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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1583年，正当万历皇帝情绪紊乱，亲到天寿山寻找自己的死后乐园时，在中国北部的皑皑雪原上，一个比他大4岁的青年人正率领着女真铁骑，开始吞并周围部落。在不断的扩张征战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这位青年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随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走出林海莽原，夺取明朝而代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1588年，也就是定陵寿宫正式开工的第四年。当万历皇帝下令实行“开纳事例”，以国家的名义向私人售卖官职，筹建陵款项之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下令出动拥有一百三十余艘战船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对大不列颠帝国实施大规模海上进攻。
在此之前，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争霸战争，先后占领了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北非的突尼斯、欧兰等大批土地。到1535年，原来仅为弹丸之地的西班牙，竟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帝国。
尽管“无敌舰队”遇到风暴和英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到第二年，西班牙重整旗鼓，又出兵攻打法国，继续它的扩张战略。
1590年，定陵寿宫建成，万历皇帝大摆酒宴，为臣僚们加官晋爵。此时，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已用武力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并在中国东北部大量屯兵，以见机行事。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万历和他的主要臣僚竟毫无察觉。只有一个名叫徐成楚的兵科给事中给朝廷上过奏章：“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兵筑舍为持久计，所谓舍股体而攻腹心，以其志足畏也。”可惜此时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一年之后，羽毛渐丰的丰臣秀吉便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1583年，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书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利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原文如下：
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利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
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当玛丽亚（1553—1558）在位时，英国政治完全服从于西班牙的利益，玛利亚自己和西班牙国王腓力第二结了婚。玛利亚死后，腓力第二又向伊利莎白求婚，但这位登位不久的女皇毅然拒绝了腓力第二的要求，并开始执行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不比东方的大明帝国更快，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无力建立一个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统治者便加快发展工商业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时，殖民扩张的思想也在上层统治者中兴行起来。英国的报刊出现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而如何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成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573年，威廉·布雨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他在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从英国到中国可能通航的五条道路：一、取道好望角，为葡萄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二、取道麦哲伦海峡，为西班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四、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五、北极航路，通过北极。
在殖民扩张宣传的同时，英国也开始了具体行动。约翰·纽伯莱第三次被派出寻找到中国的航路。在这之前的1576年，著名的探险家马丁·傅洛比雪尔，沿西北航道寻找中国遭到失败；1578年，弗兰西斯·德罗克率领五艘航船渡过麦哲伦海峡，企图驶往中国，但依然没能成功，只得于1580年返回英国。
约翰·纽伯莱吸取了上两次航海失败的教训，取道好望角向东方行进。然而，当他到达忽鲁谟斯时，就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航船再度搁浅。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英国打开中国门户的决心，他们除了开始向北美输出殖民统治之外，仍继续寻找经过北美到中国的西北通道。经过几十次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终于在1644年到达中国的澳门。
在英国开辟中国航路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南洋探寻时期，虽然没有夺取中国商人在南洋的贸易中的领导权，但是这里的中国商人因为得不到国家支持，而无法击退这些从西方来的戴着商人或探险者面具的强盗，大批的商品被他们掠走，中国控制的南洋贸易领导权也摇摇欲坠。遗憾的是大明帝国一直到灭亡时对这个新出现的欧洲民族还没有丝毫的了解，竟一直将它和荷兰混为一谈。在中国文献中唯一提到英国人的记载是1637年威德雨来到广州的事件。而中国政府竟糊里糊涂地将这次事件记入（明史·荷兰传》中，却不知在这之前英国人已开始在南洋抢掠中国财富了。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驶近澳门海岸时，大不列颠本土已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这时的京都已被清军占领，大明帝国不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八旗军的铁骑下，终于化作灰土。民族兴盛的朝晖已从东方隐去，再也未能重新升起。
第八章 金刚墙谜洞
石隧道的尽头，一座巨大的金刚墙突然出现在面前，地下玄宫只有一步之遥。隧道的轰然塌陷，金刚墙再度消失。面对神秘的巨墙，是进、是止，发掘人员陷入了深思——
石隧道的神秘文字
实现机械化出土运输，出土量较以前几十倍地增加。在挖开第三道探沟后的一个多月，终于在两侧发现了由大石条垒砌的墙壁痕迹，然后逐渐出现两道完整的大墙。考古队及时作出判断：这是帝后入葬的最后一段甬道，或曰“石隧道”。隧道由“砖砌”变成“石砌”，这是明显的升级，虽然隧道有些弯曲，但是他们没有走弯路，地宫就在前面。长期紧张的神经本可以稍稍松弛，然而打开地宫，进入地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将会更复杂更艰巨，工作队又须作出各色各样的设想分析与推断：如果尸体未腐怎么办？器物半朽不朽怎么修整？有些迹象稍显即逝又如何及时记录拍照？……这不仅是对年轻的考古队的考验，也是对我国考古水平的考验，必须在乱麻中理出几条，每个人必须作具体准备，大会小会、人员、工具、药剂……白天宝顶上卷扬机、矿车轰叫，入夜来木板房内烛光通宵达旦……
几个月后，石隧道终于全部显露出来，它由南北两道大墙构成，呈东西走向。东端略向南弯曲，距砖隧道虽近，但并不衔接，也不完全相对。大墙除顶部及两端接近金刚墙部分，使用少量城砖外，其余为花斑石做成。这些花斑石都经过仔细地研磨和加工，光滑平整，色彩绚丽。整个隧道呈斜坡形，自东向西，由浅入深，隧道两壁花斑石，亦由一层递次增多至17层。全长为40米，两墙中距8米。发掘前全部由黄土填满，都经过夯打，夯面有极为细薄的石灰一层，夯土在填满隧道后，即高出墙壁而直达地面。在发掘中，隧道两侧发现了部分木柱残迹，这可能是棺椁入葬时的临时设备。
在开始计划使用机械化发掘时，曾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议，即使学术界上层人士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纵观世界以科学考古为内容的发掘古墓或遗址，都是用镐锨、锹等工具完成。从中国殷墟的发掘、山顶洞头盖骨、三角缘神兽镜的出土，到著名的叙利亚巴尔米拉罗马属州遗址、苏联阿尔泰山北侧的巴泽雷克墓群、巴比伦帝国遗址的伟大发掘，都是靠人力工具完成的。而定陵首次打破这一常规，会不会破坏墓道的遗迹？这是一种创造还是对文化的摧残？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议论，最后还是夏鼐拍板：使用机械，仅仅用于向外运土，毫不损伤遗迹遗物。工业文明已经崛起，我们当然不能墨守成规。既然人类的今天又创造了工业文明，我们就应大胆而科学地利用。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第三道探沟的出土，在毫不损伤墓道遗迹的同时，为加速打开地宫赢得了时间。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起用机械化发掘的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秘密，如同作战一样，他们是想把打开地宫后清理文物这一最为重要环节，抢在一个不冷不热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这对保存、保护文物最有利。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那就是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如果地宫不能迅速打开，一年之后，就容不得他们这些人在此停留片刻了。无论是他们对此多么留恋甚至痛心疾首，命运注定要将这座地下宫殿交到另一班人的手中。是福是祸，只有凭这后一班人定夺了。
石隧道中也很有收获。在40米长、20米深的隧道里，赵其昌、白万玉仔细地察看着巨石的结构和一切可疑的迹象。在离沟底两米多高的花斑石条上，发现了墨书字迹，擦去上面的尘土，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多是记载月、日、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石质的优劣等。他们详细地记着上面的一切记载：
四月廿六日管队金虎下口
廿六日刘精
山东胡西儿
中都司金离西四月廿五日
五军八营三司二队王宝下
四月有七日
……
墨书的位置和结构极不工整，颇似顺手涂抹而成，有的地方还出现“画押”字样。经分析认为，这些墨迹当是石料的验收人员所书，从墨迹所示官职看，大部分属于军职人员。文献记载：“万历十八年正月癸丑，巡视京科道官洪有复等奏言，寿宫做工班军，人多工少……”可见当时的陵工大都用班军，隧道石上所留墨书字迹，证明了这一点，文献与遗迹吻合。
发现圭字墙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其研究能力是一方面，最值得珍视的是在调查发掘上的丰富经验与对工作的责任感。田野调查发掘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方法论。只有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调查发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这是夏鼐大师的名言，也是他从事考古学事业所遵循的一贯准则。1944年他在甘肃宁定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整天像土拨鼠一样蹲在掘开的墓坑里，用一把小铲子轻轻地拨开墓坑里的填土，细心寻找着陶器碎片，仔细观察土层色泽的细微变化，终于发现和辨认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的错误说法。同时打破了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关于中国文明来自美索布达米亚的迦勒底和西方的埃及、巴比伦的错误论断。夏鼐的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志上一发表，顿时轰动了英国和欧洲学术界。阳洼湾出现的第一缕曙光，不仅标志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同样也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新的起点。1950年冬，夏鼐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主持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每天手执小铲，在风雪中操作，终于成功地剔掘出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技术与水平。这种拼搏和求实精神，使夏鼐成就了与斯文·赫定、安特生、格林·丹尼尔、亨利·弗克福特、波提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