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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在日常的行为中可以获得降福，
他实在是维系着穆旦纳德的一条生命线。
赖昌德巴伊所经营的生意数达几十万卢比。他是珍珠和钻石的鉴别专家。无论什么困难在他面前都不算什么，买卖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自如。可是，他生活的目标和中心并不在于这些。他的生活中心，是他渴望与神灵面对面的热情。在他的办公桌上，在各种物品中，总有一本宗教书籍和他的日记。他一做完生意，便立即打开那本宗教书籍或日记，撰写关于研究宗教思想的著作。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多半是来自他的这本日记。谈完一大宗生意以后就能够马上坐下来书写内心思想的人，完全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并且我曾对他做过许多次观察，看见他在忙完纷繁的俗务之后，也经常会沉浸在对精神及神灵的思索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任何环境中为任何事情失落他的思想与准则。我和他在俗务上、生意上、或者私人方面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之间却有着很深厚的友谊。我当时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律师，但是我们每次相见，他总是认真地和我谈论有关宗教的问题。我当时虽然还在暗中摸索，对于宗教问题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但是我还具备和他交谈的一点能力，并且这些谈话使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宗教领袖或导师，我还尝试研究各种宗教领袖的宗教思想，但是我要承认，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比赖昌德巴伊更深刻。他的智慧在我看来是和他的道德上的诚挚同样的卓越，同样使我极为钦佩。我深信，他决不会使我走到邪路上去，相反，他永远能向我推心置腹，并把他的内心思想讲述给我。因此，当我碰到什么精神上的难题时，总是跑到他那里请教。
我对他虽然十分尊敬，但还不能把他当作心目中的大师。这个位置依然空缺，而我正在寻求之中。
我相信印度教徒关于大师的理论，并且知道大师在精神成就方面的重要性。我认为，没有大师就不能有真正知识的那种说法，是很有真知灼见的。如果说在世俗的事务和肤浅的学术方面，一个资望不足的师长还能够容忍的话，那么，至于在精神事务中，大师是决不能以一个不完善的师长充任的。只有对精神事务有充分知识的人、一个已臻美境的先知才配被推崇为大师。所以为了到达自己的最高境界，做人必须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而人的发展完善，必需要有充分资望的大师来指点他们。我们做人的目标，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奋斗。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类的权利，这是这种权利的报酬，是每个人在追求过程中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收获，实现一定的目标，其余的，比如说实现目标的程度等事情就操在神灵的手里了。
所以，我虽然不能把赖昌德巴伊作为我心中的大师，但他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我的向导和帮助我的人。有三位现代的人物在我的一生中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能不断地使我产生钦佩之情。他们就是赖昌德巴伊、托尔斯泰、鲁斯金。具体说来，就是我和赖昌德巴伊之间在生活中的交往；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就在你的心中》给我的指引；以及激励我一生的鲁斯金的书《直到这最后的一个》。它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有着各自相当的地位。
第2部·南非生活开始新的生活
我哥哥对我的希望很大。他十分看重名利，为人慷慨大方、待人宽厚，性情也非常朴实，因此他的交际圈子比较广，朋友很多，他认为这样可以为我的律师业务带来很多客户。他还认为我的业务不久就会有很大发展，因此对于家里日益加重的生活负担并不十分在意。为了给我的事业打好基础，他还兢兢业业地工作，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只要有利于我执行律师事务的各项条件，他都尽力去创造和利用，从没有半点疏忽。
我出国留学的事情在我所属的种姓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我前面都曾提到过，在我回国以后，这场风波还未平息。结果种姓里的人分成两种阵营，一派主张恢复我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坚决反对，依然要把我排除在种姓之外。我哥哥为了能与前一派联络感情，取得他们对我的支持，在我回到拉杰科特以前，把我带到纳西克的圣河里洗了一个澡，回到拉杰科特后，又设宴款待他们。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没什么必要。但是由于哥哥对我是那么深厚的爱护，而我也是同样地尊敬他，不忍辜负他的一片热心和好意，对他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于是我机械地照着他的话去做，把他的话当成圣旨。这样，关于我恢复种姓身份这件事情总算风平浪静了。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刻意地向那些拒绝恢复我的种姓身份的人请求，请他们对我网开一面；我对那些人的头儿也并不存在什么怨恨的心理。他们中间是有一些人嫌忌我，但我始终避免与他们发生感情上的摩擦。并且对于开除种姓身份的决定，我也很尊重。依照那命令所规定的内容，我的所有亲戚，包括我的岳父母，甚至我的姐姐和姐夫，都不能招待我，甚至连一杯水都不能给我喝。我的亲戚都想阳奉阴违，但这种行为却是和我行事必须光明正大的原则相违背的，我不愿意偷偷摸摸地做这些事情。
正因为我做事谨慎，所以我总算没有引起种姓中的人对我有什么责难、找我什么麻烦；事实上，就是拒绝恢复我种姓身份的那一部分人，对我的态度也是很和善的。有时候他们还帮助我处理一些事情，而我也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报答他们。我认为都是因为我的不抵抗态度，才能获得这些回报。如果我闹着要恢复种姓身份，如果因此而使种姓分为更多的派别，假如我对种姓首领有所冒犯，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一来，我从英国回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安然无事，只会使自己陷入争斗的烦恼中，而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虚伪且无原则性的事情来。
我和妻子的关系，还是不太如意。我虽然在英国也算见了世面，但是我的妒忌心理并没有减弱。我经常神经过敏和捕风捉影，甚至对一些小事情也是如此，因此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我本来是想帮助她学习的，使她学会读和写的方法，但是我的情欲一直在作梗，而她就得由于我自身的缺点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有一次我甚至要她回娘家去，等到她很难过的时候才接她回来。后来我才明白，这都是由于我的疯狂。
我还曾计划在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改革。我有几个侄儿，我去英国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那时还是尚在襁褓的婴儿，现在也快４岁了。我希望教这些孩子体育，使他们的身体强健起来，而且由我亲自加以指导，这样效果会更好。这一点，我得到了哥哥的支持。我的努力也有一些成绩。我非常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和他们共同游戏玩耍的习惯。从那时起，我常常认为我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儿童教师。在饮食的问题上，也需要改良，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的家里，茶和咖啡早已是常备之物。我哥哥以为我回来以后，应该保持一点英国气派，便在家里刻意营造一种英国文化的氛围。因此，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还用上了意大利出品的瓷器，以及其他一些从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使用的器皿。我的“革新”运动还扩展到了其他很多方面。我提倡吃麦片粥，并且以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其实是在茶和咖啡之外加上可可。我早已穿上了皮靴和皮鞋，又穿上了西服，使欧化更加彻底。
我们每天都置办新的物品，因此开支骤增。我们又在门口拴了一只神象，可是我们拿什么来供养它呢？这样浩大的开支我们怎样才能维持下去呢？要在拉杰科特执行我的律师业务，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因为我连一个印度合格律师应有的知识都不具备，当然没有一个当事人会来委托我办理案件了。即使有人来找我，难道我还能在无知之上再加上自大和欺骗，使我对世人所担负的债责又加重吗？
朋友们劝我到孟买去住一段时间，以便见习高等法院的诉讼程序，研究一下印度的法律，同时还可以探讨辩护的方法，并利用自己现有的能力挣一点钱。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到孟买去了。
我在孟买开始动手立业了，我雇了一个和我同样没有能力的厨子。他是一个婆罗门，我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仆人看待，而是把他视为家人。他有时用水冲身，但从来没有认真清洗过自己的身体。他穿的“拖地”污秽不堪，戴的圣丝也是脏的，对于印度教的圣书更是毫无所知。可是我到哪里去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厨子呢？
有一天，我问他：“罗维商卡，你对烹饪是个外行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你至少该懂得日常的礼拜仪式吧？”
“礼拜呀，先生耕犁就是我们的礼拜，铲子就是我们日常的功课。这就是我们婆罗门的本色。我是靠你的慈善过活的，我只能寄食于你的门下，否则，我当然只有去种地了。”
于是我不得不兼做罗维商卡的教师。他的懒惰加重了我的功课，我开始分担厨师一半的工作。我有的是时间。我开始自己做一顿饭，并且采用英国式的方法做素食。我买了一个炉子，自己动手，叫罗维商卡做助手，我们在厨房里来回跑着。就我本人来说，我从不觉得和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吃饭有什么值得禁忌的地方，也并不觉得不自然，罗维商卡也不受这种陈规的约束，所以我们能够毫无拘束地共同进食，我们就这样愉快的共同生活着。我们之间惟一的障碍就是罗维商卡一直改不掉他那肮脏的习惯，饮食怎么也弄不干净
然而，在孟买我最多只能住上四五个月，因为我只有不断增长的消费支出，而无分文的收入。我就是这样开始生活的。而我知道在这样的景况下，在孟买开始我的律师事务是没什么希望的。我发觉当律师是一件苦差事——有其名而无其实。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
第2部·南非生活第一宗案子
我在孟买的时候，同时进行着印度法律的研究和饮食方法的实验，与我合作的是另一位叫甘地的人，他的全名叫作维尔昌德·甘地。我的哥哥则非常热心地四处为我招揽生意。实事求是地说，印度的法律很难学，特别是民事诉讼法，我简直不知该如何下手。好在我对见证法颇感兴趣，它使我得以继续保持学习法律的耐心和热情。维尔昌德·甘地当时正在为讼师考试做准备，他经常向我讲述一些有关著名律师和辩护士的故事，他说：“费罗泽夏爵士的才能就在于他有精湛的法律知识，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见证法，并且知道第三十二节所有的案例。而巴德鲁丁·铁布吉则以其非凡的辩才使法官产生敬畏之心。”听到这一类壮举并没有让我兴奋起来，却使我很自卑。因为接下来他会告诉我：“当一名律师，混上５年或７年，算不上是什么稀罕事。但如果你能够独立经营一所律师事务所３年，那就算你运气好。”
其实我已经觉得自己有些支撑不下去了——事务所的门外虽然已经挂上了律师的招牌，屋里却还在忙着为开张做准备，开销则在逐月增长。在这种情形下，专心研习法律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我对见证法产生了一些爱好，并且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但到头来我却没有勇气去受理案子，我无能为力的状况简直令人吃惊。就在这个时候，我受理了一个叫马密白的人的“小案子”。有人告诉我：“你得拿出一份佣金给中间人。”我坚决拒绝了。
“可是大律师某某先生每月收入虽达三四千卢比之多，也得出这种佣金呢”
“我犯不着和他比，”我反驳道，“一个月如果有３０００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