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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拿来吧！”徐答：“没有！”王某挖空心思地出了一招：“那就将你读过的书拿来吧！”他想从眉批上找问题。哪知小徐更绝，他回答：“没有！”这一连串的“没有”，可真惹恼了王某，只见他甩着如杂草般的乱发；瞪圆了他那狼一样冒着凶光的眼睛；腾的一下从坐位上立起他那中粗的身躯；红了一脸横肉，对小徐一拍桌子：“你必须今天下午把你读过的书全给我拿来！”，小徐无表情地无语地看着他。
这位王某在自个家里咒骂他老妈是地主婆，对同在讲师团朝夕相处的哥们儿更是相煎过急。怎么这种人倒成了至高无上的共产党的代言人呢？王对徐说：“打批判开始，你就对抗，什么材料都不交，一年啦，你再不交，死路一条。”说完甩手而去，小徐木然地走出阅览室。
时至中午，检查者纷纷下楼入食堂，我是最后一个从五楼阅览室出来的。我刚走下第四层楼梯，见徐宝伦从下面往上走，双手来回转着毛围巾，已转成一个圆筒。我问他：“小徐！怎么不去吃饭！”他没有理我，两眼直不楞瞪的。
午后两点，我们都回到自己检查的座位，刚坐下，就听见室外乱纷纷的声音，王某也被叫了出去。于是有人借上厕所去探听。不幸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徐自杀了！查汝强午后回书库，怎么也敲不开门，找到大楼管理员，管理员撬开了书库的门，只见小徐用围巾套上脖子，挂在两个书架间。”一阵惊悸掠过了每个检查者的肺腑，面容也顿时闻之失色。我回想在楼梯上遇见他的木然之态，那时他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到了，除了黄泉路上一片昏黑，就是那一声高似一声的“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王某立即召集我们开会，他声音毫无颤栗地冷酷地对我们宣布：“徐宝伦顽固不化，至死与人民完敌，地球少了他照样转动，这次你们先检查到这里吧，明天回改造基地去。”
这位王某没有活到现在，再也听不到他的忏悔了。假如他活着，也不会忏悔，因为如他那样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没有忏悔，只是把责任推到错误路线。其实，在任何错误路线下，也有良心好的人，市委高校党委内部，在宋硕的领导下，就没有划任何人为右派。
刚硬的小徐，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就消失了，北京没有亲属，连女朋友也还没有，没有人向他的遗体告别，他成了京都的孤魂野鬼。1978年全国改正右派时，也没有人给他补开追悼会，一颗晶亮的小星就这样被陨落了。
我曾到海淀区冷泉公社劳动过，在那里又认识许多大学生“右派”，有位名顾根涛的男孩，1958年，20岁左右在北大学习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年轻的他心比天高，哪忍受得了“莫须有”的罪名，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往下跳，偏偏命运之神托住了他，没死成。后来他是牡丹电视机厂的优秀工程师。如果小徐活着，在改革开放中肯定是个有用的人才。
七、希望的破灭
1959年9月28日，难忘的一天，羞耻的一天，痛苦的一天。
机关党委张书记乘小吉普来到了一担石沟，宣布第一批摘右派帽子的名单。在灸热的秋阳下，我们排队等候宣判。我心跳得好急啊！好热啊！脱了罩褂，又脱了毛衣，脸仍然烫得像团火。下放干部吴群在指挥我们唱歌，可是我一句也唱不下去，眼睛总离不开进场的拐角处，命运之神就要在那里出现。一点四十分了，一点五十分了，还差五分钟就两点了，到了，到了，来了报告开始了，怎么还不宣布呢？我低着头绞着手绢，压着心头的希望。不要希望，不要希望，否则失望会更痛苦。不够？真的不够吗？最近遭受无辜地批判，自己也没有满足批判者愿望，硬顶！但我是真正的一心一意地在改造啊！劳动出色，猪、鸡养得茁壮我仍在希望、幻想开始宣布了：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总想着下一个该是我了，可是，结束了。念完了，没有，没有。一刹那，脑子是空白和麻木。为什么？与被宣布摘帽子的每一个人相比一点不差？散会了，对我进行诬蔑性批判的两位头人倒是先摘帽了。白祖诚的劳动和人品比他强多了，为什么不在摘帽中？难道就因为他戴帽后，仍在写材料为自己辩护？我不向任何人道喜，也不愿再停留会场，我怕泪珠滚下来。匆匆地返回鸡场。黄昏了，我站在栅栏旁看鸡群在圈内安静地啄食，它们比我快乐，无忧无虑。
10月3日：我进城购买科学养鸡的书，还没跨上汽车，心情就开始沮丧，愈来愈沉重。上次回家，继父就传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近日要摘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家人也许都在想这次可能有我，本来可得到的欢乐又成泡影。“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不公的处理几乎使我失去改造的信心。
10月6日：去看杨述部长，我谈了批判我和尧的关系，以致影响了我这次摘帽，但为什么要批判？那不是违反人情、人性吗？杨述又为我解决思想问题：“改造期间谈个人生活问题，至少说明你没有全心全意接受改造，批判你，对抗情绪那么大，当然这次不会摘帽的，继续好好锻炼，不要灰心，不要辜负党的希望。”他亲切和蔼的态度又鼓起我继续改造的勇气。
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陆续被调走，头人薛某被调到某农场当了个小干部，算是回到人民中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在前门大栅栏街上我遇见他，他说农场里的造反派又在斗他，批他是老右加新走资派，他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斗争我，我是解放区儿童团出身的。”不久就听说他自杀了。
没摘帽子的右派仍然回一担石沟，一路上我看着两边巍峨的高山，心情逐渐开阔，我爱祖国的大自然，我爱北京沉淀着浓厚文化的古建筑。不论我走到哪里，祖国啊！你都以你无比的瑰丽展示给我。我仍然带着一颗纯洁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心劳动、等待。每天我带着白色的美国品种来亨鸡群到山上跑步，鸡公、鸡婆、鸡崽又跳又叫地随着我的哨音奔跑，这样倒很开心。我将同类在山上劳动时打死的菜蛇要过来，撕掉蛇皮，煮熟，剁碎和在鸡食里，给鸡增加蛋白质。我参照养鸡书上提供的促使鸡多下蛋的方法搞起试验：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将鸡轰进鸡舍，将窗子关闭，遮上报纸，使鸡房进入黑夜状态，四点左右打开电灯，鸡群以为又一个白天来临，公鸡开始打鸣，母鸡开始下蛋。开始我很高兴试验成功，但第二天再实验时，我看见一只母鸡一边走，一边下蛋，是个软皮蛋。我觉得这实验干不得了，简直和我在豆各庄夜战一样，只顾跃进，不顾自然规律，反而不出成绩。唉！我也未逃脱那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思想影响。
第十三章幻灭
希望和失望是一对孪生姐妹
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
一、失望中的日子
虽然我那么努力劳动，养猪、养鸡都是呱呱叫的，成了猪医生、鸡医生。一个季度就交市委机关一万来个鸡蛋，……可第一次摘帽却没有我。我沮丧，我不甘心，我继续奋起。
当然我所能改造的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至于思想么？似乎不可能根本改变，本来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我心胸坦荡，因为我光明磊落。只要有条件我照样逛大街，还花了25元买了个樟木箱子，现在我女儿将它改造为电视柜，以增加她小客厅的古色。当时我还买了一床高级俄式毛毯，50元，至今仍属家中的高档物品。劳动休假在家，我一个人一天之中可以连续看四场电影。那些“左派”他们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见人低头。可我偏要自己寻开心，我问心无愧。1973年我已摘帽了，被借调到北京曲艺团协助创作时，当时曲艺团一位年轻的女领导，还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对我说过：“你怎么和别的右派不一样？”她所指的不一样，就是觉得我对她不那么必恭必敬。我借到曲艺团不久协助演员关学增写成歌颂劳模王国福的小唱段，并作为教材选用了。这位女领导从此就不再让我写作，而是派到工厂、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就回京剧院了，再没见过那张骄横的脸。
1960年我继续为摘帽不遗余力劳动。
有天，我正挑两桶泔水去山上猪圈，途中遇见刚摘帽子的头人李某，他激将地对我说：“你能挑起这一挑吗？”指着他身边满满的一挑杂物。我也是年轻好胜，回曰：“能！”一努劲儿，我还真挑起来了；但听见自己的骨节一声轻响，啊！腰扭了，我什么也没说，独个儿忍痛一瘸一瘸地将泔水挑回猪圈。第二天，我右腿抬不起来了，只好请假进城回家看病。医院诊断：闪了腰引发“坐骨神经痛”，不能劳动。这下子，摘帽又要后移。
我在家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返山沟劳动。
1960年冬，领导将我和市委的另几位右派：白祖诚、叶向忠、张万昆、王志诚调出一担石沟市委劳改基地，到北京西郊农场的白家疃果树队劳动。我们仍然戴着沉重的铁帽子，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修剪果枝、施肥、收果。
劳动之余，队长让我兼管幼儿园和女工的一些事，挂了个生活副队长之名。因此惹上一些烦恼。
有次队里赶大车的一位青年工人不小心，被自己的车辕子捅了肚子，痛得动不了，他妻子找我让我赶快想法送她丈夫去医院。可我们近处没有汽车，我向果树队支部书记汇报了情况，请他想办法，他说：“别理他，他是个调皮鬼，故意的。”但他妻子一再地让我赶快救人，我也怕真的耽误，又去求支书，他不理。我说：“请你将自行车借给我，我去公路上拦辆汽车吧。”在我执拗地要求下，他将他自行车的钥匙扔在地上，我立即捡了起来，一阵屈辱涌上心头。但顾不得那么多了，飞快地跨上自行车到公路上拦了一辆运货卡车，求司机救救急病工人。这位司机心地善良，送受伤的车把式到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立即给他开了刀，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完了，肠内的粪流出来已经污染了内脏。好险啊！支书，你为什么那么狠心？那么鄙视地把救命的钥匙扔在地上，让我躬腰而拾，你不是市劳动模范吗？我执行职责，难道就是同情‘坏人’，是一丘之貉吗？何况车把式不是坏人，只是个平常爱提意见的年轻人啊！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同情心？是“阶级斗争”扭曲了你的人性？
在那时，阶级斗争论害了多少人啊！它不仅戕杀了许多人生存的权利，也戕杀了许多人的人性。与我同住一个女工宿舍的一位青年女工，将瓜果皮乱扔在室内地上，我说请她注意点，她就回了我一句：“大白菜不要屎来浇。”，她还以为自己说出这种侮辱人格的语言是表现出她的立场坚定、是与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的崇高革命情意，她是共青团员，是支书培育的入党的对象。当然不能怪罪他们，他们是中了极左路线的毒害。
二、饥饿
1958年我在北京东郊豆各庄劳动改造时，就体验了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的浮夸风。
所谓‘公共食堂’一曰：“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二曰：“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徐水县是‘共产主义试点’，但他们的‘食堂化’实际是靠县财政拨款，县里生产成绩也是虚报的，实际没有财力，商业资金也不能周转，供给制几个月就夭折了。大炼钢铁的结果是把从各家各户没收来的铁锅铜器都变成了废渣。农田也因失去劳动力而草掩禾苗。此时已有一些面对现实敢说真话的人在担忧了。彭德怀的一位老乡湖南平江的一个老红军就给彭德怀寄诗一首：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咙、喉咙，胡、疑问词。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01页）
彭德怀也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很担忧，他在1959年7月参加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想为人民呼吁了。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四千字的意见信，详细地论述了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又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办法。其中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倾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