，特痞，特好玩。
几个在场的老主顾，等我送走一对老外，就围过来跟我逗嘴，也非要打折不可。我说你们的肤色不够第三世界，他们就叫嚣要和平共处，不要种族歧视。没辙，拗不过他们，我只好举手投降，结果每位都打了个七折。
要不是来了一个电话救了我的驾，还不知他们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电话又是老同学打的，又问赵楚最近找过我没有，不过，不是昨晚来电话的那个，而是另外一个，只是电话内容跟昨晚那个一模一样。我猜，赵楚一定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