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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引自《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54、155页》）
会议领导将彭的信印发，让与会者讨论。讨论会上毛主席发言，先定了调，说此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谁还敢支持彭的观点。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黄克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私下和彭德怀议论：这样不能考虑不同意见，很像斯大林后期……。很快就有人将他们四人聚在一起，向上汇报。于是庐山会议开始的“神仙会”变成了斗争会，张、黄、周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1959年6月29日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原是带着爽朗的笑声、满怀壮志来参加庐山会议，准备与同志们共同总结经验教训；8月16日却背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沉重的包袱和戴着“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帽子灰溜溜地下了庐山后又被赶出政治局。下放西南山沟，文革中揪回北京批斗至死。
但历史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的。虽然彭德怀的好心上谏，换来了自己的毁灭。但震天动地的“三面红旗”，终于在1960年“跃进、再跃进”的高歌中愈来愈显露出其招展的旌旗色彩暗淡。虚报粮食产量、浮夸风、食堂化等，使粮食供应极度匮乏，也磨灭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城乡人民饿着肚皮搞“大跃进”，结果使大面积的人群浮肿、肝炎流行，导致了大量非正常的死亡。可怜先烈们用流血换来的新中国一时饿殍见城乡。1960年三年灾害达到高潮，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当时平价的食物已经实行配给制，初始，北京每人能分到30斤左右的粮票，后来30斤也发不出了，压到20几斤。现在食物种类丰富，粮食吃得少，可那时各种食物均极匮乏。粮食再减少，饥荒就来了。北京人还可以得到半斤油票，半斤肉票，半斤点心票。十七级以上干部（县团级）可得到一斤黄豆票，半斤白糖票，成了一般干部和市民羡慕的‘糖豆干部’，首都的这种低待遇已使外地人垂涎三尺了。
我母亲和继父的家庭属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继父一级教授的月薪300余元，母亲是大词典编纂处的文员，一月也有60余元工资。当时核桃3角钱一斤，鸡蛋5角一斤，比较起来，他们的收入维持他们二人的营养本应是富富有余的。但由于定量配售，吃不好，他们饿瘦了。只好到饭馆去用高价饭菜补充营养。在饭馆吃饭，还得小心，一不留意，饭菜就可能被几只饥饿的手抢走。
在西郊农场果树队劳动的我，常吃瓜菜代粮，报上也号召“瓜菜代”。可城里人连瓜菜都买不到，也无法“代”了。当时许多高校师生因饥饿而浮肿的比例还高，北京人见面爱问：“你吃了吗？”那时见面就问：“你浮肿了吗？”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瓜菜代可以减肥，可对当时缺肉无鱼而劳动强度又高的人们来说，则经常感到饥肠辘辘，因此我们也都在村庄里高价购买农民稀有的鸡蛋。一个鸡蛋可卖到五毛钱；是原来一斤的价钱。就是出这个价钱，在城里也是买不到的。卖鸡蛋的老太太可高兴啦！她们说：“养只大母鸡比养个儿子强。”
我每月回家都给父母买些鸡蛋或5元一只的野兔或队里生产的瓜果，在饥荒年代这些算得是珍品了。这也只是在首都京郊才可能，外省市城乡觅食，走向挖树根，煮皮鞋、煮皮带……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中有很具体的描写。我从我的好友、1946年在兰州志果中学的老同学杨世华写的回忆录《走过寒冬》中，更看到甘肃夹边沟劳改的一千多名右派，活活饿死了一半，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残酷事实。
建国后，杨世华在天水三中当历史教员，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夹边沟农场劳改。
他叙述道：“说到死，夹边沟里死人多，这倒不足为奇。有一天早上队长通知我们赶快起床到隔壁的地窝子里开紧急会议。外面白雪皑皑，冷风刺骨，我急忙走到隔壁地窝子，找个炕边坐下，身边还有一个人蒙头大睡，我说：‘起来呀！开会啦！’他还一动不动，我揭开他的被头一看，苍白的脸上瞪着双眼，人已经死了。‘报告队长，这里有个死人！’管教队长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用被子把他包好，抬出去放在门口，等埋尸队的用马车拉走就是啦！’跟着队长对大家说：‘昨天夜里有人把邓立之大夫的肉割下来煮着吃了，狗日的，这还是人干的吗？’话一说完便冲着门口喊道：‘把吃人肉的人押进来，开个斗争会。’一下子押进四个人，其中三人便是我们地窝子的，怪不得昨晚深夜了，他们还在鬼鬼祟祟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原来是煮吃死人肉去了。其中一人还是伙房的炊事员，他是从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分配在天水地区清水县教育局工作，划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劳教的。他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大家气得去煽他们耳光，可我们连举手的气力都没有了，落下去的巴掌恐怕连只苍蝇也打不死了。会后把他们关入禁闭室，临走时，还有一个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们实在饿极了，吃的是死人的肉啊，也犯法吗？’”
“我和邓大夫相识在1959年底，我们在零下20度给火车装石子，必须在两小时内装满一列车。队长督战，不管大风大雪，一声令下‘轻装上阵！’大家就得脱掉棉衣，只许穿背心裤衩，抬起重叠二层或三层的满筐石子跑步爬坡往上冲，一边喊着劳动号子：哎哟嘿！加油干啊……。如果发现谁慢了，一脸杀气的某干事就跑到你跟前对着你耳朵大声吼道：‘你是死人呀！你想扣饭了吗（不给饭吃）？’人们已气喘嘘嘘淋漓大汗了。严冬就是这样无情地在你身边走过。我万万没想到原本胖墩墩的邓大夫就在1960年这个冬天死掉。”
粉碎四人帮以前，将这三年灾害称为‘自然灾害’，粉碎四人帮后，改称‘三年灾害’，已经把主要是人祸的因素包含在内了。
我这位老同学杨世华后来虽然又回到中学任教，但受夹边沟农场冻累饿的折磨，使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2002年秋我去兰州时，见他已气喘嘘嘘行走困难，上楼由他外孙揹着。2004年11月23日去世，年七十六岁。
近日听到电视中播放李叔同的《送别》。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歌声凄凄，思旧之情油然而生。
我立即拿起电话，给在北京的兰州老同学联系，幸好周琳珠、焦玉琴、刘振武、刘英都健在。但也有一位零落了，那就是1946年在甘肃天水我参加话剧《武则天》时，曾同台演出的艺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歌唱家寇家伦，2005年因病辞世。我们这些幸存的人，准备来春聚会，当共举“一觚浊酒尽余欢”。
三、铁帽子
1961年年底，我们在白家疃果树队劳动的几个右派被宣布摘去帽子，开始好欢喜！哪想到‘摘帽右派’照样受歧视。原来右派帽子是铁帽子。
“摘帽”，本应该说明你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了，但偏偏又大不相同，还被呼为“摘帽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们几位可因此不可能回到原单位，由劳动所在区分配，或当中学教员或留公社当干部。我一心还想搞文艺，我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江雪此时在文化局工作。我请她帮助我，善良而热心的她，介绍我到了她介绍我到了梅兰芳京剧团当编剧，我本来不爱戏曲，希望到电影厂工作，她说现在京剧团更需要人，就这样到了梅兰芳京剧团。
仿佛长跑到了终点，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自1958年到此时连续近五年的失眠，一下子好了，不但晚上睡得很沉，白天开会也打盹，团长老叫我精神点，他哪知道我五年的瞌睡需要偿还啊！以后随着希望的幻灭，失眠症延留至今。
我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成绩是：在陆静岩老作家指导下将地方戏吕剧改编为京剧的《姐妹易嫁》。陆静岩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大女儿。这位陆大小姐夫早逝，伴弟一家居住。她一辈子没有工作过，就靠卖其父遗产生活。到北京解放时，已卖光了十几处房产，她将最后剩下的两根金条买了个鸡场，想这下可自食其力了，老天偏和她作对，一场鸡瘟，全鸡覆没。但老天还是留给了她一条后路。在她漫长的小姐生涯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与她相识的文人阿甲，介绍她到梅兰芳剧团帮忙。于是她就帮助修饰剧本的文字。文如其人，她中等个儿，脸盘秀丽、文雅白净；经她修饰过的唱词顺溜、清雅并富有诗意、韵味。但她始终未被吸收为正式工作人员，晚景凄凉。她帮我修饰的《姐妹易嫁》由梅剧团几位著名演员孙毓敏、徐玉川、茹绍全、殷金振演出，观众反映不错。这是我跨入文艺界的第一次闪光，我永远忘不了陆大小姐。
此剧在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公演，一开始的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都未登改编者的名字，我向团长提出：“怎么没有作者的名字？”，团长反问我：“为什么要有？”我说：“这里有个文责自负的问题，所以凡作品都登作者名字。”团长对我的回答虽反感，但又无言以对。后几场广告上报时登了作者之名，但从此我也没有好日子过。团长在大会、组长在小会经常批评我“没改造好，个人主义严重”。我明白这依然是一种歧视，当然这不是我一人的遭遇。1964年我被派到刚发生海啸的天津汉沽港口去收集素材时，素材中有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英雄，但不允许追问他的名字，不准宣传他，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虽然至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他的英雄形象，这就是“真善美”。
对摘帽右派的这种歧视，使我再一次地感到右派帽子是铁帽子，给右派戴上这顶御制的铁帽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虽然这是无法律依据的判决，却比法律的判决还要凝固，不能上诉。想申诉，就是顽抗，就是不接受改造，甚至抓入监牢。曾被划成右派的作家从维熙夫妇，在一担石沟劳动时说了几句牢骚话，被坏了良心的同类汇报给管理者，因此双双被扔进大牢20年几乎丧命！在他著名的作品《走向混沌》中对这段背离人性的历史有详细描绘。
摘帽右派仍然名列另册。很久以后，才明白入另册有来头，原来对摘帽右派上有控制使用”的政策。
四、为了一个‘水晶世界’
1965年，北京要建成无任“历史”或“政治”污点的人的“水晶世界”，于是我又成了建成“水晶世界”的牺牲对象。
当年，河北邢台地震后，梅剧团领导通知一批他们看不上眼的人去邢台京剧团。有业务上他们认为无发展的；有政治上他们认为有污点的。有位年轻女演员表演好，也极聪明，无论何种唱段，只要她想学，她可以立即边听边写出曲谱。就因为她当时与一位香港票友谈恋爱，也成了政治问题而要她离京去邢台。我自然而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谁也不愿离开文化中心，凡被通知的都在拖延。我问一位副团长，创作组几个人中还有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我一来就为剧团做出了成绩，为什么非要调我走？他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光棍”，真让人哭笑不得，我虽然没有丈夫，但有老母与幼子需要照顾，并非单身一人。
被通知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我找了老文化局长赵鼎新，他说可去一家文化馆工作。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了，谓之“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都被截留下来参加运动，只有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已通过自己的联系去了河南省剧团。她在那边运动中被斗争得更惨，被逼迫得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但如今她早以她那稀有的毅力重新站起来，不仅重新登上首都的京剧舞台，而且登上了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戏曲职业学院的院长孙毓敏。
运动开始不久，在群众的追问下，搞人事的梁女士说出了调走一批人去邢台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北京当局要将北京变成没有地富反坏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