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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全部献给新中国的建设。
这时，我决没有想到七年后，对党对新中国充满热情的我，会被诬陷为“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
二、对革命的“崇拜”
北平初解放，我对革命充满激情，不上学了，急忙出校参加工会工作，以便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做个革命的文艺兵。换上干部服，买了个特大号的军用背包，整天背着，似乎随时准备出发。对革命英雄也是崇拜之极，导致了我后来爱情与婚姻上的悲剧。
暑假我报名参加暑期工人教育工作，到北京市总工会报到。被派到北京被服厂宣讲“从猿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当时参加宣讲的有比我年长的甘英，她热情洋溢地宣讲，还帮我备课，助我完成任务，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夫人。工人们也因为从宣讲的新知识里开阔了思维而兴奋。彼时真使我我感到革命同志间和置身于群众队伍中的朝气与温暖。暑期结束后，学校党组织叫我回校，我要求留在工会工作，不肯回去，市总工会也需要干部，欢迎我留下。学校党组织向工会组织部告状了，虽然我留在工会宣传部了，但工会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因而延长我半年转正的候补期。
1950年初，工会宣传部派我到石景山钢铁厂参加工人教育全市性的试点工作两个月，我很好地完成任务，在《业余教育通讯》上连续发表谈经验体会的文章，也受到大家的赞赏。在候补期延期结束之日，市工会将我转为正式中共党员，我乐得心花怒放。
领导工人教育委员会试点工作组的负责人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查汝强，查汝强虽然也穿着灰布大棉袄，同吃着大锅饭，但他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身材修长、风度潇洒，白皙方正的脸盘上有着希腊雕塑似地端正的鼻梁，特别是他那带有鼻音的江南口音很好听，他对问题简明而清晰的分析，反映了他头脑的敏锐。他是清华大学英语系的高才生，更令我感到神奇的是他有一段不平常的历史。当时他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是老革命了。他14岁参加了新四军，17岁被派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表面上他是个文静的老实学生，实际上他是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学运的中层领导人之一。他的这一切深深吸引着我，我觉得他是那么的完美，既是革命英雄又是年轻英俊的知识分子，查汝强的眼神也频频流露出对我的默默的钟情和倾慕。他使我一时淡漠了那位早已走进我梦幻小屋的王子——我高中的同学张守诚。
石景山钢铁厂工作告一段落后，我随工作组回到城里的暑期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就设在天安门东边王府井西边的南池子街25号院内。
一个傍晚，查汝强约我到附近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沿散步。透过树枝洒下的夕阳，仿佛像团火灸烤着我的心。瞧着鳞光闪耀的河水，心里掀起波涛。一面走一面揪着拂面的柳丝，想着查汝强可能要提出自己最希望但也是最害怕的问题。希望的是能得到这个“完美形象”的垂爱，害怕的是怎能舍弃占住心房达4年之久的张守诚。我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不能自拔。守诚是我在兰州上中学时的同学，他高中毕业到上海商船学院学航海，学习优秀，品德高尚，体格健美。我们离开后，一直通信相恋。为了我，他毅然放弃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更将国民党校方让他去台湾的要求置之不顾。为了我，也是受我革命宣传的鼓舞，他积极地配合入沪的解放军维护轮船航运的工作。跟着，他响应中共党的号召参加了人民海军。对我如此钟情又积极向上的人又怎能舍弃呢？正当我心里鼓点乱槌时，查汝强突然双手扶住我的肩膀面对面地说：“我喜欢你，你咧？”难题果然出了，怎么办？这时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把摘下的那根柳丝的柳叶捋到枝头成为一个绿色的小球了。小球随着柔软的裸枝闪忽闪忽，仿佛我那颗摇晃不定的心，不知说什么好，无语。查汝强以为我害羞，把手从我的肩上放了下来，握着我的手说：“你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吞吐地说：“你很好！可是”查汝强敏感地问道：“你有朋友啦？”我点点头，扭过脸哭了，哭得很伤心，为谁？说不清。查汝强问：“在哪？”“在上海当海军。”查汝强收回了他激情的手。二人默默地回到办公室和各自的宿舍。
从此查汝强脸上失去了欢笑，本来白皙的面颊显得更苍白瘦削了，我的心软了。有天下班后，我到他的办公室看他，问道：“你原来的女朋友呢？”我想像他这样仪表堂堂的人不可能没有女友。查汝强说；“我原来的女朋友吹了。”他拿出了女友的照片，在一张印着暗花的粉色纸上，以桃型图案贴了六张少女的照片，小圆脸上泛起浅浅的微笑，这微笑从唇边的酒窝漾出，很生动，很甜蜜。照片旁有一行清秀的小字：“看她，想她，爱她，甜蜜永相随。”啊！这么可爱的有情人为什么会分手呢？查汝强回答：“她说我对她冷淡。”他又拿出了她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每次给你打电话，你的话都是那么少，没有热情，见了面也只是谈理论，我觉得我还不如去爱马克思石膏像呢！”看到这幽默的词句，我笑着说：“写得有意思。”同时定睛看了看查汝强微带苦涩的脸说：“要真是石膏像就没有痛苦了，我瞧你还不像。”查汝强说：“我和她是同学又是同乡，从小在一起，她怎么现在计较起来呢？她是大报记者，北平解放后她一下就出了名，又接触了一些年轻的将军、高干，眼光高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反而可怜他了。
从此我每天早上给他煮牛奶，双方感情悄悄地在进展。但我非常矛盾。守诚是我初恋的男友，分别三年，京沪两地书信频传。我在大学里遇到许多男生的追求，可谁也动摇不了我对守诚的眷恋。我把革命的热情渲染给他，他思想也革命了，不再是一般的科学救国论者，他参加人民海军后立功数次，他是诚实、勤奋努力向上的好青年，命运为什么偏偏要我遇上查汝强呢？他二人形象、气质都非常好，难分上下。在我异常矛盾时，查汝强曾说：“他是搞航海的，你们又长期不在一起，能有共同语言吗！”这一句话就增加了我倾向查汝强的砝码，每天又都会听到查谈工作、谈理论清晰好听的声音，颇有哲人的气质；而守诚是那么遥远。
我在犹豫之后，痛苦地下定决心给守诚去信告诉他关于遇到查汝强引起的内心爱情的矛盾。守诚回信说接到我的信后，寝食不安，很伤心。他的组织也来信介绍他表现很好，而且正在参与解放台湾的准备，希望我能和他继续相好。真是一封要命的信啊！心更乱了，失眠，精神恍惚。也想去守诚身边，但以前那么多寒暑假都没有来往，现在自己独个突然离开北京，实在鼓不起勇气。北京有我的母亲，北京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何况此时查汝强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我，他为我憔悴，真切地感到他需要我柔情的慰藉，但守诚不也很需要吗？多年的恋情，难割舍啊！怎么办？没有任何强迫和勉强，完全由自己选择，却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我太多情了。后来方体会到“多情反被多情误”彼时我甚至想去找查汝强原来的女友，劝他们和好，这样遮盖查汝强脸上的阴霾就会散开，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否则又觉得对不起查了。但我没有行动，怕碰钉子。日拖月延，因循误事，也没有给守诚回信，守诚当然是自尊心极强的人，久不见我重归于好的回信，也就不再来信。感情脆弱而又幼稚的我也就任其自然随重心转移。1950年底，十九岁的我，怀着对守诚的歉意和未了的思念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豪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
三、也曾是“反资产阶级的斗士”
1950年下半年，暑期教育委员会结束，我随着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先后在宣传处、卫生处、文艺处工作八年，直到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1951年春参加了市委机关派到上海的三反五反打虎队，清查和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资本家。除了参加与资本家面对面的会议斗争外，我还要向工人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和做资本家家属的思想工作。我像一个战士勇敢地闯荡当时秩序还不稳定的大上海，既到穷人住的南市找工人调查，也到原租界享有独立花园、洋楼的资本家的寓所，向牵着小洋狗的太太、姨太太等宣传政策，让她们动员其丈夫交代问题。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运动声势浩大。当时宣传中说：不法资本家用旧烂棉花制成军褥送给抗美援朝志愿军，还有大量的不法分子偷税漏税，听到这种事确实让人们痛恨。
当时的三五反运动比起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温和多了，主要是以气势压人，展开工人和资本家的“面对面”或“背对背”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交代问题，不交代就没完没了地斗争。
北京对抗运动的资本家，多以火筷子、菜刀对抗或自残。
上海资本家自杀的不少，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吞氰化钾，吞入腹内、五脏即烂，医生在旁边看着，也来不及抢救；再就是跳楼，还发生了把过路人砸死的事。更多的资本家是胆小害怕，“低头认罪”“交代问题”。有天清早我刚开办公室门，就看见一个西装笔挺的大资本家坐在我们办公小楼的楼梯上等着我们上班，急于交代他的问题。我脑中顿时出现一幅典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的画面。一种革命的豪迈感鼓舞着我的斗志，我觉得国家真是在涤荡污泥浊水，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过“法治社会”这根弦。
四、参与对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3年我参加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单位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北京市女一中，领导该校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要求每个教职员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肮脏思想。逼得教职员纷纷抖搂出心灵深处“最怕见人的东西”，供自我批判和大家批判。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资深的语文男教员坦白道：“我解放前老想发财，有天黄昏我走在北海石桥上，见地上一个熠熠闪亮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个钱包，但不敢大大方方地去拣，就把手帕掏出来，扔下，然后装着拣手帕，蹲下去拾那个钱包，一摸，湿漉漉地，借着路灯一看，原来是块西瓜皮，好懊恼。”大家听了不由好笑，为人师表的教师一下变成一个灵魂猥琐的人。也许这位教员当时是故意哗众取宠、“蒙混过关”，也许这就是“思想改造”要达到的目的？当时我感到这运动真厉害，比小说《牛虻》中神甫的作用还厉害，神甫只要求信徒向他一人忏悔自己内心的罪恶，并为忏悔者保密。而“思想改造”运动则要求所有教师公开内心秘密和一时的不良想法，真是太糟践人了。但当时我也只是如此一想而已，没有深思，也没有提不同意见，党既然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那还能有错吗？自己只有紧跟。说明已经受“驯服工具论”影响不浅，不会独立思考了。
哪知对知识分子的侮辱日积月累地加剧。到1957年，教师中被打成右派的为数不少。到文化大革命中，则人人被触及灵魂，伤其皮肉。学校更是首当其冲。许多教师不分男女，被无知的红小兵剃成阴阳头，或剃成光头，留下两撮头发当牛角；还将写着“牛鬼蛇神”的字牌或沉重的木牌用铁丝垂挂颈脖；或让头顶戴上写着“反革命”等侮辱词句的高尖纸帽游街。被怀疑为有男女关系的女教师，则被挂上破鞋游街。师道尊严，起码的人格彻底被否定。
五、似曾幸福的家庭
1951年8月我刚20岁，浑浑噩噩的时期，就生下大儿子小强。我常怀抱着小婴儿在宿舍的院子里晒太阳，小强的一双小脚在太阳照耀下像红玉一样透明，抚摩着这双小脚，心里暖暖的，暂时忘记了少年时期的好友张守诚。有天强儿的奶瓶摔碎了，查汝强马上骑车去买回来一只，看着他也能主动关心孩子奶瓶这类细小的家务事，觉得他还不完全是个书呆子，心中泛起感激。对任何一个丈夫来说，干这些家庭琐事是份内的事；可是在我眼里，查汝强是个高傲的王子，在单位里他是领导，多少人都对他很敬重，那么他能在家做点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