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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经受了长期野蛮的毒打和折磨后，终于躺倒了。在这残酷的困境中，他思绪万千，想到他的学生时代，想到周恩来的教导，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导不相符。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制止这些过火的行动呢？这个问号像一个谜团，久久困惑着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解开。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的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死后，吴晗和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在场的医生抱起她，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人，对姐弟俩大声训斥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线，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
汽车远去，吴晗的尸体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一双痛悲欲绝的少年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刚把她抢救过来，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了狱中。就在这位可怜的姑娘死去半个月后，“四人帮”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始重新改写。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后的吴晗，同样也把它当作生活信条一样。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结局，还没至于悲惨到如此程度。
第十八章 活着的与死去的
一盏油灯，在荒野古墓中跳动着希望之光，发掘报告的书写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当赵其昌在风浪中浮出水面时，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昔日喧闹的情感世界，顿成一片死亡之海一一
古墓里亮起一豆灯光
赵其昌来到了窦店农场，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活。农场位于北京西南郊，四周有起伏的群山丘陵环绕，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加上风沙不断，人烟稀少。
赵其昌从定陵来时，地里的庄稼即将收割完毕。无垠的土地漂荡着白茫茫的荒草，凄冷的风，卷着沙土，尖叫着，不住地滚动，向几十间破烂不堪的房屋涌来，天地一片昏黄。
第二天，他就在农场的一个小组长的监督下，开始挖沟筑堤，这是农场整个冬天的劳动任务。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已不是令人钦佩的北大毕业生，也不再是踌躇满志的定陵考古队队长，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年轻气盛、力大勇猛的他，当年“步测秦川八百里”，对于劳动并不感到棘手和惧怕。定陵近三年的发掘生活，已使他习惯了体力劳动，况且，从小生活在农村，已经饱尝了田野劳动的苦辣辛酸，这小小的农活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劳动强度，也压不垮这位血气方刚的汉子。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却使他难以承受。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听不到同伴熟悉的声音，看不见黄色的琉璃瓦和翠绿的松柏，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一股难以名状的窒息与痛苦包围着他，一双双警惕而鄙视的目光，无时不在刺伤着他流血的心房，使他越发感到孤独与悲哀。好在还有一样东西，在这凄清迷茫的世界里散发着一丝微弱的光芒，昭示着前方的漫漫途程。
他时刻惦念着从定陵带来的一包发掘资料，这是他在苦难的岁月中生存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他在思索着如何利用这些原始资料，把定陵发掘报告尽快写出来，以了却吴晗、夏鼐和发掘队员以及自己的心愿。显然，报告在宿舍是写不成的，必须采取秘密行动。
夜深人静，赵其昌躺在土坑上，眼望漆黑的屋顶，聆听窗外寒风的呼啸，思绪翻腾。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他想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掩护，躲在坑头上偷偷书写，可资料太多太杂，行动极不方便，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想躲进仓库，可仓库里放着器物和粮食，更不可能。尤其是仓库保管员那双鄙视警觉的眼睛，老盯着自己，愤怒之中又有些惊慌，假如有一天仓库被盗，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不是别人。在这片荒原里，他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领地。他有些绝望了。
天气越发寒冷，土屋被冻得一块块暴裂开来。修堤劳动仍未停止。不过，工地上很少见到农场领导与职工，迎风劳作的是和赵其昌同样的几个被改造分子。
“赵其昌，你回场里向保管员要两把镐来，这块土太他妈的硬了。”小组长望着冻土层，骂骂咧咧地发着牢骚。
赵其昌听到命令，恭恭敬敬地向这位监工的小组长点点头，撒开双腿，向场部走去。
在离场部大院好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闪光的东西吸引着他改变了方向。这是一条不太宽的山沟，沟的一侧长满枯草，枯草环绕着一座破旧的古墓，半截断碑躺在一边，被阳光照射着发出折光。赵其昌来到古墓跟前。
古墓不大，从形制上看它的主人可能出生的一个中等之家。墓穴全为长砖起券，暴露的一头显然是前几年挖沟筑堤时撬开的。赵其昌扒开枯草，俯身往穴内窥视，里面空空荡荡，棺木尸骨早已腐烂，形成一堆土灰。赵其昌见状，心中一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古墓不正是定陵发掘报告写作的理想之地吗？
他一路小跑来到场部，除要来两把镐外，又拿了一把铁锨。他没有直奔三里路外的工地，而是偷偷拐到古墓前蹲下，见四下无人，便像一个盗墓的老手，扒开枯草，“蹭”地钻进墓穴，把铁锨悄悄地拽进来。这座司空见惯的古墓，显然无法和定陵的地下玄宫相比，既不幽深也不黑暗，温暖的阳光照着墓口，里边的景物也见得分明。只是墓穴太小，他的身子不能完全站起来，铁锨也不能自如地挥动，只有弯腰弓背，进行着清理工作……
赵其昌爬出墓穴，把打扫出来的棺木、尸骨埋入沟里，见无痕迹留下，才长嘘一口气，抹去额头上沁出的汗水，向工地走去。
晚上，他刚参加完场部组织的学习、讨论会，就小偷一样溜到仓库旁边，扛起白天选好的一块木板，借着夜幕的掩护，听听四周没有异常动静，便大着胆子将木板扔出墙外，随之身子一跃，翻过矮墙跳入荒野。
他挟起木板，在寒风的伴奏声中，向古墓奔去。有了木板，自然要有支撑的东西。他从周围捡来了几块方砖，借着月光将木板支在墓穴的一侧，制成一张特殊的书案。
第二天，他又从垃圾堆里捡来一个墨水瓶，灌满煤油，制成了一盏油灯，万事俱备。当黑夜再度来临时，他用捡来的一块麻袋片，包着发掘资料潜入墓穴。他把资料放在书案上，用麻袋片挡住墓口，点亮油灯，开始了写作。
从此，在这旷野的墓穴深处，一个后来担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考古学家，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又难为后人置信的苦难历程。
报告的写作很棘手，除了一堆现场记录的原始资料，没有别的史书、文献可供参考。而这样的学术报告没有史料可查，没有助手协作，只是凭一堆原始资料，即使再伟大的天才一个人也是难以完成的。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要写的报告仅是一个雏型。即使如此，自己今天的行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天劳动，夜晚写作。几天过去了，写作进展顺利，这一秘密行动没有被人察觉。赵其昌暗自庆幸。一开始每晚零点以前，不论是正处于亢奋的创作冲动之中，还是痛苦地思索因史料不足而带来的难题，一到这个时刻，必须装作去厕所，再提心吊胆地回到宿舍睡觉。十几天后，他见众人特别是监督的小组长没有反应，而同屋的“右派”老头，整天胃痛肝痛，已自顾不暇，便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到黎明才回宿舍。黄昏连着黑夜，黑夜连着黎明，赵其昌在昂奋与痛苦中迎来了元旦。
晚上，在他参加场部的“1959年庆祝新年晚会”上，再一次痛斥了自己的“反动思想”，并表示了“在新的一年里坚决改正错误，认真接受改造”的决心之后，又悄悄潜入墓穴。
一豆灯光在狭窄阴冷的古墓里燃起，赵其昌端坐案前，望着跳动的昏黄灯光，思绪如潮水翻腾暴涨开来。他想起了两年前那个元旦的晚上，想起了那铺满皑皑白雪的皇家陵园，想起了白万玉老人那绝妙的对联和悲凉的爱情故事，想起了刘精义、冼自强、曹国鉴几个孩子般的调皮与欢笑，甚至想起了那个曾给予自已欢乐与痛苦的“嘉尔曼”。一切都在眼前，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他无心再写下去了，压抑与茫然使他放弃了报告的写作，开始沿着翻腾的思绪追忆过去的岁月，思考走过的人生旅途，咀嚼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