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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缉的市委干部章蕴送到下关轮船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的讲话稿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
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廖工作……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最前面，当我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我还看见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伴着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的祖母、他的母亲。”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揪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父亲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中自缢谢世了。……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握住哥哥的臂膀，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此文收于1999年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中，出版时我表弟姚监复为之写了篇后记。其中最后一小段：“文化大革命给个人、家庭带来痛苦与灾难，更给党和国家带来极深刻的痛苦和灾难。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其教训绝不当遗忘。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物、理，不应淡忘或一笑置之，特别是‘文革’中的我们的一些当代英雄能自认为目标是革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问，回顾和深思以往的所作所为。”
五表妹的《儿女祭》是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当客座教授时写的，就在我摘录以上一些片段时，我的心也在为抚养过我的慈祥的姨父姨妈的悲痛遭遇而流血。姨妈的形象又浮现眼前：她祥和美丽，而且情致高雅。她爱吟颂宋代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向孩子们宣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精神。月夜下，她常坐在藤椅上吹萧，“苏武牧羊”“梅花三弄”……凄美的旋律抒发了她在艰难奔波的生活中的痛苦、刚强、忍耐、韧性和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她被迫害而逝，但永远像朵莲花那么清爽，决不接受屈打成招。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她走了，她留下了无限的爱和恨。
五表妹现在定居美国。
九、太学之火
批牛鬼蛇神，斗走资派后，接着清算“五、一六”分子，也就是那些置前二者于死地的造反派，他们最后也挨斗了。革他人命的人，后来又被别人革了他的命。那些被利用为打手的红卫兵被利用完后，也被轰到农村插队劳动，大部分只有初中程度，他们听从错误的号召去毁灭文化，结果自己也成了没有文化的一代。
当时全国10亿人除少数几个特殊的人物以外，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灵魂和皮肉的伤害，真可谓“大革命”了，但应改名为“毁灭文化的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国子监里的一场疯狂的“革命”。国子监在北京东城，是历代著名的太学，反对知识的无知的红卫兵有意选了此地来侮辱、批斗一批文化名人。一边是汹汹烧书烧戏装的火焰，一边是跪在火堆旁被皮鞭与咒骂践踏的文人。中外知名的作家、人民爱戴的作家、曾被政府命名为“人民作家”的老舍（舒舍予）就在其中。老舍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于北京解放后从美国回到祖国，他的脍炙人口的《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等电影、话剧热情地呕歌了新中国。没想到竟给他扣上“反动作家”“美国特务”等等的罪名，诬蔑随吐沫喷到他一向自尊自重的脸上，他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第二天他再也没有去“国子监”参加批斗会，他从家中直接走向了积水潭西北，护城河北边的太平湖，在那里坐了好久，他想不通，正如他在《茶馆》一剧中喊道：“我爱咱们的祖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蒙冤投湖自尽。
“严肃与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个凄惨的世界。”林语堂
邓小平、胡耀邦等在含冤受屈多年以后，来了个“拨乱反正，为民昭雪，改革开放，面向国际。”历史的列车进入了正常轨道，中国才有了如今欣欣向荣的局面。
十、又遇难谱的歌
我爱唱歌，就是唱不好“爱情”这首歌，我和查汝强的相恋、结合，因循着一条渲染恶梦的旋律。
摘右派帽子后，我多想重新得到爱情。但一九五七年历史的烙印，注定了我仍然谱不成好歌。
本来，人人都有享受爱情的权利，可是一担石沟的管教者及右派中的头人毫无人性地将我和尧的感情腰斩了，差点我也被整死，那次无人性的批判也毁了我后来的幸福。使我再也不敢接受‘同类’的感情，即使是很优秀的“摘帽右派”也被我拒绝，以至我后来的婚姻继续遭到不幸。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年，在周总里的左右周旋之下，终于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局面。剧团也开始考虑除样板戏以外的节目了。先从简易节目开始，市里选了曲艺团做试点，因此我被借调到曲艺团支援写作。
我已经40岁了，当时仅有建一儿一人在身边。强儿在1968年就和人大附中的同学去内蒙插队去了；建一也18岁啦！将有自己的独立生活。我想有新的爱情，很想再成立一个家，也想有一个女儿。京剧团的一位同事说有个文学编辑还是单身，他去问问，结果人家一听是摘帽右派又有两个孩子，就不考虑了。我感到太委屈了，原本是一块无瑕的美玉，为什么要给她蒙上灰尘？
我真成了一只可怜的小猫。在文革中，剧团内红五类有次开大会，横扫牛鬼蛇神。当众揭发了我一条新“罪行”：将我婉言拒绝一位老大哥感情的信，当众读批。信上有如下句子：“我是一只可怜的小猫，遍体疮疤，行人走过来想抱她回家，小猫往后退缩，不，不要弄脏你，行人只好摇了摇头叹息地走开。生活对我是多么不公平，正如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幕布拉开了，人们要警惕啊！我是爱你们的，在我的坟头如果不放上安琪儿，那是不公平的。”
母亲的一位早年同事李铁贞从美国回来了，他曾任过国民党驻美大使，回国后政府给他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他很喜欢我，向我母亲提出来要我嫁给他。可我连考虑都未考虑，我怎能与母辈人成婚呢，与我的爱情理想相差太远了。同事的爱人金紫光给我介绍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某部办公厅主任。老金的女儿热情地说：“钟阿姨，他比我爸爸还高一级呢，九级高干”可是这人年龄大、子女多，我怎么可以去伺候人和受别人儿女的气呢？见面都不必要了。老金又介绍了一个他的一位老战友，搞音乐的。这人40多岁，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著名的评剧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自杀。他继承了妻子的遗产，他向我炫耀地说：“我有两万元存款。”而我由衷地厌恶这种炫耀，当时就拒绝了他请吃饭的要求。我从来不图官高，不图金钱，只需要一个能理解、能尊重自己的真情伴侣，这样的人在摘帽右派中并不缺乏，可自从在一担石沟与同类的恋爱遭到无情的打击后，再加上摘帽后这几年自己和建一依然遭到歧视，所以再也不敢也不愿为孩子找一个与自己同样受歧视的继父。也正因为这种被扭曲了的设想害了自己的后半生。
借调到曲艺团工作后，相识了同创作组的赵其昌，其妻去世一年。赵其昌个子不高，长像平平，比我大两岁，写曲艺唱段很有经验，尤其熟悉北京的十三辙韵。他很热情地帮助我这个不熟悉北京辙韵的湖南妹子。在与其他人合作时他也表现得很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名位。当我随曲艺团大队人马一起到团河农场葡萄园干活时，赵其昌用他那标准的北京话朗诵自编的鼓干劲儿的诗歌，能感觉到他是有意向我显示自己的才华。他朗诵的音色、音调很像舞台演员，后来知道他确实是业余话剧演员。有的人也向我介绍赵其昌对他原来的妻子好极了，倾家荡产地给妻子治病我逐渐对赵其昌产生好感：他是个自学成才的厚道人，又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出身。
赵其昌的先祖属清朝镶兰旗，凡旗人在清朝都是吃俸禄的，到民国就不能白吃饭了，赵其昌的祖母给民国的大官当过厨师，赵其昌的父亲当了铁路工人，后来在南京铁路工作，但没有带他去南京，把他过继给独居北平的寡婶当儿子。他从小随寡婶过着贫民的生活，十几岁就到日本统治下的兵工厂当工人。抗日胜利，国民党来北平，他到了物资局当管库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被提拔为干部。赵其昌只上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但他酷爱曲艺，本来就有些基础，解放后上文化宫学唱学写，又上夜大补习完大学的课程。他参加写的歌颂北京十大建筑的单弦段子，一举成功，从而受到曲艺界和市领导的重视，曲艺团用一个18级科级行政干部将他从房管局换到了剧团，从此他成了专业作家。
我对赵其昌刻苦学习，自学成才很是欣赏。我们自然地接近了，在劳动驻地的树林里散步；在灯下共同研究一段曲艺，赵其昌专为我编写了一份详细的十三辙韵律运用表。如此种种，都使我觉得赵其昌的条件还可以。但也发现了赵其昌的怪脾气，在写作中和别人意见不一致时，他不会用辩论来交换意见，而是急得打自己，然后就从办公室跑了，同事们到处找他，可就是找不到，夜12点还没见人影。看到这现象很奇怪。但过两天赵其昌又表现得出奇地勤恳、认真、谦虚，又博得了同事们的尊重。我想莫非因为他失去妻子受了刺激？如果重建一个温暖的家可能会好起来？我就怀着这样善良的幻想，于1973年春和赵其昌结婚。
1974年春，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