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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Ｋ，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每天八点钟，女房东的厨娘总会把早餐端来，可是这一天她却没有露面，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Ｋ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她似乎正用一种对她来说也许是少有的好奇目光注视着他。Ｋ觉得又气又饿，便按了按铃。随即听见有敲门声，一个他从来没有在这幢房子里见过的人进了屋。此人身材瘦长，然而体格相当结实，穿着一套裁剪得非常合身的黑衣服，上面有各种褶线、口袋和钮扣，还有一条束带，其装束像是一个旅游者。因此，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有用，虽然人们不大清楚，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打扮。“你是谁？”Ｋ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但是，那人并不理睬Ｋ的问话，好像他的出现是用不着解释的；他只说了一句：“你按铃了吗？”“安娜该给我送早餐了，”Ｋ说。他随即默默地、聚精会神地琢磨起那人来，打算弄清楚到底来者何人。那人没让Ｋ琢磨多久，便转身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条缝，以便向显然就站在门后的某人报告：“他说，安娜该给他送早餐了。”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短暂的哄笑声，算是回答；这阵笑声听起来像是好几个人发出来的。虽然那个陌生人没从笑声中听出什么名堂来，自己心中也无数，可是他却像传达一个声明似地对Ｋ说：“这不行。”“这可真新鲜，”Ｋ大声说道。他从床上蹦起来，匆匆穿上裤子。“我得瞧瞧隔壁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该怎么向我解释这件事。”然而，他立即意识到，他不应该大声说这句话；这么做就等于以某种方式承认，那个陌生人是有权关注他的行动的。然而，他觉得此事在目前无关紧要。但是，陌生人倒真是这么理解Ｋ的话的，因为他问道：“你不觉得你留在这里更好吗？”“如果你不说明你是谁，我就既不呆在这里，也不让你跟我说话。”“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陌生人说。然后，他自作主张，猛地把门打开。Ｋ走进隔壁房间，脚步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乍一看，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似乎是头天晚上就摆好了的。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里面有各种家具和陈设，地毯、瓷器和照片摆得满屋子全是。也许起居室里的空间比往常大了一些，但是刚一进屋是不能发现这点的，尤其是因为屋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坐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看书。那人抬起眼睛，瞧了Ｋ一眼。“你得呆在自己屋里！难道弗朗茨没对你说过吗？”“说过，但是，你在这里干什么？”Ｋ一面问，一面把他的目光从这个刚刚见到的人身上移向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弗朗茨还站在门旁。接着Ｋ又把目光移回来。Ｋ透过敞开的窗户，又看了一眼对面的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特有的好奇心，走到正对面的窗户跟前，打算看看这儿发生的一切。“我还是去找格鲁巴赫太太吧……”Ｋ说。他好像想摆脱那两个人（虽然他们离他相当远），打算走出屋去。“不行，”坐在窗前的那个人说。他把书扔到桌上，站了起来，“你不能出去，你被捕了。”“原来是这么回事，”Ｋ说，“不过，为什么逮捕我呢？”他加了一句。“我们无权告诉你。回到你的屋里去，在那儿等着。已经给你立了案，以后会按程序把一切都讲给你听的。我这么随随便便地跟你讲话，已经超出了我得到的指示范围。但是，我希望除了弗朗茨以外，谁也没有听见我讲的话；弗朗茨刚才对你也太随便了，也违反了给他下达的明确的指示。在为你选择看守方面，你是幸运的；如果你继续这样走运，你就可以对最后结果感到放心了。”Ｋ觉得自己应该坐下来，可是他发现，整个屋子里除了窗前有把椅子外，没有地方可以坐。“你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弗朗茨说。他和另外那个人同时朝Ｋ走来。那人比Ｋ高得多，不断拍着Ｋ的肩膀。他们俩人仔细看着Ｋ的睡衣说，他现在不应该再穿这么考究的衣服了，但他们将负责保管这件衣服和他的其它内衣；如果他的案子结果不错，他们以后就把这些衣服还给他。“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比交到仓库里去要好得多，”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失窃；另外，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而不管你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你则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类案子会拖多久，尤其是近来这些日子。当然，到了最后，你也能从仓库中得到一些钱；但是，首先他们付给你的钱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把你的东西卖给最老练的行贿者，而不是出价最高的顾客；其次，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钱每隔一年，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减少很多。”Ｋ对这种劝告毫不在意，他不认为别人有权支配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楚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是，有这两个人在身边，他甚至无法思索。第二个看守——他们准是看守，不会是别的人——的肚子老是相当友好地顶着他。只要他一抬眼，就会看见一副和看守胖乎乎的躯体毫不相称的面孔：这是一张干瘪、瘦削的面孔，上面长着一个向一边扭曲的大鼻子。他的目光好像正越过Ｋ的头和另外一个看守交换着看法。他们可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正在谈些什么？他们可能代表什么权力机关呢？Ｋ生活在一个有正式宪法的国家里，全国一片歌舞升平，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他一直倾向于对事情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只是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他才相信事情果真会这么坏；即便危险已迫在眉睫，他也不为明天担忧。但是，他觉得目前采取这种态度并非上策；他当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玩笑；一个他在银行里的同事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而策划的不甚高明的玩笑。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须朝着这两个人的脸会意地笑笑就行了，他们准会和他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只是在街角干活的搬运工——他们看起来很像搬运工；因此，他只看了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一眼，便决定暂时不放弃他可能在这两个人面前占有的优势。日后，他的朋友们可能会说，他居然不知道开玩笑；这种小小的危险是存在的。尽管他不习惯从经验中学习，但他也回忆起，在几个不太重要的场合中，他不顾所有朋友的劝告，丝毫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意孤行，最后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那种事决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演；如果这是一场喜剧，那他就要坚持演到底。
他还是自由的。“请原谅，”他说，然后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疾步朝自己的屋子走去。“看来他是知趣的，”他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在背后说道。他一进屋，就拉出写字台的抽屉：所有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但是，由于激动，他一下子没有找到他想找的能表明自己身分的那几份证件。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正想拿着它到看守那儿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这种执照什么用也没有。于是，他继续翻寻，直至找到出生证为止。他刚重新走进隔壁房间，对面那扇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露了一下脸。他只看见她一会儿功夫，因为格鲁巴赫太太一瞧见他，显然感到十分尴尬，赶紧表示道歉，然后便退了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合上门。他完全有时间对她说：“进来，进来吧。”但是，他只是呆站在屋子中间，手上拿着证件，看着那扇再也没有打开的门。直到看守喊了一声，他才醒悟过来；他发现，两个看守正坐在窗旁的一张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应该是他吃的早点。“她为什么不进来？”“她不准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因为你被捕了。”“什么，我被捕了？以这种可笑的方式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你现在又想从头开始啦？”看守说，同时把一片涂着黄油的面包放在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类似问题。”“你们应该回答，”Ｋ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请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首先是逮捕证。”“哎哟，我的老天爷，”看守说，“但愿你能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愿你不要再这样徒劳无益地来麻烦我们俩人啦，我们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对你都要好，我们对你的关心胜过其他人。”“确实是这样，你可以相信这点，”弗朗茨说。他手里端着咖啡杯，但是并没有举到嘴边，而是久久地、表面上看来意味深长地、然而又是令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正。Ｋ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和弗朗茨交换着含义深刻的目光。尽管如此，他却用手拍拍自己的证件又说道：“这是表明我身分的证件。”“你的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高个子看守嚷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小孩。你想要干什么？你以为用证件、逮捕证之类的东西为借口，和我们——看管你的人——吵闹，就能使你的这桩微妙的案子早点结束吗？我们只是地位卑微的低级职员，正式文件中很难找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和你的案子毫不相干，我们的任务只是每天看管你十个小时，并因此而领取工资。这些就是有关我们的全部情况。我们很清楚，我们为之服务的高级机关在下令逮捕一个人之前，一定很了解逮捕理由以及犯人的特征。在这方面是不会出错的。据我所知，我们的官员们——我只认识其中级别最低的官员——从来也不到民众间去寻找罪过，而是像法律中说的是被罪过吸引过去的，接着就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去。这就是法律。怎么可能出错呢？”“我不了解这项法律，”Ｋ说。“这对你来说可糟透了，”看守回答道。“这项法律很可能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头脑中，”Ｋ说。他想通过某种方式掌握看守的想法，使自己在他们面前占上风，或者使自己去适应他们。可是，看守只是用令人扫兴的口吻说道：“你会触犯法律的。”弗朗茨打断了他的话：“你瞧，威廉，他承认他不懂得法律，可是他又声明他没罪。”“你说得很对，不过你永远也不能使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变得理智起来，”另一个看守回答道。Ｋ没有再搭腔。“难道说，”他想，“我应该被这两个可怜虫的胡言乱语把头脑搞得更乱吗？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已经谈了有关自己的所有情况。然而，他们讲的事情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十足的愚蠢才会使他们这么自信。只要和与我智力水平相同的人讲几句话，就能把所有事情搞得一清二楚；而跟这两个人即使啰嗦几个钟头也做不到这点。”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一阵；他又看见了马路对过的那个老太太：她正挽着一个年纪比她还要大的老汉的腰把他拽到窗前。Ｋ觉得应该让这出闹剧收场了。“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那儿去，”他说。“等他下命令时，我就带你去，现在不行，”那个叫威廉的看守回答道。“现在我劝你，”他接着说，“回到你的房间里去，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呆着，等到对你作出决定为止。我们对你的忠告是，别因为一些无谓的念头而想人非非。你要认真考虑，因为将要对你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你对我们不像我们对你那么友好善良；你忘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至少和你相比，我们是自由的。这是一个不小的有利条件。尽管这样，如果你有钱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为你买一些早点来的。”
Ｋ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没有对看守的提议作出回答。如果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打开通向客厅的门，也许那两个人不会有胆量来制止他，也许这是解决整个事件，使其告终的最简单的办法。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抓住他；他只要一被抓住，就会失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的优势。因此，他屏弃了快速解决的办法，选择了一种稳妥方式，听凭这件事情自然发展；于是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他和看守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他躺在床上，从脸盆架上取下一个挺好看的苹果；这是他头天夜里搁在那儿的，准备早餐时吃。现在，这个苹果便是他能吃到的全部早点了。他刚咬了几口便深信，不管怎么说宋钘又称“宋”、“宋荣”，“宋荣子”、“子荣子”（约前，这个苹果要比那邋里邋遢的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里所能买到的早点好吃得多。殷勤的看守答应可以到那儿去给他买点吃的来。他觉得很自在，充满了自信；不错，今天上午不能到银行里去上班了，但是，他的缺席很容易被宽容，因为他的职位比较高。他应该把缺席的真实原因讲出来吗？他认为应该这么做。如果他们不相信——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那他就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甚至让马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