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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案子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之处。但是，因为它使得广大的契约工人看到了有人能够真诚地为他们着想，并为争取他们的权益作公开的斗争，这一点使得他们感到惊喜，并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前进的希望。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巴拉宋达朗第一次到我的事务所来，出现在我面前时，手里拿着头巾。那种情景对我们印度人来说，是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的，这也体现了我们所受的屈辱。我在前几章中也叙述过我被要求摘下头巾时的情景。有些契约工人和印度侨民，在见欧洲人时，在崇洋媚外或者诚惶诚恐的心理支配下，往往有一种似乎被强制而养成的一种习惯，要摘下头饰，不管头饰是帽子、头巾或缠在头上的披肩，并以双手致敬。即使是这样，他们有时还觉得对别人不够尊重。巴拉宋达朗以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待遇对我来说却是我生平第一次。我感到屈辱，于是要他缠起他的头巾。他虽然有些迟疑，但还是照我所吩咐的做了，而且我可以看出他的脸上流露出欢喜的神色。
我一直以来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事情是，当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时候，竟然还有人以此为荣。
第2部·南非生活三英镑人头税
巴拉宋达朗的事情使我有机会与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接触和联系。然而，促使我对他们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却是与那种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的企图的斗争。在１８９４年，纳塔尔政府打算对印度契约工人每年征税２５英镑。这项政策一出台，自然就激起了印度侨民的抗议。
首先，我要简要地叙述一下这种捐税的起因。大约在１８６０年，纳塔尔的欧洲人发现在这里种植甘蔗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这里缺少劳工。因为纳塔尔的祖鲁人不适宜从事这种工作。如果没有外来劳工，是不可能发展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因此，纳塔尔政府便和印度政府协商，征得印度政府的同意，大量招募印度劳工去纳塔尔，并与这些劳工签订契约，要求他们在纳塔尔做工５年，期满后工人可以在那里自由定居，并有权购买土地。这些条件可以说是对他们的诱饵，因为当时那些白种人所希望的是印度工人在技术契约期满之后留下来帮助他们发展农业。
然而印度人所提供的东西远远比人们所期望的要多。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印度良种，并设法种植，改进了当地的品种。他们还大批量种植蔬菜，还将印度的芒果种植方法传入纳塔尔。他们除了进行农作以外，还创办了企业，进入了商界。他们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其中还有很多人从契约劳工的地位上升为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来，并定居下来从事商业或经营事业，阿布巴卡·阿穆德赛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他很快便创建了规模宏大的实业。
白种商人对这种情形产生了嫉妒和戒备。他们最初对印度劳工的到来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的，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也有其他的本领，并能够发展到如今这种程度。白种商人或许还能容忍这些印度劳工仅仅作为独立的农业劳动者，但是绝对不能忍受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白种商人仇视印度人的根源就这样种下了，再加上其他的许多因素，又使得这种苗头越长越旺盛。我们印度侨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生活简朴，我们满足于自给自足，我们对于清洁卫生满不在乎，我们不善于保持周围坏境的整洁，我们不善于保持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于他们煽起对印度人敌对的火焰。这种敌对的情绪从很多事情上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在取消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中，在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苛税的立法中等等。而且在立法事件之外，有许多对印度人进行欺压的手段早就开始了。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为了抗议这项政策，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印度劳工必须强制予以遣返。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当他们的契约期限到期时，他们已经在印度。而印度政府也许不会接受这种办法。于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议，内容是：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两年，就签订一次新的契约；每签订一次契约，都要增加工资；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签订新契约，每年就得交纳２５英镑的捐税。
我们派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代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回到印度去，就此建议与印度政府协商，谋求他们的同意。当时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２５英镑的税，主张收３英镑的人头税。当时我觉得这是总督的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现在我还是同样的想法。他当时在对这种建议表示赞成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利益。他原本并没有什么责任对纳塔尔的欧洲人作这种让步。根据上述建议的意思，在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１６岁以上的儿子和１３岁以上的女儿都得纳税。这样，一个四口之家——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每年要缴税１２英镑。可是做父亲的每月的平均收入还不足１４先令。因此这种征税政策是非常残酷的，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我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如果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对于这个问题保持沉默的话，印度总督说不定连２５英镑的税也认同了。从２５英镑减少到３英镑，也许完全是大会进行抗议的结果。也许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也有可能不管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是否进行抗议，印度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征收２５英镑的捐税，因而将它降到３英镑。总之，印度政府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作为印度福利的受托人，总督绝对不应该赞成这种苛酷的捐税的。
大会并没有认为２５英镑的捐税降为３英镑这种结果是什么成绩。大会因此为没有能完全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而感到非常遗憾和惭愧。大会决定在这件事情上要进行不懈的努力，直至达到取消这种捐税的目的。然而这个目标直到２０年后才实现。后来终于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因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不懈的努力，而且还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戈克利先生的背信弃义，使我们为全体印度侨民权益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印度契约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斗争，斗争的结果终于促使当局取消了苛税。但是在斗争过程中，由于当局的镇压，有些人牺牲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监禁。
然而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受的苦难正是那种真理必须经受考验的表现。可是如果没有无所畏惧的信念，没有巨大的耐心和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取得胜利。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如果大会也放弃了斗争，而对这种捐税保持沉默，以为那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印度契约工人将继续承担这种可恶的捐税，直到今天也不会获得解放。这样，就会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带来永远的耻辱。
第2部·南非生活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
如果说我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印度侨民服务的工作中去了，那么，我这么做的理由就是出于我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我对于宗教的信仰才能得以体现。我所说的服务，就是为印度服务。因为这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求而自然来临的，而且我也非常愿意将我的精力投入到其中。我到南非去，最初只是为了出去散散心，为了逃避卡提阿瓦那种勾心斗角、令人窒息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谋生。可是现在，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却发现自己在寻求神灵，并致力于自我实现。
与基督教朋友们的接触使我产生了追求知识的欲望，而我的这种欲望几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即使我想安于平淡，他们也不会让我安然度过。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在德班见过我之后，对我很看重，老是邀请我去他们家，我几乎成了他家里的一分子。而我之所以能够结识他，也是因为我在比勒陀利亚和基督教徒的往来。华尔顿先生的做法与众不同。我记得，他从来没有试图说服我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然而他却让我观察他的全部行动，如同摊开一本书一样将他的生活展示在我的面前。华尔顿夫人是一位非常温柔而能干的妇女。我对他们夫妇两人非常欣赏和喜爱。我们彼此之间都明白，我们双方来自不同的地方，思想及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再怎样讨论，彼此之间的差异也不会消除。但是只要彼此能够互相容忍、并抱着博爱和追求真理的态度，虽有见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耐心和对于工作的热爱，我经常去拜访他们。
这种友谊使我对宗教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现在我已经没有足够空闲的时间像在比勒陀利亚那样对宗教进行深入研究了。不过只要我有一点空闲时间，我总会充分利用。我与一些宗教界人士关于宗教问题的通讯联系，一直保持着。赖昌德巴伊是我的导师。有一个朋友给我寄来了玛达香卡著的《达摩吠舍》。他的序文我读了之后感觉受益匪浅。我曾听说过有关这个诗人所经历的流浪生活。序文中描写他一生研究宗教的整个过程，以及因为研究宗教而进行生活变革的经过，使我很受启发。我便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从头到尾专心研读。我还饶有兴味地读完了马克斯穆来所著的《印度能使我们学到什么》，和通神学会所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这一切都使我加深了对印度教的信仰，而印度教的精深美妙也渐渐展现于我眼前了。虽然，这并不使我对其他的宗教产生成见。我看了华盛顿·欧文著的《穆罕默德及其弟子传》和卡莱尔对于这位先知进行赞美的一本书。这两本书加深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之情。我还看了一本书，叫《索罗亚斯的箴言》。就这样，我获得了更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这种研究使我自我反省的能力得到了促进，还使我养成了将所受的启发与思想在阅读和研究中加以应用的习惯。因此，在对印度教书籍进行研读时，我还了解到一些瑜伽法的知识，我便在实际中开始运用。但是我自己修行的进度非常慢，我决心等回到印度后，再找专家指点。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我还粗浅地研究了一点托尔斯泰的著作，我读了他所著的《圣经简要》、《做什么》以及其他的几本书，这些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些研究使我越来越认识到，要做到博爱不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基督教徒家庭。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每个星期天都到卫斯理教堂去做礼拜，并且做完礼拜后，我还被请去他们家吃饭。开始一段时间，我还去得比较勤，但是因为那里的人，包括我在内，都似乎并不怎么虔诚，而只是为了消遣和习惯，所以后来我就不去了。不久以后，我和这个基督教徒家庭的关系突然破裂了。事实上，可以这么说，我是受了警告：不要再到他们家里去了，因此我们才断绝了来往。
那一家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妇人，但是心胸很狭窄。我去他们家的时候，经常和他们家人讨论宗教问题。那段日子我正在研读安诺德的《亚洲之光》。有一次，我们将耶稣和佛陀的生平进行比较。我说：“看看释迦牟尼是多么慈悲吧他的慈悲并不限于对人类，而是推广到一切生物身上。我们一想到那快乐地蜷伏在他肩上的羔羊，心里能不洋溢着怜爱之情吗？可是人们在耶稣一生的经历之中，却找不出有这种对一切生物的爱。”这个对比使得那位善良的夫人非常不开心。我可以理解她的感情，于是我结束了这个话题，和她一齐走进餐室。她的儿子当时还不到五岁，像天使一样可爱，与我们坐在同一张饭桌上。我和这个小孩子一直相处得非常愉快，而他也把我当成一个大朋友了。我们经常开开小玩笑。我对他盘子里的那块肉加以讽刺，而尽情赞美我自己盘子中的苹果。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我说服了，和我一齐称赞水果的鲜美。
但是他的母亲听了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