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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必须回考古研究所参加反右运动，就要走了。“夏老师，还有什么要嘱咐的？”赵其昌紧握着老师的双手不忍松开。
夏鼐哽咽了几下，深情地说：“学习之余要留心点文物，如发现不祥之兆，赶紧告诉我。”赵其昌点点头，泪珠溅到了紧握的手上。
“多保重吧！”夏鼐那像秋叶般枯黄的脸上带着一丝苦笑，枯瘦的手在空中无力地挥动了两下，转身向停放在定陵大门前广场上的汽车走去。冷风鼓荡着他的外衣，显出瘦骨嶙峋却依然直挺的身躯。汽车一启动，赵其昌那紧缩的心仿佛骤然进裂，热血正从那里溢出，他转身大步地走进陵园，一口气爬上宝城，面对苍翠嵯峨的大峪山，重重地呼出了几口浊气。
对于发掘人员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他们不再钻进阴森可怖的地下玄宫，在昏暗的灯光和霉气的污染中，进行艰辛繁重的操作，而是围坐在木板房内，听新来的一位领导人传达反右运动的意义和步骤。
8月22日下午，全体人员开会，这位新领导首先批评赵其昌领导的工作队，三个月来竟以各种借口没有参加政治学习，没有召开生活检讨会，没有汇报思想，没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他说：“这还像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机关吗？还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关干部吗？”大有黑云压顶之势。赵其昌一时间不知所措。
这位已有十年党龄的领导者，冷眼瞧了一下赵其昌：“你要带头做自我检查，认真学习文件，紧跟形势，批判右派思想，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会场一片沉默，鸦雀无声。
白万玉坐在赵其昌旁边，赶紧推了推他，悄悄说：“快检讨吧！”赵其昌只好硬着头皮带头检讨，他检查自己政治学习抓得不紧，没有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料话没说完，又遭到这位领导的严厉批评：“什么政治学习抓得不紧，你根本就没抓！这是你世界观的问题，应该认真地学习文件，深挖思想根源，你甭想蒙混过关，这是严肃的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你自己清楚。”
赵其昌忍气吞声，再做检讨。他从自己的出身、历史问题，直到目前的表现，什么个人主义、白专道路、名利思想、成名成家等等，一古脑儿地往自己头上扣。他虽然心里感到委屈，难过，但毕竟还要改造思想，渡过这一关，政治运动嘛！
他回想起那些发掘工作最繁忙的日子里，他曾亲自去购买柴油机、发电机和卷扬机，亲自去联系一些工程事宜，还要时常进城汇报发掘情况；白天要到工地看看，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记日记、作记录、写简报、看文献，每天都要熬到深夜，这样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自己学得的考古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在考古发掘中能够做出一点成绩，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血吗？这又有什么错误呢？
为了下一步发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赵其昌强忍一腔怨气，按照新领导的指示，老老实实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划成“右派”，后果真就不堪设想了。他没有任何怨言，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更不敢发泄任何牢骚，他仍然一心一意地想着发掘工作，想着如何尽快打开万历的棺椁。
白万玉、刘精义和李树兴等工作队员，也认认真真地做了自我检查。木板房被一团沉闷和压抑的空气笼罩着、包裹着，再也听不到冼自强清脆的歌声和曹国鉴悠扬的二胡曲了。开心的玩笑，畅怀的交谈，白老那引人入胜的探险生涯，赵其昌大嗓门述说的历史轶闻，刘精义诙谐滑稽的取闹，都一一消失了。
就在社会上反右斗争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工作队人人自危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历史的报复也随之悄悄地来临了。
已经贴在有机玻璃上，并作过简单技术处理的织锦品，经过冷空气的侵蚀，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光彩艳丽的刺绣珍品，也在空气的侵蚀中，发现大面积的黑斑，并开始整体霉烂。深藏在棺椁中的尸体，会怎么样呢？
一天，白万玉把赵其昌约到陵园内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说：“听仓库保管员嘀咕，里边的东西全变质了。”
赵其昌一惊，脑子里嗡嗡地响起来。他一把抓住白老的手，心情激愤，眼里射出怕人的光：“这是真的？”
“是保管员偷着和筹建组领导汇报时，我从旁边听到的。”白老解释说。
赵其昌捶着脑袋：“完了！”
这个信息如同一声炸雷，使他几乎昏了过去，半晌没有作声。白万玉焦急地问：“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他这才想起夏鼐临走时的嘱托：“如发现不祥之兆，赶紧告诉我。”
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再是“不祥之兆”，而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惨痛事实了。“赶快告诉夏所长，让他想办法吧！”赵其昌急切地对白万玉说。
白万玉当天就赶回城里。消息传到了北京，夏鼐立即来到了定陵。仓库打开了。夏鼐和赵其昌等人走了进去。昏暗的屋子里，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块块有机玻璃靠墙排列着，上面粘贴着的织锦品，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华姿与丽彩，不管原先是鹅黄、淡青、还是绯红，都变成了乌黑的云朵。夏鼐以为是尘土封盖和灯光昏暗的作用，产生了这奇特的效果。可是，当他把一块玻璃拿到亮处观看时，眼泪却唰地流了下来。
温暖的阳光照在玻璃上，织锦品如同一块核桃皮，皱巴巴地缩成一团。他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织锦品不再柔软华丽，软绵绵的身子变成一块僵硬得刺手的黑铁片，翘起的部位经手一触，便哗啦啦掉到地上。如同腐朽的树皮，在飓风的吹动中飘然离开母体。夏鼐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织品”，一言不发，在仓库里来回走动。
皇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夏鼐是一位最清醒的参加者。他的清醒不只是对考古知识的精湛研究，而且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现状的深刻了解，也是很少有人与之相比的。在定陵发掘之初，他就预感到了未来的结局。对于他的高瞻远瞩，不必要等到三具尸骨升腾起冲天大火时再作结论。目前的状况，已经初露端倪了。
面对几十匹松树皮似的织锦品，夏鼐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当日返回北京。
不久，消息又从北京传回定陵，暂时改变了定陵发掘人员和出土尸骨及器物的命运，使这场悲剧在尚未达到高潮之前，暂时降下帷幕。发掘工作再度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而恰恰是这段喜剧，才增添了整个悲剧的氛围。八年之后，当它真正达到高潮时，即使是共和国的巨人，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望空兴叹了。
灯光重新闪亮
阴森潮湿的地下玄宫，又亮起了昏淡的灯光，清理工作在停止了近半年之后，终于重新开始。对于发掘人员来说，历史既然再次给予他们这个良机，就不能轻易地失去。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
这个宽、高均为1．8米，通长3．9米的巨大棺椁，依然悠闲自得地稳坐在玄堂中央。历史让这位帝国皇帝的亡魂，在玄堂上多停留了近半年，今天终于气数殆尽，在明亮的水银灯下，被推到了亿万观众面前。
朱红色的椁板为松木精制而成，四壁以银锭形■榫压住，再用铁钉钉牢。虽历经三个多世纪，仍不失当初的威严和庄重。盖底板异常厚重，两侧钉入4枚大铜环，想必这是为了梓宫运送及入葬时拖运方便而设。因为有铜环相助，这巨大的棺椁就可从百里之外平安地运到玄宫。椁板之上，放置着木制仪杖幡旗之类的殉葬品，形式排列有序，大有两军对垒、兵戎相见之势。
夏鼐大师亲临现场，队员们用铁制的锐器将椁板慢慢撬开拆除，一口楠木制成的梓宫露了出来。只见棺木上方盖有一块黄色丝织铭旗，两端镶有木制龙牌。铭旗中央金书六个醒目的大字：“大行皇帝梓宫”。
棺木外被朱漆，从四周无一丝缝隙说明，朱漆是在皇帝的尸体入棺后才涂的。梓宫与椁形制相同，前高后低，前宽后窄。从棺前正视，上部略窄、下部稍宽，中部宽大；两侧呈孤形向外突出，使棺内中部有较大的空间；棺盖则用四个大铁钉牢牢钉住。
最后一日梓宫就要开启，幽深的玄宫内悄无声息。发掘人员撬动棺盖，锈蚀的铁钉在缓缓晃动，厚重的棺盖露出了隙缝，锐器沿缝隙向里推进，咯吱，咯吱的声响，如同棺内的主人发出的呻吟。也难为这位万历皇帝，在地下，愧对列祖列宗，来到尘世，又羞于面对世人。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死死地抓住棺盖不放。
然而，虚弱的阴魂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了。阳能克阴，这是两个世界经过千百年的争夺得出的最后结论。在这阴阳双方交手的关键时刻，万历皇帝再度像对待他的帝国一样，索性撒手任凭天命。随着“喀嚓”一声闷响，朱红色的棺盖被高高地撬了起来。四个黑色的铁钉也如同大明帝国的廷臣守将，自顾不暇，弃关而去，只留下他这个光杆皇帝。
队员们用手把住棺盖，憋足力气，随着夏鼐大师一声令下，厚重的棺盖倏然而起，然后摇摇晃晃地将棺盖放在了棺床上。
大家欢呼着拥向这位大行皇帝的梓宫，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一床红地绣金的锦缎花被，闪着灿灿荧光，护卫着各色的金银玉器，织锦龙袍。这无疑是一个集大明帝国璀璨物质、文化、艺术的宝库，是一部详尽的明代帝国史书。
赵其昌拿起照相机，随着镁光灯的闪烁，拍下了开棺后的第一批资料。冼自强手拿画板，描绘着梓宫与器物的形制。其他队员忙着测量、编号、记录、登记……一切都按照考古手段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夏鼐和赵其昌默默地围绕着棺木仔细查看，俩人的心情相同，都在考虑着如何清理棺中这数以百计的殉葬品。万历的梓宫不同于两位皇后，它完好无损，高达1．5米，即使站在凳子上，也无法进行操作。如何既便于操作，又不损坏棺木和随葬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天晚上，夏鼐把赵其昌找来，谈了自己的设想：“在棺木四周搭起木架，架上再铺木板，这样人可以趴在木板上进行清理。”赵其昌听后犹豫地说：“这样做，好倒是好，可太辛苦了。我们年轻人受得住，您正在病中，怎么支持得了？”然而，俩人考虑再三，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按这个方案试一试。
很快，万历梓宫的四周搭起了木架，铺上木板，人趴在木板上，探身棺内进行操作。
掀开锦被，里边露出了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道袍、中衣、龙袍等色彩纷呈的衣料。发掘人员按照放置的顺序，小心地拿出上层的一件道袍。道袍为素黄绫做成，设有纱里，右面开襟，腋下有带巧妙地将开襟绑住；道袍通体肥大，外形同今日道士所穿服装相类似，不同的是背后有错襟，两侧开口以至两腋，这样的造形，穿起来也许更方便些。底襟里面有丝线绣字，字迹清晰：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造
长三尺九寸六分
绵九两
袍的里面放有纸条，文字除和绣字相同的外，另有：
本色素绫大袖衬道袍
袍身宽二尺一寸
袍内填有棉絮，但分布极不均匀。根据制造年月和袍的成色进行分析，这件道袍万历生前并未穿过。事实上，整个明朝的君主都崇尚佛教，而对道教都比较冷淡。朱元璋和朱棣两朝，都有佛门高僧辅佐政事。而当年还是燕王的朱棣，正是靠庆寿寺僧人道衍即姚广孝的帮助才夺得了帝位。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多次捐献银两修缮佛庙，万历和郑贵妃邂逅之后，也时常双双到佛寺进香，以求佛祖保佑他们百年之好。明代君主对佛教的崇拜，是否与他们的祖先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当过和尚有关，尚无结论，但这方面的因素至少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
除去嘉靖皇帝之外明代君主对道教冷漠，但并不排斥，仍然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容纳。万历皇帝棺内的道袍或许可作实证。这件道袍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同故宫、天坛、紫禁城那辉煌的建筑一样，说明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帝国在对待文化方面的胸襟和情怀。这与清朝后期渐已形成的小巧精致的建筑及封闭的文化心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不管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如何，就它的气魄而言，是后来的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