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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学期，相当于３年左右的时间；二是考试合格。“保证学期”意即吃掉学期，也就是说每一个学期至少要参加大约２４次宴会中的６次。所谓吃掉，并不是指真正的吃一顿饭，而是指在规定的时间亲自报到，其余的时间只是参加宴会而已。自然，通常人人都是尽情地大吃大喝。一顿晚饭要花２先令６便士到３先令６便士，即两至３个卢比。这还算是非常便宜的，因为如果是在旅馆吃饭，光是喝酒的费用就得花这么多。对于我们这些在印度的人来说，在我们成为“文化人”之前，我们会认为喝酒的花费超过吃饭的费用，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我刚刚听说这种事的时候，也是很惊讶的。后来我才明白。在这种晚宴席上，我往往是不怎么吃东西的，因为我所能吃的只有面包、煮的马铃薯和大白菜。最初我连这些东西也不吃，因为我根本不爱吃这些；后来我才开始吃一点，并且也开始要点别的素菜。
晚宴席上给法官准备的菜往往比为学生准备的要好。有一个波希学生，也是素食者，为了让大家能吃上好一点的素食，我便申请要只有法官席上才有的素菜。这个请求被接受了，我们便开始从法官席上取得了水果和其他的蔬菜。
每四个人可以分到两瓶酒，因为我不喝酒，人们都想拉我和他们一组，这样他们三个人就能喝上两瓶酒了。每学期还有一顿“盛宴”，宴席上除了供应葡萄酒和樱桃酒以外，还有平时所没有的香槟酒。因此到了这种“盛宴”，我便受到特别邀请，而且到处都有人拉我入座。
那个时候，我既看不出来而且一直也弄不明白，这种晚宴怎么就应该是正式成为律师之前的必修“科目”，为什么能够使学生更有资格成为律师呢？最开始举办这种宴会的时候，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参加，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交谈，还有人发表演说。而这些经历和见闻，都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一些如何进入上流社会的必备的社交知识，有机会学到如何表现得更为优雅、更为有风度，并且还有助于他们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和与人交流的能力。可是到了我求学的那个时候，这种现象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因为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与学生是分隔开的。因此，虽然这种制度的形式在这保守的英国还是依然得以保留，可是原有的内容与意义却逐渐消失了。
学习的课程并不难，律师们被人们讥讽为“宴会律师”。众所周知，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只有两门考试：罗马法和普通法。当时市面上有专门为这种考试而编印的教材，并且可以带到考场上去，可是平时几乎没有人去读它们。我知道很多学生只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突击罗马法的笔记，考试及格便不成问题了；只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普通法的笔记，也可以应付考试。试题非常容易，监考也不严格，因此那时罗马法考试的及格率往往达９５％至９９％，而大考的录取率则在７５％以上。所以大家对考取律师资格都非常有信心。更何况考试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我非常顺利地通过了两种考试。我认为我应该读遍所有的课本。我觉得不读这些书是在虚度光阴。我用在买课本上的开销很大。我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因为即使我离开了伦敦，在我后来到了南非以后，对我也是很有用处的，因为罗马法就是南非的普通法。所以读了贾斯丁尼亚的著作，对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花了９个月的时间，经过很艰辛的努力，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精深博大却很有趣味的著作，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它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有一点儿难懂。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中，案例较为丰富，叙述生动，并且启发性强。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阅读威廉士的著作感觉像在读一部小说。回到印度以后，我又读了麦尼的《印度教徒法》，而且同样是抱着浓厚的兴趣把它读完的。不过这里并没有打算谈论印度法律书籍，所以暂且不多说了。
我通过了考试，并且被录取了，于１８９１年６月１０日取得律师资格，并于１１日在高等法院登记。１２日我便启程回国了。
然而不管我读书怎样刻苦，我的紧张和恐惧心理并没有因此得到好转，我自己并不认为已经有了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但是我这种遇事束手无策的情形，只好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详细叙述了。
第1部·求学英国体会执业艰难
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并不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我倒是刻苦钻研过法律书籍，但是却没有学过在实际中如何执行律师业务。我曾经用心读过《对实习律师的建议》一书，但并不懂得如何在实际业务中应用书中的理论。书中有这样一句格言：“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然而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公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我的信心并未因此有所增强，我还是对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感到茫然。
而且，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法律。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律例，我也毫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应如何起草起诉书，并且对它感到一筹莫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高声辩论的故事，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在英国是怎样学得这种本领的。我并不奢望达到他那样高的造诣，但是我深感不安的是，我究竟能不能把律师作为我终生的职业。我在英国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就经常有这些疑虑和不安。我向几个朋友倾诉了我的这些苦恼，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前面已经提到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过了很久以后才把这封信交给他，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去打扰这样一位大人物，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我只是每次在有他的演讲消息时，才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欣赏他的风度，聆听他的讲话，等到演讲结束，我也大饱眼福和耳福之后，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他曾创建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非常高兴。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觉得除非到了迫切需要的时候，否则就不应当去打扰他。所以当时我竟没有听那位朋友的劝告去找达达巴伊，向他提出自己的困难，得到他的建议。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否也是这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党员，但他对于印度学生的关怀是出于真心和大公无私的。有很多学生去请教他，我也请他给我一次拜见他的机会，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永远记得这一次的会晤。他对我谈话像对待朋友一样，在欢笑声中消除了我的悲观情绪。他对我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像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只要有一般人都具备的忠实和勤奋，就能够应付一个律师的日常工作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好吧，请你告诉我你读过哪些书？”
当我告诉他我读过的有限的几本书时，我看出他有点失望。但是失望的神色稍纵即逝，他的脸上很快又浮现出可亲的笑容。他说：“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也没有经历过世故。而多读书和通晓人情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素质。你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但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应该通晓人情，应当具备由表及里的素质，有能力从一个人的外表推断出他的内在品质。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直接联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我看你甚至连凯依和马尔逊的１８５７年兵变史也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看你还得读一两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拓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有关相貌学的几本著作。
我对这位令人尊敬的朋友非常感激。在听着他那些激动人心的话的时候，我几乎一点也没有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一走出他的屋子，不安的情绪就涌上来了。“从一个人的外表推断出他的内在品质”对我来讲又是一个问题。我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想着他对我说过的那两本书。第二天我就去买了拉伐拓的书，而申梅尔品尼克的书当时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读了拉伐拓的书，觉得它比斯尼尔的《平衡法》还要艰涩难懂，而且没什么意思。我还对莎士比亚的相貌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是这种做法并没有使我从中学到什么方法，可以教我在伦敦街头发现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人物。拉伐拓的书并没有使我的知识面有所拓宽，宾卡特先生的忠告也几乎没有给我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是我却对他那种真诚无私的待人态度非常感激，并为此受到鼓舞。我永远清楚地记得他那开朗的笑脸。我认为他所说的一些话非常有道理：即费罗泽夏·梅赫达的敏锐、记忆力和才能并不是每一个有成就的律师所必需具备的素质，只要具备忠诚和勤奋这两点就可以了。而我自认为在忠诚和勤奋这两个方面还算马马虎虎，因此我就以此来自我安慰了。我当时在英国最终还是没有机会读凯依和马尔逊的书，但我后来在南非终于得以完成心愿，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机会，便要找来读一读的。
我乘“阿萨姆”号轮船回印度，船在孟买登岸。我当时的心情是满怀希望的，同时又带着一点无可奈何和忐忑不安。当时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我只好搭一只小艇靠上码头。
第2部·南非生活赖昌德巴伊
我在上一章说过，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这在六七月间的阿拉伯海是很正常的。船从亚丁开出去以后，海上风浪一直很大，每个乘客都有晕船的现象，只有我一个人像没事一样，照样吃饭，照样喝水，还在甲板上欣赏海上的风浪。吃早餐的时候，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两个人进食，他们紧紧端着碗喝粥，以免汤水洒出来。
对我来说，这自然的风浪象征着我内心不安的情绪。但是，如同这自然的风暴并没有使我受到什么烦扰一样，我内心的不安实际上对我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不良影响。我也预料得到，回去以后，关于我已被排除出种姓的许多麻烦事正等着我去应付。而且，我前面已经提过，对于如何开展我的律师业务的问题，我也感到十分迷茫。但是，我既然自认为是个改革者，我必须想方设法去进行一些改革措施。以上这些都是我可以预料的，但是还有一些我想像不到的事情在等着我。
我哥哥亲自到码头上来接我。那时他已经认识了梅赫达医师和他的哥哥，而由于梅赫达医师坚持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住，我们便接受了他的好意。这样，我们在英国结成的这段友谊又在印度延续下去了，并扩展到了我们两个家庭，以后很长时间也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往来。
在回印度的路途中，我就一直非常渴望见到我母亲。我还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再也不能拥抱我了。我获悉了这令人悲痛的噩耗后，我就依照习俗进行沐浴，守了斋戒。我的母亲是在我留学英国那段时期突然去世的，我的哥哥不愿我在异国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所以一直不让我知晓。但是我回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悲痛并未因此而稍有减弱。我也不想在这里多提了。我的悲痛甚至比我在父亲逝世时的感受更为深切。我今生最美好的希望现在大多破灭了，我现在已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初是怎样表达我深切的悲痛的。但是，我那时还能勉强镇静，甚至忍痛抑制住我的眼泪，咬紧牙关准备接受生活的考验，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一样。
梅赫达医师介绍我认识了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我们两人后来便成为终身的莫逆之交。在这段时期内，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提一下的。我认识了诗人赖昌德，名拉治昌德罗，他是贾吉望给我介绍的这几位朋友当中的一个，他是梅赫达医师一位哥哥的女婿，是贾吉望的珠宝店的合伙人。他那时年纪很轻，还不到２５岁，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便相信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百事通”，有很强的记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