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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帝生前筑造豪华的寿宫来看，无非是相信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依然像人间一样生活。配殿中设甬道和正殿相接，正是为了帝后的灵魂在宫内相通，彼此恩爱如故。这一点从裕陵地宫配殿的一通一塞，便可窥其一斑。
谜团已经解开，但似乎又不尽人意。新的谜团仍缠绕着后来的研究者和挖根问底的观光人，生出一个个疑问。
孝端皇后4月病故，其棺椁应已俱备。6月玄宫被打开，直到10月3日，她的棺椁才和万历皇帝一起运进玄宫。玄宫内甬道狭窄，皇后的巨大棺椁不能穿过它进入配殿，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居然无人想到是不可能的。既然已经想到，为何不又开配殿的隧道，以至破坏帝后葬制呢？更奇怪的是为埋葬孝端后打开玄宫隧道时万历皇帝尚且健在，也就是说，这左右配殿隧道是专为埋葬皇后而设，为何不开左右配殿隧道而非开玄宫前殿？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定陵玄宫内的配殿，是否专为妃嫔设计的？
十三陵区，除十三座帝后陵墓外，尚有七处陪葬墓。它们分别是东井、西井和五处妃嫔墓。史料载“盖无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尔。”我们不妨回过头看一看这井与葬制的关系。残酷野蛮的殉葬制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奴隶制国家的确立，殉葬制度有所发展。殉葬人的身份由奴隶扩大到近臣近侍，人数也大为增加。这种制度春秋以后即不多见，汉唐以后已不存在。到了明朝，又死灰复燃。从太祖朱元璋始，到代宗朱祁钰，五朝皇帝死后皆以妃嫔宫女殉葬，至英宗遗诏始罢。
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时代贵族奴隶主墓葬，殉葬人大多放墓室中，明代情况尚无发掘资料可证，依传统习惯，亦当葬于陵内。《明会典》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裕陵以后妃，无从葬者。”
由引文可知，殉葬诸妃凡未葬在陵内者，均指出所葬地点，如孝陵“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献陵“三葬金山”，景陵“一葬金山”。这一推理如果不误，那么东西二井如果埋葬的是长陵殉葬的十六妃，似应作“长陵十六妃，葬东西二井”，或言“葬陵之东西”，不会说“十六妃俱从葬”。再者，长陵十六妃殉葬如不在陵内，献景二陵从葬诸妃又当葬在何处？既不见于史籍，实地调查又无遗迹可寻。
葬于十三陵内的诸妃，多数为皇帝的宠妃，生前备受恩遇，封以皇贵妃、贵妃；有的虽不受宠，但曾生育皇子，地位也非一般。殉葬诸妃中虽有贵妃，但多为一般嫔妃和宫女，丧葬礼仪亦当有别。东西二井规制与其它陪葬墓相同，甚至比万历四妃墓、世宗六妃二太子墓规格还高。宫人殉葬不在陵内，单独建置陵园，视同贵妃，似乎不大可能。
按照我国古代“视死如事生”的礼制，皇帝生前深居九重，把皇宫比做天帝居住的紫微宫，其建筑包括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建筑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象征“前有太乙，后有钩陈”的紫微帝座三辰，两翼则分文华、武英二殿，内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宫分处两翼。事实表明，定陵的陵寝建筑确属皇宫建筑的格局。由此推断，十三陵地宫的整体格局亦应与定陵大致相同。这就否定了宪宗朱见深首创左右配殿的说法，并可得出十三陵各陵均有左右配殿的结论。而按照一帝一后葬制，其左右配殿只能为殉葬妃嫔宫女所用。不如此，一个皇后面对两座配殿，到底居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下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皇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皇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玄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后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十五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十二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入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事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作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床上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
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作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当然，定陵历史已逾四百年，对种种谜团的破译并非易事。到底孰是孰非，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既然帝后的棺椁已经安葬完毕，为什么满地的木板没有撤走？甚至连抬木箱的绳子、木杠都没有解开，零落地散落在玄堂之内？从种种迹象看来，当时的情形比较慌乱。那么，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定陵玄宫的历史地位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宏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三百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君之居的特点十分明显。
在明代君臣看来，以奉天殿为主体的外朝建筑群，相当于占代天子临朝布政的明堂。以乾清宫为主体的内廷建筑，则相当于天子的常居——路寝（正寝）。明代皇宫的制度参酌了《礼》书中黄帝合宫，即明堂建筑制度。儒家认为：“天子庙及路寝皆明堂制”。所以，明代皇宫的外朝和内廷又带有古代明堂、路寝建筑缩影，亦即简化了的明堂、路寝建筑格局。
当然，定陵玄宫各室的长宽比例，根据陵墓的特点，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前、中两室呈纵向长方形，后室则接近皇宫正殿的比例。这对表现大行皇帝在阴间的九重深宫无疑具有十分浓重的渲染作用。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除美学上更加考究外，前、中两室给人以深远之感，而后室则赋人以宽敞堂皇之整座大殿室，连结而成便具有一种神秘辽阔，撼人心魄的气势。
定陵发掘30年后，一位来参观的青年。看罢地下玄宫，站在出口处，恋恋不舍地回首这座足以令他热血沸腾的大殿，长嘘一口气：“大丈夫当如此也！”
他的感慨或许是一种对权势的崇拜，同时也含有对这部辉煌杰作的真诚向往。是定陵玄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非凡的创造力，撼动了他的心灵。“览长城催人建功立业，观大海使人心胸开阔”。那么，面对这座气势宏伟、幽深博大的地下殿宇，就不能不发出如此之感叹。它的辉煌如此，气度同样如此。
汉天子陵墓实行“黄肠题凑”制。其中分位虽迄今不详，但所设四羡门、容大车六马，却与六书“天子之宫相通”及历代帝王宫廷建筑四面辟门相合。
明定陵地下玄宫与汉代陵墓相比，虽无四通羡门，但五殿室犹具古代宫室特点。与南唐二陵比较，则形制更为相近。这不仅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宫室制度方面力图附会《礼》书中记载的周朝占制，而且进一步证明以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在我国帝陵演变史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发展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清代的帝陵玄宫除慕陵外，将明代五室玄宫简化了两侧室，形成以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为主体的三室纵列规制。从南唐钦陵到清昌陵，我们不难看出，以明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中国帝王陵寝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定陵发掘，从1956年5月19日到1957年9月21日打开玄宫，宣告一段落。但整个发掘工程还没有结束，三口脱漆的朱红棺椁中的主人仍在酣睡，玄堂上26箱稀世之宝尚待清理。当天真的发掘者们正要以全部身心去解开死尸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突变，以至由不得他们的良好心愿和满腔热情了。新中国的第 座皇陵发掘以严肃的正剧开端，却以凄壮的悲剧结束，已势所难免。无论是定陵发掘的发起人，还是为此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具体发掘者，同三具尸体 道被推上凄怆的祭坛，也只是晨暮间的事情了。
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第十三章 女尸之谜
打开两位皇后的棺椁，历史的迷雾倏然消散；华彩丽服，玉器珍宝，遮掩不住宫廷斗争的残酷无情。木俑的出现，引出一段古代丧葬的悲剧。而那两具腐尸朽骨及其生前的相同命运，则令人悲叹不已——
■字符下的孤魂
对于发掘人员来说，这是最辉煌最激动人心的日子。他们以考古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打开了中国第一座皇陵。这是考占界的幸事，也是个人的幸运。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一生能够参与几次像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发掘？尽管他们尚不知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的皇陵发掘，却分明体会出这次发掘的份量和地位。可以断言，它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面对三口巨大的棺椁和26箱因木质腐朽而四散零乱的随葬品，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迅速清理殉葬器物和解开三具尸体之谜。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盛行的“厚葬”制度，历代统治者都把大量的财富随自己一同埋进坟墓之中。除金银财宝之外，尚有大量的日用器物、工艺美术品、文房四宝、图书绘画以及生产工具、科技成果等等。这些殉葬物品除本身固有的价值外，还在于它们都是当时盛行的最值得珍惜和有代表性的杰作。许多衣冠服饰、丝麻织品、铜器、玉器、陶瓷、漆木器、金银器等，都是当时特地制作的，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同时包容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和艺术风格与追求。
作为历史的物证，出土文物比之世间流传的古董文玩更为可靠。除它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外，埋葬在地下的文物，由于与外界空气阳光隔绝，不受侵蚀，恒温恒湿，虽数百年以至千年仍完好如初，光艳夺日，在质地和色彩上的研究价值又远胜于在世间流传。在诸多殉葬品中，尤以帝王陵墓中的最为丰富贵重，也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些殉葬品都是集中一国一朝，甚至几国几朝的珍贵财富和能工巧匠的智慧才能融造而成的。
面对定陵玄宫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发掘人员作着各种猜测和准备。三具尸体保存完好还是早已腐烂？葬式如何？穿什么服装？现在京剧舞台上的服饰是仿照明朝的式样制成的，那么，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穿戴是否和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