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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屎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 1968 年 7 月 27 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 22 万万元，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编者注：这篇资料依据的是手写记录稿，标点符号和文字有很多不清楚或者混乱的地方。） 437） 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周恩来
1969。06。28
6 月 28 日和 7 月 31 日两次讲话摘录：
“五·一六”是利用 1967 年发表《 5。16 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 8 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 1969 年 6 月 28 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 1969 年 7 月 31 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438） 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周恩来
1969。08。15
〖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你们大联委在北京体育馆开会，我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发表《六·二六指示》，因为当时你们联合不巩固，我压下来了，就是因为戚本禹插手。“三·一 0 ”会议戚本禹插手。
还有“五·一六”问题。我们在九月就知道了“五·一六”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开这个会（按：指戚本禹插手的“三·一 0 ”会议），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有坏人出主意的，这是与吴传后有关的罗。同叶心清、杜南、“五·一六”有关系。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在卫生系统也扰乱了—阵，一九六七年六、七两月吵得很厉害。
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反对黑线人物，反对苏修，反对国内反动派。“五·一六”是一小撮，是别动队，是极少数的。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搞秘密活动，是搞阴谋的。一般人是受蒙蔽的，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不算严重问题，但要承认错误，向群众交代清楚。
（以上摘自卫生部联合总部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翻印的“周总理《 8。15 》《 8。28 》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439） 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周恩来
1969。09。20 （晚）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复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440）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 康生 江青
1970。01。24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