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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下午３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坐到这里来，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太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回答说：“是你叫我坐到这里来的，我本来是应当坐在车厢里面的。我已经够受你欺侮的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我不能答应，不过我倒愿意坐到里面去。”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话表示抗议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用力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用力拉住车厢里的铜栏杆，情愿手指断了，也不肯下车。车里的乘客们全都看见了这一情景——那个蛮不讲理的家伙不停地骂我，还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力气大，而我是孱弱的。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出来排解道：“汉子，放了他吧。别打他了。他说得有理。如果他不准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吧。”“不行”那个家伙叫道，不过他突然显露出轻蔑的神色，不再打我了。虽然他放下了我的胳臂，但嘴里还是不住地骂我。然后他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乘客们回到各自的位子。一声哨响后，马车又呼啸着出发了。我的心乱跳不已，暗自思量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那个家伙用凶狠的目光看着我，用手指着我厉声说：“当心点等我到斯坦德顿，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暗自祷告请神灵保佑。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斯坦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刚从车上下来，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是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非常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一面劝慰我，一面也把他们自己的不幸经历讲给我听。
我想要马车公司的总经理知悉这件事的经过。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并特别请他注意那个“领班”对我进行恐吓的行为。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动身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公司的总经理回信说：“从斯坦德顿起，我们有更大一点的马车，并且换了马夫和领班。你告发的那个人明天不在车上，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样我就有一点安心了。我也不愿追究那个侮辱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很小的座位。当天晚上，我们顺利抵达约翰内斯堡。
斯坦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把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写给我。商店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当时却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搭了一辆车直奔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要求开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眼，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对我表示欢迎，并热情接待我。等我把我在旅馆里的经历告诉给他，他不禁哈哈大笑道：“你怎么居然妄想旅馆会给你开房间呢？”“为什么不能？”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自然就会明白的。”他说道，“在这里我们已经非常受优待了。但是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赚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忍受一些侮辱。就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告诉我关于印度人在南非所受虐待的一些事情。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对我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像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睡吧，明天你就动身到比勒陀利亚去吧，你只好坐三等车厢去。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尔还要恶劣，印度人从来不让坐头二等车的。”
“你们为什么不设法要求改善这种待遇呢？”
“我们也提出过抗议，但是我得承认，我们的同胞们倒也并不一定坚持要坐头二等车。”
我找到了一份铁路规章，仔细读了一遍，发现上面有一些漏洞。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更是混乱得很。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不行的话，我宁肯乘马车到比勒陀利亚去，好在路程不长，总共也不过３７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这样做既花时间又多花钱，但是对我坐头等车的意见却表示赞成，不过我们先要向站长请示一下。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特别说明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的。并且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陀利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如果能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肯定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在站长的心目中，一定对我抱有“苦力律师”的成见，因此如果站长采取书面答复，他一定是不同意的。所以我准备穿最讲究的英国式服装去见他，和他面谈，如果可能还要说服他，让我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一件礼服，打好领带，到车站上去。我摸出一个英镑放在售票台上，说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封信是你写给我的吗？”他问道。
“正是。你如果能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要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他微笑着，和善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本地人，我是荷兰人。我明白你的心情，我对你深表同情。我愿意给你一张头等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查票员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祝你一路平安。”
他说完后，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并答应了他的要求。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的顺利办成使他很高兴，但他还是叮嘱我说：“你能平安到达比勒陀利亚，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我担心查票员不会让你坐到头等车厢，即使他不加干涉，别的乘客也会反对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查票员上来了。他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做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厢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麻烦这位先生？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请在这里坐下吧”
查票员嘟囔道：“你既然愿意和一个‘苦力’坐在一起，我也管不着了。”说完就走开了。
当晚８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陀利亚。
第2部·南非生活到达比勒陀利亚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没想到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要去找人来接我是很不方便的。我觉得很为难，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因为我担心没有一家旅馆肯同意留我住宿。
１８９３年的比勒陀利亚车站和１９１４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灯光异常黯淡，旅客稀稀落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快要结束工作时，我便把票递给他，随便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能投宿的地方；否则我就只有在车站上过夜了。我得承认，我那时还犹疑了半天，不敢跟他提这一点请求，因为我惟恐又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便开始问起来。他很客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但是当时我们旁边有一个美国黑人，他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便过来跟我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在这里没有熟人的外地人。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带你到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开的一家小旅馆去。我想他会收留你的。”我虽有些迟疑，不过我还是向他道谢，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把我带到了约翰斯顿家庭旅馆。他把老板约翰斯顿拉到一旁说了几句，后者便同意我留宿一夜，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
“我向你保证，”他说道，“我对有色人种是毫无偏见的。但是我的客人都是欧洲人，所以如果我让你到饭厅里去吃饭，我的客人也许会不高兴，甚至要离开我的旅馆。”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我说道，“好在我在这里只住一宿。我现在多少了解点儿这里的情况，我也明白你的苦衷。我在自己房间吃饭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希望明天我就可以设法另外找一个住处。”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里去。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等饭吃，并开始空想起来。旅馆里的客人并不多，我以为服务员很快就会把饭送来的，不料约翰斯顿自己进来了。他说：“要你在房间里吃饭，我实在是很抱歉。所以我向其他的客人征求意见，问他们请你到饭厅里就餐有没有什么不方便。他们都说没有意见，都同意请你去饭厅吃饭，并且说他们都不介意你在这里住多长时间。所以我来请你到饭厅里去吃饭，并且，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想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一次向他道谢，并到饭厅里痛痛快快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阿布杜拉赛的介绍信去拜访那位律师阿·伍·贝克先生。阿布杜拉赛曾经向我介绍过他的为人，所以他的热诚接待，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他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很关心地问了我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又给我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形。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我们不需要律师，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的，只不过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如果我们遇到一些有困难的事务时，我会来请你提供一些补充意见供我们参考。而且你到这里来自然可以给我和我的当事人带来很多帮助。今后关于我们与当事人之间的接洽联系等一切事务，都烦劳你做中间人，这样，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都可以通过你获得。这些对你当然也是有好处的。我暂时还没有给你找到住处，我想等和你见面以后再说。这里的人有很深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所以你这样的人找住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认识一个贫苦的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会收留你，这样她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走吧，我们到她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领我到这个妇人的家里，他和她私下谈妥了。她果然同意收留我，食宿加在一起，每星期收３５先令。
贝克先生不但是个律师，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传教者。他现在还健在，但是已经不做律师了，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的家境比较富裕。他现在还和我通信，信里总是谈论同样的话题。他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并宣称，人类如果不承认耶稣为上帝惟一的儿子，并且是人类的救世主，便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贝克先生便询问我关于宗教的信念。我对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印度教徒的家庭里，可是我对印度教的知识却很有限，对其他的宗教我更缺乏认识。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确定的信念，也不清楚自己在信仰什么和应当信仰什么。我有志于对印度教的教理做一下透彻的研究，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打算研究研究其他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