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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但是随着我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因为“文化大革命”和国际共运中的许多不幸历史而对以往的学说发生了严重怀疑的时候，我的尴尬又来自了另外的一个方面。于是我述说的愿望便在一个早晨崩溃了。这便有了我的沉默。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很多读过我这部小说的读者朋友在见到了我以后，都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了？”这使我无言以对。其实我不是不写了，而是写不出来了。不是由于任何人的限制与逼迫，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任何顾虑与躲避，完全是由于这种述说冲动的消失，使我不得不彻底地放弃了写作，而且一放弃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期待着生活中还会出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再次感觉到那种述说的冲动，可是我至今也没有等来。好在有些读者似乎至今还没有将我完全忘记。
其实我将会面临着一些什么，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比我更清楚。当我接到《十月》杂志编辑部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从我正在服役的海军部队前往北京修改原稿的时候，我曾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学生询问过《十月》的主编苏予：我写的究竟是不是一部小说？苏先生在听了我这个大头兵如此常识的问题以后，沉思了一下说：“问题不在你写的是不是一部小说，而在于你写出了许多人们想到或者还未曾想到要说的话。这些话说得很好，让人读了能够感觉到愉悦。而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艺术。”她没有告诉我一个关于小说的定义，但却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说：“你的手稿在寄到编辑部后引起了热烈的谈论，但所有的意见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这话很像是一种安慰和承诺。但我却并没有太听明白。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我才真切地领会到了她说的是什么。
随后我将相同的问题又问了中青社的编辑部主任王维玲。这位以豪爽闻名出版界的资深老编辑哈哈大笑，说：“这当然是小说！这不是小说，还会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随后他就说了与苏予先生一样的话。他说：“这本书既然由我们出版社出了，我们就负全部的责任。今后再发生什么，就全是我们出版社的事了。”他想到的当然也是与我很不相同的事情。
但我的书会引起什么事，我并没有去多想。我只是松了一口气，对自己说：“哦，看来我写的真的就是那个小说了。”这使我很有满足感。但就在我关心着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发表和出版我这部小说的人们，却几乎都预见到了这篇东西将要引起怎样的风暴。
《十月》杂志编辑部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都实践了苏予先生与王维玲先生的诺言。当风暴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不但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而且为我争取到了来自最高层的理解与保护。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尽管我的作品被骂了个不亦乐乎，我本人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只有这两家出版单位的损失却比“文革”后的哪一次坎坷都要惨重。
如今时过境迁，所有那些争论过的话题都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了。有些参与其间的很好的同志如今也已经不在人世。关于这个小说所引起的那些是是非非，今天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发生在遥远的古代的事情。所以现在也早已经没有什么人还会关心我们当初曾经那么热烈地谈论过的哲学话题了。不关心就不关心吧，反正我痛痛快快地说过了。只是有两个问题至今都还常常会重新萦绕在我的心头，并且今后还可能会使我继续细细地咀嚼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很肯定地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马克思主义不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本被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权威一致认为是小说的小说不被我这个写了这本小说的人认为是小说？不知道它们对于别人来说是不是也一样的有趣。
缘 起
■ 叶广芩
1998年北京《十月》杂志编辑王洪先来电话找我约稿，我努力想象王洪先的模样，最终也没想起来，印象中《十月》的编辑不少，竟全被生鱼片遮断。一个大木头船，摆满了黄色的金枪鱼片，很有点乘风破浪的劲头。1998年夏天，我来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邓小平理论”学习班，《十月》编辑部请各地作家们吃饭。饭桌上除了我以外，各位的名气都很响，腕儿都很大，酒席上的人物比桌上的生鱼片还精彩。杂志社介绍了编辑部的编辑，我一个没记住，只记住了大木船里的生鱼片，因为那是我的喜爱。角色的无足轻重，吃得便自在轻松，吃出了到家的感觉，以致后来跟我打交道的《十月》编辑们都知道，叶广芩把《十月》跟生鱼片画了等号，糟糕极了！
1998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在北京的老胡同里转游，胡同的东端是我的家，残旧破败、四分五裂，再也拾掇不起来的家……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取暖需用蜂窝煤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在冷风中蹲坑。纵然有丁香游廊，有花窗树影，也抵御不住那侵入人心底的冷。白天，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周围有高楼，商店里有暖气，我知道，京城的作家们都有着温暖安稳的家，我在这里属于“不入流”，心里沮丧而凄凉。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1968年，离开北京来到陕西，在西北的风沙里，我体会到了皇天后土的真正内涵，这是老天爷的赐予，是我在京城永远得不到的体验，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有一番滋味。
那天，在京城的硬风中，我走过了一个普通的小门，50年前那里经常站立过一个我们家熟识的女裁缝，一个母亲让我呼之为“大姑”的寡妇……想起了那个美丽安静的女人，我空对着残破的门站了很久，天空洋洋洒洒飘起了雪花，大概是她为我的到来受了感动。院里两间小西屋依然存在着，那残缺的窗棂仍旧残缺着；一棵歪歪扭扭的枣树依然存在着，几十年的岁月仿佛也并未长大。一个中年男子端着脸盆进进出出，相貌蠢笨……肯定的那女人是早已不在了。
这只是一个素材，一个不是谁都能得到的素材，拾掇这些素材是我的责任，我应当把它们记录并拓展开来，回到家就写了《梦也何曾到谢桥》这篇小说，寄给了向我约稿的王洪先。很快，王洪先就回了信，信写得很长，字也漂亮，笔画一丝不苟，体现了他的性情。他说这是他近来读到的很不错的一篇小说，从老北京题材说起，我们有了共同的话语，成了朋友，当然，我也永远记住了他的长相。小说刊出后，不少读者喜欢将它与我的家族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我们家也有14个孩子，有个威严肃整的阿玛，就有人拉着我问“六儿”的事情，要看我的“水缎绿旗袍”，要去四合院拜访“老裁缝”……在人们说这说那的时候，我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讳莫如深地看着我，无言。
虽然无言，但是我知道，他们同样为那些凄婉哀怨的故事而感动着。50年过去，没想到路过那个门口我还会再一次感动，岁月无痕，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感动还存在，并且到永远。
给人心一点希望
■ 刘庆邦
罪犯把外出打工的无辜青年骗到小煤窑下杀死，伪造事故现场，然后以青年亲人的名义向窑主诈钱，这是发生在煤矿的真实的恶性案件。已抓到的罪犯有40多人，他们一般是两人或三人结伙作案。近年来，这伙丧尽天良的罪犯流窜在陕西、河南、江苏、河北、辽宁等地小煤窑疯狂杀人，已查清的被他们杀死的青年打工者达48名，据说仍有70多名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追捕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无名冤魂在地底深埋。
报纸报道了这个案件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正像俗话说的肝儿都颤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极端行为，其中有着深刻的不容回避的社会性和人性内涵。人说现在是物欲横流的物质时代，有的人一切向钱看，攫取金钱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前我对这些说法并不怎么认同。出了这个以命换钱的杀戮大案，我才知道现在社会状况真是让人忧虑。试想想，罪犯把同类的命都敢毁掉换钱，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我想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吃泥巴这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在社会阶层上，那些罪犯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蚂虾，他们吃不到别的什么，只好把那些年轻的打工者当成泥巴吃一吃。还有，小煤窑蜂起，大肆盗窃国家煤炭资源。而小窑主大都对打工者欺压和盘剥非常厉害。那些罪犯原来也是打工者，他们靠劳动在窑主那里挣不到钱，就采取杀人的办法，向窑主诈钱。贪婪的窑主不愿多出钱，往往采取私了的办法。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震惊之余，我就想以这个案件为素材写成小说。当然，我不想只把案件细化和拉长篇幅就完了，不能写成报道的翻版。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只看报道就够了，没必要再看小说。我必须从社会性和人性的结合上，对素材进行心灵化和艺术化处理。有一段时间，我听人说写小说要加大信息量。我一直不大赞成这个说法。传播信息是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事，小说不能靠传达信息取胜。要说利用信息的话，它是对信息的深加工，不是靠信息的量取胜，而是靠挖掘信息后面的东西加以艺术化。现在的许多小说重在捕捉信息，堆积信息，是不可取的。信息的价值在于它的时效性，错过一定时间，信息便失去价值。而小说是不大讲时效性的，它体现的是永久的艺术魅力。
同时，我把这个素材打烂，重组，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大量的虚构。案件本身的事实是，直到东窗事发，罪犯才停止作案。我不能这样写，这样写显得人世间太可怕了，人心没一点希望了。我要给世界一点理想，给人心一点希望。于是，我有节制地写了人性的觉醒，良心的发现。我特意安排了一个高中生去打工和寻父，用高中生没受污染的纯真心灵，去反衬灵魂被荼毒者的卑下，并让纯真的心灵对污浊的灵魂有所感召。构思至此，我自己先激动起来，仿佛重新看到了人心的进步和世界的光明。我一直认为，文学创造的本质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的。我们揭露和鞭挞丑恶，正是出于善意和良好的愿望。说实在的，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头脑高度发达的人类已无所不能，人类能上天，能入地，能制造机器人，还能克隆牛，克隆羊等，可以说人类在技术的层面是大大进步了，甚至每天都有发明创造，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可是人心呢？人的灵魂呢？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技术的进步有时不一定能改善人心。反而把人性的恶的潜能发挥出来，导致资源争夺不断，战事不断。这时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只满足于肉身的盛筵，还要意识到灵魂的存在，让灵魂得到一定的关照，不致使灵魂太堕落。
我给小说起名《神木》，也是强调任何物质都有神性的一面，忽略了物质的神性，我们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会陷入盲目状态。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会走出自然本能的泥淖，逐步得到升华。
这篇6万余字的小说在2000年发表并经《小说选刊》第6期转载后，据说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其中一位湖北的工人读者还给《中华文学选刊》寄了一块大幅的红绸子，上面写了字，除了要求转载这篇小说，还感谢作者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真正为劳动者写作。这样的反响让我心热。我自己就当过农民，当过矿工，至今仍和最基层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拿我们村来说，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年外出打工。他们在外吃不好，穿不好，挣钱很难，有时还会遇到凶险。有两个与我同辈的弟弟惨死在工地，还有两个青年外出两三年了，至今生死不知，下落不明。我给母亲讲了煤矿上发生的打死人换钱的事，母亲马上想到我们村失踪的那两个青年，说那两个好孩子可能被人家害了。母亲的心情顿时很沉重。这些都促使我拿起笔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劳动人民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不应忽视劳动人民的存在，而应和他们保持血肉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疾苦。一个作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如果左顾右盼，私心杂念多了，所写的作品就没力量了。好的作品还是要讲真话，发真情，以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