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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显然，吴晗这一系列文章，已远不是清华园时期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了。他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意图去描写历史、再现历史，使腐朽的历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义。据研究者透露，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这篇文章送给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一位领导同志看时，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对吴晗讲了出来，因此，出于政治和形势的需要，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吴晗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上去的一段话。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显。
1959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戏。尽管吴晗并不熟悉戏剧，但由于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势的需要，他还是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在京剧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的剧本。为慎重起见，吴晗在征求了文化、戏剧界负责人及朋友的意见后，才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这时的吴晗和马连良没有想到，《海瑞罢官》一剧公演之后，得到的反应是“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出戏的确是成功的。而对《海瑞罢官》喝彩最强烈的文艺界则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它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一文中说：“我认为你写（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海瑞罢官》和其他剧本不同的是，由一位历史工作者而不是戏剧工作者写成的。这种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协作，理所当然地在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海瑞罢官》在写海瑞同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张了历史正气，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来看，这个剧本从创作意图到题材都是积极的，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文艺观点，按说不应有所异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围绕着海瑞这具复活的僵尸开始。
吹皱一池清水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他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这样，他们“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来往于京沪路上，保密了七、八个月之久”。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提纲强调了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对当时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明确认为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但林彪、江青却置之不理。从3月份起，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用工农兵的名义，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吴晗，让他换一个环境。当吴晗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大东流村时，对“三家村”的声讨已经遍及全国。吴晗下乡时化名李明光，群众并不知道他就是要批斗的吴晗。村里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时都请他去参加，整天广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吴晗”。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揭发批判时，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吴晗的影响和腐蚀的。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后的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目标从吴晗扩展到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此时，吴晗已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批斗，经受更加严峻残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终点
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但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把他们夫妇揪出来侮辱。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主席签名送他的著作来看。但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报应。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人民解放军举行浩大的入城仪式时，吴晗随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仪式。几天之后，他和钱俊瑞等人受党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由于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都留在了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经对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人说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实际上，早在解放前夕，吴晗在上海和北平都亲自试图争取在学术上曾给过自己很大影响的胡适留下来，但都没有成功。1946年，吴晗亲自到北大去见胡适，结果是话不投机，恩师与高徒只谈了两句就僵持起来。后来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而吴晗却认为胡适走错了路。
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听到了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他曾多次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从事明史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从政做官的打算和准备。当他听到广播后，曾打电报给总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国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吴晗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复信中谈到“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请恩来同志面告。”此后的几年中，吴晗又多次真诚而恳切地向市委提出入党要求，但一直没有批准。1954年，吴晗在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吴晗谈话，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晗以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党组织的忠诚，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显得更加悲壮。
吴晗经受了长期野蛮的毒打和折磨后，终于躺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