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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戴安娜画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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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王子越来越多地住在乡间,去陪伴年逾40、徐娘半老的卡米拉,而把青春年少、花容月貌的她丢在伦敦宫殿里,空守闺房。她愤恨,她暴怒,她发疯,她沮丧,她自杀,一切一切都于事无补。她尚在妙龄,她需要生活,渴求幸福。    她开始在晚会上逗留,有一次在查尔斯王子早早离去了以后,她和别人跳舞跳到半夜,将未来王后的身份和必要的举止尊严丢在脑后。    她向她的贴身警卫倾吐,向她的亲朋好友哭诉。她需要关怀,需要同情,需要爱。    有一次她实在难以忍受孤独和耻辱,就去寻找她的情敌卡米拉,和她公开对峙。那一次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一起去参加卡米拉姐姐的生日宴会。饭后,戴安娜和其他的客人在闲谈,注意到她的丈夫和卡米拉都不在场。她走下楼,看到查尔斯王子、卡米拉在和其他几位客人谈话。王妃当即命令其他人离开,  因为她有要紧的事和卡米拉谈。剩下两个情敌面对面的时候,戴安娜开始教训卡米拉。她告诉卡米拉,她不是傻瓜,她本人对于她丈夫周围的那一圈人早有戒心,她知道她丈夫和帕克·鲍尔斯太太之间友谊的性质,也知道他们之间的交往。戴安娜将一腔怒火,一肚怨恨,通通出在了卡米拉身上。她认为天下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卡米拉自己有了丈夫,还要别人的丈夫,正是因为她卡米拉,戴安娜才如此的孤独不幸,才如同身处冷宫,无人关心,无人过问,没有颜面。但是这番力争,已经为时过晚,已经无济于事。王子的心已经离不开卡米拉了。    此后,戴安娜的朋友相继向她报告查尔斯和帕克·鲍尔斯夫妇外出度假的消息,告诉她王子和那个名叫卡米拉的女人经常通电话。在社交场合上,两个女人互相回避着。戴安娜不再努力去争夺自己的丈夫,她变了一个人。威尔士王储和储妃的婚姻已经名不符实。他和她开始各自单独旅行和出访,他和她各有自己的宫殿、阵地和亲信。他来了,她就躲出去;她庆祝生日,他也不出席。    起初,这些事都被封闭在白金汉宫厚厚的围墙之中,每个王室成员照样每天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为臣民做着榜样和典范。王室的规矩是,无论王室婚姻中出了什么纰漏也不能为外人所知。     1988年,查尔斯因滑雪而造成右臂骨折,在海格洛夫和巴莫拉尔两地养伤时,卡米拉频繁探望,俨然像他的妻子。而作为夫人的戴安娜却插不上手,她曾毫不掩饰地说:“这种日子我真过够了。要是老想这些,心里就更乱。我想我还是多出去走走,争取在工作中忘掉这些。否则,我真要疯了。”    另一位目睹了他们关系逐渐疏远的朋友说:“像查尔斯这样婚后长期与另外一位女人藕断丝连,作为妻子的戴安娜感到愤怒实在是无可指责。他们之间的裂痕太深了,他不可能回心转意。一切都为时晚矣。”    戴安娜作为王妃,她要对女王和国家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女人,她渴望像常人一样追求那份理应属于自己的幸福。詹姆斯·吉尔比说:“她访问巴基斯坦时,足有500万人涌向街头,一睹她的风采。这加剧了她原有的惶惑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晚上回到家中,自己却要过着类似鼠辈的生活?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两极分化的感觉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干得真棒!’或其他赞誉之词——除了她的孩子们,她有时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詹姆斯·吉尔比在谈到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当时的关系时说:“他们现在简直是硬凑在一起的两个单身汉。再不像过去那样,不在一起时晚上通个电话,说几句爱人之间的悄悄话:‘亲爱的,你今天都干什么啦?’这种甜甜的话语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别扭。”    戴安娜与查尔斯事实上的彻底分居是他们夫妇关系进一步恶化后的必然结果。不能说它与“海格洛夫郡”没有关系,但戴安娜讨厌海格洛夫并不是因为查尔斯的朋友经常在那里聚会。还有更隐秘的缘由,詹姆斯·吉尔比说:“她不喜欢海格洛夫,主要是因为卡米拉就住在附近。在那里,她能觉出这个女人的存在,所以尽管她对这个家没少花费精力,但她从来没有觉得这就是她的家。”她甚至把回到这个家说成“重返地狱”,因此,她很少邀请她的亲朋好友到那里去作客。


第五部分:名誉与职责 人民的王妃如果被抛到荒岛上我会选择什么(2)…(图)

    朋友们发现,王储夫妇相互都很反感。戴安娜看见丈夫在场,就会心烦意乱,焦虑不安;而王储则对妻子冷漠,甚至厌恶。一家星期日报纸报导说,在庆祝王后70岁寿辰的音乐会上,王储对王妃非常冷淡。对此,戴安娜认为,新闻界不必大惊小怪。她说:“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冷落我,这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他恨不得把我赶走。”王妃从不奢望分享他在建筑、环境、农业等领域的兴趣。以往痛苦的经历告诉她,她的任何一个建议都遭到毫不掩饰的鄙视。王妃的一位亲密朋友说:  “王储使王妃内心感到不安全,感到卑微。王妃的这种感受愈强烈,他就愈感到快乐。”王储在庆祝他的43岁生日时,带着妻子去看电影《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其中的寓意令王妃的朋友们啼笑皆非。    王储夫妇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甚至不顾及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圣诞节前的星期四,出访临行前的晚上,戴安娜与查尔斯一同参加莫扎特音乐演奏会直到深夜,第二天戴安娜突然取消访问,托词患了流感。王妃生病确有其事,然而不愿意翌日与丈夫一起出访才是问题的根源。    1992年3月29日,戴安娜正在澳大利亚度假,传来父亲逝世的噩耗,她打算留下丈夫和孩子,独自一人参加葬礼。王储要陪她同行,戴安娜坚决拒绝。她明确表示,他现在开始扮演体贴的丈夫为时已晚。在她悲痛的时刻,戴安娜不想再为王室的公众形象增辉添彩了。这是她又一次自作主张。在宾馆里,王储的私人秘书和新闻秘书激烈反对她的意见。他们坚持说,为了王储的公众形象,王储应与王妃一同返回。戴安娜毫不让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他们给温莎堡的女王打电话,由她裁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戴安娜迫不得已,屈从女王命令,与丈夫——同回国。刚一到机场,他们立刻受到事先被召集来的新闻记者的采访。随后,各家报刊纷纷报导说,王储在戴安娜需要帮助时,坚决支持她。然而事实是,王储夫妇刚一到肯辛顿宫,查尔斯王子就去了海格洛夫乡间别墅,撇下戴安娜一人独自悲泣。两天后,戴安娜驱车去参加父亲葬礼,王储乘直升飞机前往。戴安娜把这一事实真相透露给朋友,这位朋友评论道:“王储陪同王妃一起回家,只是为了他的公众形象。戴安娜认为,在她为失去父亲而悲伤时,起码应该允许她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做事,而不能为履行某种公务而演戏。”    王储夫妇表面上是对夫妻,实际上已经分居。即使这种表面上的结合有时也会露出破绽,公众能隐约发现他们各自孤立的状况。在世界杯足球决赛场上,王储夫妇的确坐在一起,然而在长达90多分钟的比赛里,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相互瞥过一眼。在印度旅行期间,看完马球比赛后,王储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吻王妃的脸颊和脖项。他们甚至不用过去习惯使用的信笺,而分别使用各自的信笺。原来的信笺上印有套在一起的“C”和“D”,它们分别是查尔斯和戴安娜名字的首字母。    当王妃在肯辛顿宫时,王储则去巴莫拉尔庄园。在海格洛夫乡间别墅逗留时,王妃在主人卧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四柱卧床,王储则睡在从儿子威廉那里借来的铜床上,理由是他右臂有伤,睡在这张宽大的床上更舒服。这样的分居也会导致夫妻不和。威廉要睡自己的床,遭到父亲拒绝。戴安娜讽刺地评论道:“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在这个家更淮是孩子。”很久以来,戴安娜不再温情脉脉地称王储为“骄傲的大人”,“他们在彼此完全分离的状况下生活,晚上彼此不通电话,没有甜蜜的闲谈,更谈不上互相问声‘亲爱的,你在干什么?’这种亲昵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王妃被进退两难的困境折磨得痛苦不堪。她徘徊在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应对女王和国家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她渴求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要寻求个人幸福,她就必须离婚;如果离婚,她就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孩子,而孩子是她生活的支柱和快乐的源泉。此外,她将被公众抛弃,他们并不了解她的苦衷,而只接受她的表面价值——微笑的面孔这是一个残酷的连锁反应,戴安娜常常与她的朋友和顾问讨论这一问题。    她的朋友认为,几年来王储夫妇关系急剧恶化,已经到了只有冲突,没有宽恕的地步。在家里,他们常常因孩子问题、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友谊”等,发生冲突。在公务方面,两人常因如何扮演王储、王妃的角色而相互争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彼此没有让步,只有伤害。在他们争吵最激烈时,特别是因卡米拉而发生争执时,王妃总是愤怒地提醒王储:“请记住,我是你孩子的母亲。”    戴安娜亲自为孩子选择学校,购置衣物,安排郊游。她总是以孩子们的时间表为中心安排她的活动。戴安娜对孩子们的关心,从她的记事簿上可见一斑。孩子们在校活动的日程、课程表、计划都被她用绿色墨水笔醒目地记在记事簿里。孩子们在王妃的生活里占据着第一位或者最重要的位置。当威廉因参加校足球队训练,不能按时回家时,王储就派遣一位仆人从海格洛夫别墅给儿子送去一盘好吃的东西,而王妃则设法挤出时间,亲临球场,为他呐喊助威。虽然孩子们已经接受了查尔斯时常不在的现实,但有时候,他们仍渴望见到父亲。王储右臂骨折在苏格兰疗养期间,威廉王子思父心切,很不开心,王妃将这一情况通知王储,结果只收到他发来的传真,上面写满了他的活动安排。    

度假时,查尔斯看见戴安娜阅读《面对死亡》一书,厉声责问她为什么浪费时间研究死亡问题。这些天来,她不再害怕正视自己的感觉。她可以面对死亡,不会因此而痛苦、烦恼。她能在巨大的痛苦中找到幽默和快乐。她喜欢《因为它接触到深层》这首教堂合唱曲,这是她深信精神力量的证明。如果她被抛到一个荒岛上,她选择的前三种东西将是莫扎特C调弥撒曲、福雷和韦尔迪的挽歌。通过咨询、友谊和整体治疗,戴安娜重新找到了自我。一个被丈夫、王室制度和公众期望所窒息的自我。揭去面纱的戴安娜不是反复无常、举止轻佻的年轻女人,也不是圣洁的天使,而是个安静、含蓄而又内向的人,正如卡罗琳·巴塞洛所言:“她从不喜欢那些吹捧她的新闻报导,她一直在尽量回避这些溢美之词。”    几年之间,她迅速成熟起来,外表的变化非常明显。她把头发剪成短短的运动式,这是在向公众表明她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她说话语气的变化也是反映她日趋成熟的晴雨表。当她提到抑郁的日子时,语调平缓、柔和、深沉,似乎在从恐惧的内心深处挖掘思想;当感觉自己成为“中心”,能够自我把握时,声音则生动活泼,饱含激情,充满诙谐。1989年9月,奥娜·托夫勒首次到肯辛顿宫时,她看到的王妃非常胆怯,没有正眼看过她。她说:“近两年来她开始接触真实的自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解放感。”其他人对此也有同感。1989年,首次看望戴安娜的一位朋友说:“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羞怯和孤僻,说话时头压得很低,几乎没有正眼看我。戴安娜显得十分脆弱,令人怜悯,我真想紧紧拥抱她,给她一点安慰和力量。现在她成熟多了,不再像第一次见到时那副模样。她的生活有了目标。”


第五部分:名誉与职责 人民的王妃再不是散发着香味的装饰品(1)…(图)

  戴安娜开始从事一些带有挑战性的工作,例如帮助艾滋病患者等,这表明她已建立起足够的自信心。这件事是戴安娜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长期以来,她认为自己毫无价值,除长相可取之外,对世界毫无用处。而现在她知道她可以对别人有所帮助。    戴安娜并不追求赞扬,然而,如果她因帮助别人受到感谢,她会觉得烦躁的日常工作也显得特别有趣味。几年前,她受到赞扬时,总有一种无功受禄的内疚感。如今,听到一句友善的话,接受一个友好的表示,都会使她感到开心。对她来说,每做一件不同凡响的事,就好像度过了幸福的一天。对于那些病患者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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