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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什么？你才傻Ｘ。一个人在单位，必须有一两件事让大家一提起来有说你好，象我干的这件事，10年以后还会有人夸我，你信不信？‘瞧人家雨衣，连出国让给别人。’这种名声，好处极大，比出一趟国强多了。再说了，等我当了局长，还不是想去哪就去哪儿？韩国算什么？连美国咱们都跟串门儿似的。”
“于副主任才是傻Ｘ，给你当了陪衬。”老婆明白过来了，抱着雨衣犯傻。
我躺在钱包里发呆。
50元钞一个劲儿安慰我。
第二天，雨衣仍然揣着我上班。
他从报纸上发现了一条消息，说是一个农村孩子得了白血病，最近住进了这座城里的医院，由于没钱治病，危在旦夕。近日，有不少热心人为孩子捐款。
雨衣骑自行车赶到那家医院，他在男孩子住的病房外转悠，不进去。
“他想干什么？”我问50元钞。
“大概是等机会捐钱。”50元钞说。
“等机会？”我不明白捐钱还要什么机会。
几个扛着摄像机的人走进病房。
“机会来了。”50元钞说。
果然，雨衣等到摄像机架好了，他迎着照明强光灯走进病房。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雨衣掏出了钱包，将我从钱包里拽出来，递给那孩子的父亲，“我是工薪阶层。请你们一定收下。”
男孩子和父亲热泪盈眶。
“请您留下名字。”负责接受捐款的护士说。
“这点儿小事不算什么。你就写一个公民吧。”雨衣尽量把脸正面对着摄像机镜头。
这时，我从男孩子的父亲手中到了护士手里，我目睹着雨衣表演，我觉得他很丑陋。
雨衣离开病房走了，我希望不要再见到他。
冤家路窄。当天晚上，我们这些捐来的钱被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搁在男孩子病床旁的床头柜上。我从电视新闻上又见到了雨衣。
女播音员如此解说：
“这位说什么也不肯留下姓名的先生在捐了100元之后默默地走了，他的行为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哪位观众认识他，请速与我们联系，电话……”
这是一个最正宗的伪君子。
我为人类担心。
我不知道处心积虑一门心思往上爬的人是不是都这样。
第二天的电视新闻中，公布了雨衣的名字，他又一次出现在屏幕上。
捐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塑料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我看见兔子也来捐款，他捐了10元钱。我希望兔子能认出我。很遗憾，他已经认不出我了。
我还是头一次和这么多钱呆在一个空间里，大家七嘴八舌地侃，新鲜事听不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大家都是为了救那男孩子而凑到一起，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件事。
“我那主人特怪，他姓陈。这小子是个不孝子孙。”紧挨着我的一张百元钞说：“对他爸爸特小气，几个兄弟姐妹竞赛着对父亲不孝，谁也不管老人家。最后，老人家离家出走，死在路边，暴尸荒野，作孽呀！”
“怎么会让父亲暴尸荒野呢？”我心里发冷。
“就是这小子，平时连一分钱也舍不得给他爸爸，今天捐款一出手就是100元。你说人这东西怪不怪？”百元钞想不通。
“给他爸爸钱没人知道，捐款却可以买好名声。”我说。
“连自己的生父都不爱的人，能爱谁？我要是当头儿，凡是让自己的父亲暴尸荒野的人，一律开除。”百元钞咬牙切齿。
“这个姓陈的家伙对自己的父亲太刻薄了，没有人性的家伙。”另一张10元钞说。
“人应该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善待别人。善待别人的最好方法是宽容别人。”一张1元钞加入讨论，他的话挺深刻。
来为男孩子捐款的人络绎不绝。护士们将我们这些钞票分门别类清点打捆。
“已经有8万元了。”一天，一位长得很可爱的护士向大家宣布。
给男孩子治病的费用已经绰绰有余了。
我们被送进医院的财务室。
有钱挡不住生病。生病最怕没钱。 是我们而不是医生救了那男孩子的命。
我们被锁进医院财务室的保险柜。保险柜漆黑一片，还密不透风。后来，我无数次接触保险柜。我讨厌这东西，象监狱一样。没有盗窃犯，就没有保险柜生意，是小偷给保险柜构筑了市场。保险柜越多，说明小偷越多。
保险柜是人类为钞票准备而监狱。
监狱是人类为小偷准备的保险柜。
没有我们，就没有小偷。没有小偷，就没有保险柜，也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就没有警匪故事片。没有警匪片，就没有电影明星。没有电影明星，就没有追星族。没有追星族，就没有对追星族冷嘲热讽的报刊专栏作家。没有专栏作家，就没有报刊。没有报刊，就没有印刷业……
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互相连接的。连不上的，陆续被淘汰出局。
不知怎么搞的，我希望我和我的同胞早点儿被淘汰。
我在保险柜里被关了三天，全靠和同胞聊天打发时光。经常有同胞随时被关进来，他们向我们透露外界的种种信息。
我渴望尽快离开这监狱。
“在保险柜里呆烦了吧？”挨着我一张百元钞说。
“我第一次走出银行时，也象你这样，慢慢就适应了。你必须正视自己的身份。人看不惯这世界，可以出家当和尚尼姑。咱们不行，咱们没有自主权。”他说。
正在这时，保险柜的号码锁发出了转动的声音。
“咱们又要重见阳光了。”那百元钞说。
“不知谁运气好，能出去。”我还是喜欢出去，尽管外边不尽如人意。
出纳的手拿住了我所在的这捆钞票。我和同胞们一起离开了保险柜。
出纳将我们交给一位穿白大褂的小姐。那小姐将我们数了一遍。
她给出纳写了张收条。
白大褂小姐拿着我们离开财务室，她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间有玻璃的房间。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身边的那张百元钞。
“ 不知道，我是头一次进医院。”他说。
“献血的地方。”另一张来过医院的钞票告诉我们。
“献血？”
“人类的身上离不开血。有时有的人缺血了，需要别人给他输点儿。”
“能给别人输血的人不错。”我说。
“也不是白输，现在输血成了挣钱的一种方法，准确地说，是卖血。她把咱们拿到这儿来，就是拿咱们给卖血的人的报酬。”那钞票说。
“卖血？”我这才知道人身上的原装东西也是一种商品，也可以换钱。
我看见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将胳膊伸进玻璃墙上的小洞里，护士用胶皮管勒他的胳膊。他的血管在胶皮管的逼迫下万般无奈地膨胀给护士看。
护士拿起粗大的针管，极其职业化地将针头准确地刺进大汉的血管。瞬间，针管由白变红。我看见了血，维持人类生存的液体。
大汉旁边坐着一个面容憔悴的男人，他大约四十一二岁，象乡下人。
“你不能再卖血了，你这个月已经卖了两次了。”一位护士对乡下人说。
“又是你，不想活啦？”另一位护士也加入了劝阻乡下人卖血的行列。
我渐渐明白了，乡下人卖血是为了孩子上学。他家特穷，可他一心要让儿子读书。他从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卖血，一直卖了10年。
有一位护士偷偷擦眼泪。她们凑了30元钱送给乡下人。
刚刚抽完血的大汉也掏出10元钱给乡下人。
我头一次切身体会到我们钱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人类居然不惜拿血换取我们。
一位护士把我和另一张百元钞抽出来，递给那位大汉。我和那位同胞成了大汉这次卖血的报酬：200元钱。
大汉将我们装进上衣的内兜，走出医院。
大汉走进一家商店，用我的同胞买了一些廉价的学习用具。 我猜测他也是为了孩子上学卖血。
如果走投无路，几乎所有父母都会为了孩子卖血。孩子长大了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十有八九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报答父母 。但他们会为自己的孩子卖血。这是我后来发现的。
大汉住在家挺不错的宾馆，我不相信能住得起这样规模的宾馆的人会去卖血。
当他走进一间有两张床的标准客房时，房间里的一个人对他的称呼吓了我一跳。
“巩副市长，回来啦。”那人说。
“回来了，给孩子买了点儿文具。”大汉由于刚抽完血，显然有些疲惫。
副市长？副市长卖血？！
刹那间，我觉得人类特有希望。
副市长卖血，凭这5个字，我就能无条件爱人类。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这位姓巩的大汉是这个国家边远贫困地区一个市的副市长。他收养了在一次地震灾害中失去了父母的3个孤儿，他还要养活自己的孩子和家眷，而他的工资一个月只有700元。
为了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他偷偷的卖血，这是第三次。这次，他是利用到这座城市开会的机会偷偷地卖血。
副市长肯定有权弄钱，但他不。
我希望这个国家的官都这样。
如果都这样，保准再没有老百姓去卖血。
我在巩副市长的衣兜里呆了一天，他的身上就我这么一张百元钞，其余的只是几张少得可怜的零钱。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夸耀。不管什么人不论夸耀什么都是浅薄的表现。
不知为什么，我在他的身上悟出这样的道理。
这是一次全国市长会议。参加会的都是来自各地的市长副市长，他们几乎把这座宾馆住满了。
由于巩副市长，我对这些市长们都肃然起敬。当官一定要把自己当做老百姓的儿子孙子，如果当官把自己当成了老百姓的父母，就是狗官。
在晚饭的餐桌旁，一位挺年轻的市长问大家：“谁有新钞？100元的。和我换一张。 我一会儿去看一个亲戚，给外甥点儿见面礼，新钞看着舒服些。”
巩副市长将手伸进衣兜， 我被他从兜里拿出来，递给那位年轻的市长。
“谢谢。”年轻市长用一张旧百钞和巩副市长作了交换。
“张市长出手挺大方，一次就给100元。”有人和我的新主人开玩笑。
“头一次见外甥，应该表示嘛。”张市长说。
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巩副市长。
由于会议临时安排了一项活动，张市长没能去看外甥，我也就在他的钱包里住下了。
张市长39岁，年轻有为，是北方一座中等城市的市长。他仪表堂堂，说话干练有逻辑，很有魄力。
会议结束了，我随张市长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上天。虽然看不见外边，但我能感受到飞机引擎的轰鸣。人类的确不是等闲之辈，愣是用4个发动机把这么多人从一个地方腾空拽到另一个地方。
下飞机后，张市长坐上了专程来接他的汽车。
“不忙回家，先去街上转转。”张市长对秘书说。
秘书吩咐司机。
张市长下飞机后不回家，先视察市容。我听见坐在前排的秘书使用车载电话通知电视台。
从前我在电视上见过市长视察工作的新闻，当时我觉得市长挺累，走到哪儿都有摄像机跟着。
我觉得那秘书不该主动打电话招摄像机。
电视台的采访车很快跟上了我们的汽车，摄像师扛着机器从打开的汽车顶盖上站出来拍市长的汽车。
行人纷纷驻足观看。
张市长示意司机停车。
张市长下车同市民聊天。聊物价，聊就业，聊住房，聊医疗费。
电视台的记者把浑身漆黑的录音话筒望张市长嘴边捅。张市长面对镜头谈笑风生。我发现他的一只胳膊总爱呈弯曲壮。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下意识地模仿我身上的一位伟人。
张市长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他脱下外衣挂在衣架上，我所在的钱包在外衣的内兜里。
他的家庭成员有妻子和女儿。女儿已经睡觉了。妻子在等他。
张市长吃妻子给他准备的夜餐。一边吃还一边向妻子说这次外出开会的趣事。
第二天一早，秘书敲门，说是有急事。张市长匆忙中连外衣也没穿，跟着秘书走了。
呆了一会儿，市长的妻子和女儿也出门上班上学去了。
房子里很静。窗外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大约9点多钟的时候，窗户那而方向出现挺恐怖的声音，象是撬插销。
“小偷！”钱包里的一张5元钞提醒大家。
开始我还不信。我觉得小偷不敢到市长家行窃。
事实证明5元钞的判断是正确的。
两名小偷偷到了市长家。
真正令我吃惊的事还在后头。
这两个窃贼居然从一个沙发的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