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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风云-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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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又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但是毕竟太贵了。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为名牌机器的三分之一。    
    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就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这样说,并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型电脑’,”杨元庆解释说,“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合适的,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然后他又补充道:“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个‘经济型’就是跟兼容机差不多一个档次。”    
    以“经济型”来标榜自己,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个人计算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技术部总经理李之文是“E系列”的主持者,而他属下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了联想,后来成为联想集团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惟一优势就是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到一个机箱里,惟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一辈子说来都能感到兴奋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1节: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2)

    这一计划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廉价。他们利用几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配件和组合件(键盘,磁盘,驱动器,鼠标),来生产计算机,让这些供应商相互竞标,还有可能以很大的批量来降低成本。而他们的“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5月的第一个星期,“E系列”第一次摆在成百上千的电脑商店里面销售。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可是这台只要一万六。报纸上还不约而同地刊登“联想E系列微机标准配置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款机型如下:    
    微机型号 LX E3/40    
    处理器 386DX/40    
    标准硬盘 80/120/210MB    
    标准内存 2MB/(32MB)    
    标准软驱 5。25英寸/1。2MB+3。5英寸/1。44MB    
    随机软件 电脑小秘书和简化联想汉字系统,MS DOS5。0    
    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那时候的电脑工程师也真是满怀激情,什么都干,还要“做很多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刘军设计了电脑,又设计包装箱,还要为包装箱里面的泡沫塑料设计新模具。等到这一切全都弄得合适了,就开始设计纸箱子上印着的那些字。包装箱上的“联想E系列电脑”那几个字,就是他亲手画出来的。他对美术一窍不通,既不请教那些艺术家,也不咨询广告公司,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蔚蓝色,这颜色后来成为“联想微机”的主色调,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个记者想到IBM的蓝色商标,评价道,“看来联想要做中国的‘蓝色巨人’。”其实当初这些联想人可没想这么多,在刘军眼里,“蓝颜色象征着梦想。就是这些。”    
    然而实现梦想却需要借助于实实在在的购买力。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怀抱着一个梦想: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为了这个目的,杨元庆不惜改变元件的供应链,甚至六亲不认。他对香港联想的供应人员说:“如果你给我的货不能又快又好又便宜,我就找别人。”后来他果然把香港联想的主机板退回不少。    
    1994年5月10日是“E系列”大批上市的日子,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    
    30天以后,公司的财务报表上两年来第一次显出乐观的数字:微机事业部已销售联想微机5 500套。柳传志也在这一天接到报告:1994财年第一季度微机销售指标,提前15天完成了。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2节: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

    我们仔细检查联想档案,可以发现,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竟是一桩小事。    
    事情起因于为倪光南开车的司机侯海滨连续发生四起交通事故,柳传志责令车队为倪光南更换司机。有一天车队队长王威在同事中说,倪光南的夫人赵明漪曾抱怨“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他认定王威“完全是捏造”,联系到自己和公司其他领导的矛盾,又相信这一事件背后一定大有文章,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直接送“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柳传志本人传真。信中关键的部分如下:    
    从事实出发,小侯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做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    
    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议,1。 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 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平心来看这封信,多少都会感觉到总工程师有些借题发挥,甚至会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如此容易动怒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正应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特征: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与人斗争”的逻辑,又经阶级斗争岁月的洗礼,所以特别善于在人事纠葛的细微之处发生无穷的联想,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的意义。这在古代就有“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训诫,在当代也有所谓“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之说。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当日倪光南的动怒,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    
    但是柳传志立刻对倪光南的“含沙射影”反感起来,他认定这封信的锋芒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决心与自己的这位搭档摊牌。他在一封回信中写道: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10年了。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心存感激。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事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做是一种光荣。我把对你的关心放在了十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齐鼓不齐,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后来说自己的这封信“非常诚恳”,又说这是“最后通牒”。应当说,这两种说法全都没有错。他当时刚刚摆脱美尼尔症的侵扰,觉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一个感觉不会有错,那就是“倪光南开始找茬儿了”,于是在心里决定,这封信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推心置腹:“如果他回信,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可是倪光南没有回信。他不再相信柳传志的诚意,认定那个人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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