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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冲突。他在《知本家风暴》里与另外两位作者，王俊秀和刘韧，一起写道：“在这一冲突中，最初技术派总是处于下风，于是，总工程师出走，成为中国知本市场一道独特风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结论，比如曾茂朝就认为北大方正就是“技术领袖不断赶走总经理”的局面。不过，大多数人在当时都会承认，当时中国的确有“市场派”和“技术派”之分，两者之间也的确存在冲突。
倪光南当时的身份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非同小可，身后还有一大批院士为他鸣不平。由于担心事情会超出公司董事会能够控制的范围，李致洁和曾茂朝觉得有必要取得更大的支持。7月20日，这两人来到国家科委，向朱丽兰和惠永正两位副主任汇报事情经过。当日记录表明，这次谈话最后还是归结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惠永正很清楚地表明“搞技术的应听总裁的”。他说：“一个单位总要有人最后拍板，不能是‘三国演义’。很多成果不能转化，是因为发明人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朱丽兰试图超越事务性的纠纷。她对曾茂朝说：“总裁和总工的责权利要分清，什么是总裁决策，什么是技术干部决策。公司就是总裁说了算也不对。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要有制度建设。你们肯定是怕，怕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找我们谈。我不是支持柳传志或倪光南，是因为既然影响事业，就要采取措施。要提醒柳传志吸取教训。某种程度上，柳传志也有责任。”
无论是评论者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不过，事情本身的含义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公司高层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常见的事。我们国家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争端本身，而在于解决争端的方式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其情形有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曾茂朝的一段对话，虽然不那么堂而皇之，但却有可能切中要害。
周光召说：“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曾茂朝说：“我搬起石头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会掉下来。”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8节：技术的力量与推动技术的力量
柳传志手上一直捧着两块石头，一块是倪光南，已经掉下来了。现在他决定把另外一块也彻底放下，那就是所谓“技工贸”。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是这样来表述公司的发展道路的，比如1990年3月19日，他在一次演讲中阐述联想取得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国内外市场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拼力创建了一个技、工、贸结合的立体结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他在此后几年多次阐述这个思想，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的夏天，他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很多人在开始时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其实里面大有深意。
他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反顾的人，所以后来用很大的精力向公司内外解释他的转变。这一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申出我们在前边曾经涉及的那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公司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的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花掉的钱超过利润的40％，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即使做成产品也很难成功。“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指出：“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最有利的证据是“联想式汉卡”。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批评那些主张“贸易领先”的人可能没有看柳传志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有中科院、北京开发区领导参加的大会上，”他提醒道，“柳传志总结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有个名叫“阿果”的人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2004年11月出版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地批评柳传志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他的意思是，这个“系统”包括科研、开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诸多环节。科研是重要环节，但绝不是全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能成为最关键的环节：
我可以说一句大话，我没有倪光南，也一定能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倪光南没了我，想再找一个合作伙伴，会非常困难。后来我反复研究过这个事，结论是：我没有这个技术，还能找别的技术。我一定能找到！所以我现在也总是对我的员工说，一个好的技术很难得，但是更难得的是好的企业管理者，如果你的技术出来以后，没有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事还是做不好。
“技术派”听了这话，必定嗤之以鼻，会说柳传志一定忘了当年如饥似渴恳求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此后很多年里，他们一直批评联想缺少核心技术，是因为辞退了倪光南这样的技术领袖带来的恶果。他们满怀自豪感地回忆，早期公司的规模虽小，但产品利税率可以达到29。7％，其中“七型汉卡”的销售单价2 500元，毛利率高达98％，这正是“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此后产品的利税率迅速下降，到1991年为10。8％，到1998年不到3％，原因都在于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公司早期的产品利税率如此之高，不是因其技术含量，而是因其市场需求和公司的营销。而今天计算机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彻底变化，“98％的暴利时代”永远只能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
90年代这场争论中的个人色彩渐渐淡去，能够留下来的记录都与个人无关。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联想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杰克·韦尔奇才会说：“通用从来就是一家全球性的贸易公司。”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也才会说：“第一条是你的产品要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在科技企业里面只是很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只有在市场营销、管理、资金、人才等等因素都具备了以后，你的研发才上升为最重要的因素。”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9节：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
1995年秋：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
导致公司内部重大危机的争执暂时结束。海面上重新风平浪静，倪光南固然是输了，但柳传志也很难把个人的胜利化为公司的胜利，因为一道精神的裂口已深深地刻下，就像海底的鸿沟。从这以后，技术专家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信任和默契荡然无存。倪光南在公司依然保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书，工资和其他待遇也和以前一样，可事实上，公司从此不再有总工程师这个职位。好在一代新人已经成熟，他们凭借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很快填平了双方的鸿沟，被后来的人们编织成又一个神话。
1995年秋天的几个月，是北京联想迄今为止少有的平稳时期。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引人入胜。联想公司管理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事情终成定局，让中国科学院另外 45个研究所的所长分外好奇，全都跑到联想看个究竟；修订后的《联想集团公司章程》颁行，首次写入“投资比例为中科院计算所占45％，中科院占20％，职工持股会占35％”一条；第一台基于“奔腾Ⅱ处理器”的微机—“联想奔月”诞生，这是中国微机第一次在新机型方面与世界同步；中央党校100多名学员参观联想，他们全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柳传志兑现了当初给孙宏斌的承诺，在孙出狱后创办的天津顺驰置业有限公司中投资500万元。此外还有《2000年规划》、在第三期日元贷款的五大信息系统里中标、大亚湾科技园建成剪彩、联想电脑获得“中国名牌”称号、柳传志成为北京市电子行业优秀企业家、北京联想获得1994年度全国优秀企业最高荣誉—“金马奖”、香港联想获得ISO9001品质鉴定证书。微机事业部在经过了第一年的大规模精简之后，现在开始大规模招聘新员工，让联想员工在这一年里达到820人。第一期新职工培训班和第一期骨干员工培训班，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召开的。新的《公司干部基本条件》用白纸黑字确定下来，新的《员工招聘标准》，也是在这时候形成文件正式颁行的。
由柳传志提议的“随机抽查”终于启动。杨元庆宣称他对微机质量有足够信心，于是总质量师李之文拟定“抽查实施方案”呈送国家技术监督局，后者是中央政府里直接负责产品质量的部门。以往的经验证明，企业通常都会回避质量检查，现在居然有个公司反其道而行，技术监督局自然乐意。检查人员担心被假象欺骗，所以坚持依照“突击抽样”的规则，时间和地点也完全保密。联想很痛快地答应了，只开出一个条件：如果检查结果证明微机质量完好，则要以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名义“为联想拍手叫好”。
检查人员不肯轻易“叫好”，所以相当苛刻。他们在7月和8月先后三次来到北京市场，随机抽取三组联想微机，每组三台，并行操作，检测内容计有8类26项，包括开箱、外观结构、功能、安全、电源适应能力、噪声、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其中“环境适应性”有10~35度的工作温度、80％的工作湿度、98％的存储湿度，以及振动、冲击、碰撞、800毫米高度的任选四面跌落。“电磁兼容性”则包含磁场敏感度、电源频率、电压、尖峰信号敏感度、辐射、传导敏感度以及传导和辐射干扰。这样的检测持续了20天，结果一律秘而不宣，让柳传志和杨元庆不免提心吊胆。
到了9月14日，一群检查人员突然来到联想生产基地，从库存的141台“486/66微机”中取走43台。将其中三台重复进行上述检验，另外40台则全部加入“可靠性试验”。9天9夜之后，检查人员终于认定，四次突击检查的结果证明，联想微机各项指标全部达到优秀水平。
意识到财务规则将极大地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及利润水平，公司开始鼓励财务人员发挥监管作用。那时候郭为是财务部的总经理，还有个总会计师名叫孙夏明。这两个人率领财务部制定了一套烦琐、苛刻的规定，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产品滞留库房的时间不允许超过90天。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新的财务制度具有一种“预警的能力”，让公司的每一个人都以更确定的方式感受着压力。“责任会计”当时的一个责任就是把新制度向每一个经理讲清楚。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财务培训，不仅让大家接受一种约束，而且还要确立新的观念。公司当时的会计王立界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培训班是在1995年9月14日举行的。那是一个周末，王立界把所有部门的领导集合在六层的大会议室里，给他们讲了整整一天。
即使是一个最基层的“责任会计”，王立界也可以感到，新的财务制度甫出，公司上下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为她那时经常去列席总裁室的会议。“一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