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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边。法官的目光不时地投向我，后来他要求我把头巾摘下。这一点我拒绝了，于是我离开了法庭。
由此我隐约觉得，在这里又将会有一次新的斗争了。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叫一些印度人必须摘头巾的理由。他说只有那些穿伊斯兰教服装的人才有戴头巾的权利，其他的印度人到了法庭，都要按照规定摘下头巾。
为什么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待遇呢？为什么一部分印度人要受到歧视呢？我必须做个详细的调查。在这两三天里，我已看出来，印度人是被分成好几种类型的。一种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种是印度教徒；还有一种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队伍。波希人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种人彼此都有社交上的往来。但是为数最多的还是由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订有契约却自由的工人这三种人所构成的一个阶层。那些有契约的工人是根椐协议到纳塔尔的，至少要做工五年以上，他们叫作“吉尔米提亚人”，是英文“协议”一词的变音。其他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英国人称呼他们作“苦力”，而由于大部分的印度侨民属于这个劳动阶层，所有印度人都被叫作“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文的结尾语，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这个字，其实就是梵文的“史华密”，即“主人”的意思。因此如果有一个印度人不满意自己被称为“沙弥”，而他又有足够的胆识，他就会回敬一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是你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并不是你的主人呀”有些英国人听了会有一些迟疑，另外一些人却会生气，辱骂印度人，甚至加以殴打；因为对他来说，“沙弥”是一句污辱人的话，把它说成是主人，简直是一种诬蔑
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法院中被人看作“苦力律师”，做买卖的也就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这个词的原意后来就渐渐被遗忘了，而成为印度人一个普遍的称呼。穆斯林商人很不乐意这种称呼，经常抗议道：“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我是商人”。如果他碰到的是一个客气的英国人，那么就会得到英国人对他的道歉。
在这种情形下，戴头巾的问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被迫摘下印度头巾，就等于是受了一种侮辱。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消除不愉快的纠纷，我想我倒不如不戴印度头巾，而改戴一顶英国式的帽子。
然而阿布杜拉赛不赞成我的想法。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将更不方便，而且还要连累其他那些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普通人。况且在平日，你戴印度头巾是很相称的。你要是戴上英国式的帽子，人家就要把你当成咖啡店的侍者了。”
他的一番话是经验之谈。主张戴印度式的头巾固然是出于爱国的热诚，但是轻视咖啡店的侍者未免表明了一种狭隘的胸襟。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订有契约的印度工人中，包括三个阶层的人，即印度教、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后者是印度教契约工人的儿女，受到了劝化而皈依了基督教。在１８９３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多的人数了。他们穿英国服装，多数靠在旅馆里充当服务员为生。阿布杜拉赛指的那些戴英国式帽子的人物，就是这一类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在旅馆里当服务员，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工作。时至今日，有这种想法的人还很多呢。
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赞成阿布杜拉赛的话。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关于我在法庭上坚持不摘印度头巾所发生的纠纷，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为我的行为辩解。这问题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论，我则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这样一来，我到那里不过几天，就意外地遭受了一件“头巾事故”，而这件事便为我在南非做了一次意外的广告，我被南非的报纸宣传出去了。我的行为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也受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批评，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事实上在旅居南非期间，我差不多一直戴着印度头巾。我在南非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根本不戴头饰，以后再谈吧。
第2部·南非生活在旅途中的遭遇
不久，我就和住在德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我认识了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１９２４年访问过印度的南非代表团团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巴希·罗斯敦吉和阿丹吉·米耶汗。我和这些朋友，当时除了生意上的来往以外，没有什么私人的交情，后来却有了密切的交往。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谈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情况。
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我的交际圈子也越来越大，正在这时，这家商行接到了一封来自他们律师的信，说要准备打一场官司，还说阿布杜拉赛应当亲自到比勒陀利亚，或者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赛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还问我愿不愿意上比勒陀利亚去。我说：“只有等我从你那里弄清楚了这件案子，我才能决定去不去。现在我还不知道到那里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开始研究这件案子，便感到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学起。我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就到法庭去见习。有一个波希律师正在考察一个证人，问了他许多关于账本里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对此一点也不懂。我在印度中学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会计。而我到南非来所要处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关账目的问题。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说明当时的问题。那个职员跟我详细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越来越糊涂。我不懂ＰＮｏｔｅ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这个词，只好请教那个职员，才知道ＰＮｏｔｅ原来是期票。我于是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临时学习了一些。通过学习，我的信心有所增强。我终于搞明白了案情。阿布杜拉赛本来不会记账，可是他凭他的实际经验可以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上比勒陀利亚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说道。
“那么我给我们的律师写信告诉他这个决定，并请他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给那里的伊斯兰教朋友写几封介绍信，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陀利亚势力很强。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想办法探知到了我们的私人通讯，就会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处境。你越是和他们保持距离，对我们就越有利。”
“你的律师让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能否不通过法庭手段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无论如何，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原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听到我说有可能在法庭外解决这个案子，阿布杜拉赛似乎有点意外。然而我到德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应该说相互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神象”了。所以他说：
“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最好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都非常了解对方。铁布赛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让步的人。只要我们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疏忽，他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对付我们，而且不整到底不罢休。所以你如果想要有什么行动的话，请千万考虑清楚了。”
“这点请您放心。”我说，“我不用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用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需要向他建议进行庭外和解，而不必进行一场不必要的诉讼。”
我在德班住了七八天后便动身了。他们给我定了一张头等座位的火车票，照惯例，如果需要租用卧具，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劝我租用卧具，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５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赛警告我说：“请你想好，这里的情形和印度不同。感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我能为你提供的，请你不要拒绝。”
我再次表示感谢，并请他放心。
火车到达纳塔尔的省城马利兹堡的时候，已是晚上９点多钟了。车站照例是在这一站送上卧具来，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具。我说：“不要，我有自己的铺盖。”他便走了。可是接着便来了一个乘警，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见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他的神色便有些愠怒。他很快离开了，转眼又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开始没说什么。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买的是头等座位啊。”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叫你到货车厢里去。”
“我在德班上车时就被准许坐在这里，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不准留在这里，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拖你出去了。”
“随你的便。我决不能自己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抓住我的胳臂，把我拖到外面去。我的行李也扔出去了，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看管。
那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海拔有上千米，所以我更觉寒冷。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为了避免又受到侮辱，我也不敢去拿，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候车室内没有灯光，十分黑暗。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心情和他说话。我开始想到我的责任。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忍受这个侮辱而赶到比勒陀利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如果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即跑回印度，就是个懦夫了。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是很难堪的，这是种族歧视的流行病的病症。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的根源拔除，为了寻求打破种族歧视观念的方法，我准备遭受一切痛苦与挫折。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发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但告诉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一路上照顾我。所以我每到一个车站，就会有几个商人到站来看我，他们还把过去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苦处讲给我听。他们告诉我，我所碰到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舱位，会经常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侮辱。那一个白天，我就在这样听着他们诉苦的过程中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有人已经给我在上面定下了一个床位。这样，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德班时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第2部·南非生活不公正的待遇
早上，火车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未通火车，只有驿站，中途要在斯坦德顿过夜。在车站上有一辆可载客的马车在等候。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但此票依然有效；况且阿布杜拉赛还早已打过一个电报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管理员了。然而那个管理员看见我是一个外地人，便想找借口阻止我上车。他对我说：“你的票已经失效了。”我告诉他车票仍然有效，据理批驳。实际上他想把我落下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空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在他看来，我是一个“苦力”，又是一个外地人，那个被叫作“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不配和其他的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马车车厢外边本来另有两个座位，其中一个按例是给领班坐的。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公正的，而且对我是一种侮辱，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