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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风云-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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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年10个月的牢狱生活里,孙宏斌天天在想这件事,现在有机会与柳传志见面,忍不住娓娓道出,听上去像是道歉,又像倾诉。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这两个人,一个才三十出头,一个已年过五十,曾经相互信赖,又分道扬镳。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按照常情,这两人即使不是反目成仇,也一定会白眼相向,但是只不过在一顿饭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表明孙宏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柳传志一样拥有大智大勇。10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开创顺驰公司并且成为京津地区房地产业的佼佼者;让法院撤销原判,宣布他的“罪行”可以免于刑事追究。其中这第一个目标,他在1994年3月与柳传志相见的时候,即已和盘托出。他说他想做房地产生意,还说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把今后的路走好,所以想了结过去,重新开始。柳传志望着面前这个青年,觉得他“能在监狱里面挺过来,还能反思自己积极向上,很不简单”,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当场振作起来,而且毕生难忘:    
    “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48节:拼命“赌一把”

    就在孙宏斌走出监狱的那个星期,杨元庆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刺激性的一段经历。    
    1994年3月19日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念头。“真是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他对杨元庆说,“我希望你能来负责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杨听了柳的劝告,留下来。柳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这是原来四个副总裁掌管的权力。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在CAD部获得的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搭档,然而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柳传志手里。    
    微机事业部是在仓促中成立的。形势刻不容缓,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国产微机大都溃不成军,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都是那时候中关村人人传诵的故事。AST倒是没有进入中关村,但是它在天津建了生产基地,据说投产以后的产量将超过全部国产微机。整个形势就像电子部的一位官员说的,“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也像李勤在微机事业部成立大会上所说,“在座各位受命于一个非常时期,肩负着公司的重任。我们的竞争对手已是国外大的名牌公司。” 倪光南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说话,即使说也都属于技术性质的问题,但是现在也忍不住发言了:“我们主要的对手是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了。”    
    柳传志在多年以后承认,把杨元庆推出来是“拼命赌上一把”,但在当时他却不肯当众这样说。那一天他拖着多病之身来到会场,告诉属下:“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他把自己对于联想微机事业的最后希望托付给杨元庆。后来人们谈论当时情形,都说微机事业部的成立以及杨元庆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其实当时所有人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杨元庆。柳传志告诉公司员工这是“背水一战”,又让杨元庆放手一搏,其实在心里还是为自己留了后路。当时联想微机的销售额在公司只占12%,就算全都赔光,还不至于满盘皆输,无非是退回到代理商的轨道上来。杨元庆在离开CAD部就任新职的时候,曾对他多年的助手林扬袒露心迹,他觉得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还认为自己去了微机事业部之后很难再有作为。很多年以后,他又谈到当时的情形:     
    凌志军:柳传志把最重要的一块交给你了,是不是在“赌一把”?    
    杨元庆:我的感觉是放手一搏,但不是赌博。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在整个公司占的比重并不大。公司利润中的大部分是靠代理产品得来的。当然微机是联想未来的期望。    
    凌志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是吗?    
    杨元庆:对,当时确实没有把握。    
    杨元庆慨然受命,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就一定心甘情愿。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49节:杨元庆其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联想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和主机板的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杨元庆这一年还不满30岁,所具有的全部职业经历只是外国产品的代理商。    
    杨是出生在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一米八一,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日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有意思的是,让柳传志终于对杨产生强烈印象的原因不仅是他的业绩,还有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那一次柳传志给他打电话,说要派他去夏威夷参加惠普的全球代理商大会。杨回答:“最近销售的事情特别多,如果实在忙不过来,能不能换具体管业务的杨一兵去?”正是这一刻让柳传志大有感慨:    
    当时出国风非常盛,无论谁有了出国的机会都很高兴。杨元庆是早想要出国的人,但是他却说让别人去,而且他的口气特别自然,漫不经心的,绝没有给你一个感觉,好像他有多高的风格。这个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了解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认人惟才”的。他曾有个经典的表述在公司流传:“假如有一个人本分老实但没有能力,另外一个人很有能力但不大老实,那么我要用谁呢?用后面这个。我宁愿再找一个人来看着他。也要让他发挥才干。”一定是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会对杨元庆的一件小事产生如此大的兴趣。    
    杨元庆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打鱼为生的历史到杨的上一辈结束。父亲4岁时离开了老家到上海,又在上海长大。所以杨元庆在简历表上填写祖籍的时候,一直觉得“那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安徽长到17岁,然后去上海交大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读了两个学校,学的都是计算机。我觉得交大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注重逻辑思维,学生就是为了一个好成绩,也比较听话。而科大就更自由,更开放。科大的学生雄心勃勃,而且有主见。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其实对我都有帮助。”    
    他认为能够执掌公司的微机事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喜欢挑战,喜欢困难的问题,”他说,“那会让我很兴奋。”    
    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过去四年公司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与微机有关的人员在整个公司已有400多人,分散在5个部门,机构庞大而又彼此牵扯,这本身已是官僚作风的土壤。部门的经理又像“绿林好汉”一样守着自己的山头,还大胆地藐视总裁室的权威。当有一个关于销售的问题要大家坐在一起来解决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目标,就好像一个人想去上海,另一个人想去成都,第三个人想去乌鲁木齐。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构思行军路线,永远无法同行。杨元庆在协助刘金铎领导微机销售的时候,每天为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所困扰。这种情况迫使他以一种全新的逻辑来组织新部门的构架—它将以一个产品的整个流程为基础,而不再是建立在所有产品的某一环节上。    
    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两位元老的支持,50岁的曹之江和年纪更大的袁葆玑情愿给年轻的领袖充当助手。这两人都是技术上的出类拔萃之辈,也是新生一代连接过去的桥梁。杨按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始终称他的两位助手为“老师”。在杨元庆统帅微机事业的最初两年里,这两个人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杨把许多事情全都交给他们去照看,包括最为重要的产品研发和产品质量,而他自己则倾心尽力地建立全新的销售体系。那些日子,他只要对“曹老师”和“袁老师”说一声“后面的事情请你们多管管”,就可以放心地走遍全国。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0节: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1)

    杨元庆把他的指挥中心搬出中关村,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他在国家图书馆旁边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了1 000平方米的层面,开辟了微机事业部的第一个办公区。开张那天大家都想热闹一番,可又没钱做广告。杨元庆坐在房间里,从大玻璃窗看到街上车水马龙,忽然心生一计。他让属下把“微机事业部”贴在窗上,又写了“联想386、联想486、联想586”,个个大字都能透过玻璃朝着大街。到了晚上派个人守在那里,弄个聚光灯照着,让街上的人全都一目了然。“这跟做广告一样”,杨得意洋洋地对属下说。    
    那个春天人人都像回到了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家用电脑事业部现在也并入杨元庆麾下。两年前许志平开创这一理念,并且用一个神秘的“1+1”来张扬,但是他在市场上的努力并不成功。联想家用电脑总计只卖出几千台。事实证明此人毕竟是个书生,虽然脑子里面总是花样百出,但却缺少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市场大潮的能力。    
    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尽管如此,计算机市场在过去两年里突飞猛进,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益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刺激了家庭计算机的市场,那些拥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来,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    
    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很少,通常限于家庭里面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年工资不到4 000元。诸如苹果、惠普、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又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但是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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