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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恰在此时，一个偶然的因素，促成了杨虎城的出走。杨部到皖北后，与冯玉祥的关系已成藕断丝连，冯部原来较有声望的一些共产党员进入第十军，引起了冯的注意。但他正忙于应付陇海线直鲁联军的进攻，又积极从京汉线北进夺取直隶，而无暇顾及远在势力范围之外的第十军。另外，在特委领导下的兵运、农运工作进展很快，声势很大。驻皖北的几支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军官和地方的豪绅地主已感到威胁，开始积极活动，准备反扑，并有上书南京政府要求镇压者。
于是，南京政府遂以劳军为名，派反共大同盟的韩振声携款两万元来到皖北。韩来的目的有二：一是乘机离间杨、冯的关系，拉杨附蒋；二是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督促杨虎城等进行清党。当韩振声到达皖北时，杨虎城时在亳州。特委希望杨把韩接到亳州“盛情接待”后把他送走，不让他到太和县的第十军军部去。但是韩在亳州赖着不走，四处侦察。韩是山西人，与南汉宸是同乡，并曾与南一起随冯玉祥去过苏联，因此深知南汉宸的底细。当他确切得知南此时就在杨部后，坚决要求杨虎城将南汉宸等共产党员逮捕，押往南京，好向蒋介石邀功。他向杨虎城保证，如能这样做，则第十军的编制经费等都可以解决。
杨虎城回答说：“你我和汉宸都是朋友，而你和他的朋友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拒绝了韩，并通知特委让南汉宸暂时隐蔽。与此同时，韩振声还极力劝杨虎城靠拢南京政府，建议杨虎城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杨虎城与特委几位负责人相商，决定自己借机随韩去南京，引开韩振声，以免影响起义的准备工作。杨虎城认为暂时离去，也可摆脱自己的困难处境。临行前，杨虎城指定笔者（米暂沉）随行。特委负责人魏野畴等指示笔者：“跟着杨先生去，他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跟到底。我们（共产党）对他不要失望，要继续争取他和我们合作。”
1928年2月初，杨虎城一行离开太和启程。晨曦初起，特委的几位负责人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来到杨虎城的住所送行。彼此相对黯然，互道珍重而别。⑨杨虎城离开皖北后不久，中共在十军的组织完全暴露。十军参谋长孙蔚如按照杨虎城离开部队时的交代：“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孙按名单把十军的共产党员全班集中在一起，分别发给路费，武装押送到皖豫边境处释放，没有伤害一人。南汉宸因为身份暴露，与杨同一天离开皖北去了河南。南走后，魏野畴担任特委书记。
回避矛盾 离开部队（3）
1928年4月9日，在魏野畴的领导下，以杨虎城的十军一小部，高桂滋的第十九军教导团的一部分，共约7个连左右，加上当地的一些贫苦农民，发动了皖北暴动。在太和与阜阳间的刘集建立了红色政权。但是，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魏野畴被逮捕，当天就牺牲了。杨虎城在上海得知皖北暴动失败，魏野畴遇难的消息后，沉默许久，最后留下了热泪。因为魏野畴是他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他从魏野畴身上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政治营养，1922年在陕北开始两人成为挚友，6年的合作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为保住了十军这支革命部队，日后能为国家民族做更多事情而庆幸，更为失掉魏野畴这位挚友与同志而悲痛。
杨虎城离开皖北时将军务交由第二师师长孙蔚如负责，携同妻子谢葆真、米暂沉、王一山、李百朋、白志钧、刘子潜等赴南京。杨虎城赴南京，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与共产党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是为十军的生存寻找出路，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建立一定关系。就在他乘车南行路过蚌埠时却与蒋介石北上的专车失之交臂。当时，蒋介石正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密切合作，准备第二次北伐，蒋北上徐州就是去布置军事与冯玉祥会晤。杨虎城到南京才知蒋已北去，这是他离开陕西后第一次进入南方的大城市和当时的首都，借此机会他游览了南京、上海、杭州还到普陀住了月余，回到南京后住在李仲三先生家中。由于形势微妙，他一直未能与蒋介石会晤。忽然有一天，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着第十军归方振武指挥，参加北伐。杨虎城此时更加心灰意冷，首先他对“第二次北伐”没有兴趣，不想参加。
另外他更不愿意接受方振武的指挥。因为，方随冯玉祥到陕西参加西安解围后，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将杨手下的冯华堂旅硬是给挖了去，由此对方振武一直非常不满。在此前后，十军内部一些矛盾也反映出来。一些跟随杨较早且有战功的“老人”，对杨重用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一直不满，过去一直畏于杨的声望，不敢公开提出。当杨离开部队后，特别是共产党发动的皖北暴动失败，部队的给养供应发展都无着落时，这些人便公开对杨提出了批评，对杨的领导产生了质疑。使杨的心情更加烦闷，以致连在南京等地的生活费用都不愿再向部队领取。再之，恰逢此时，一些陕军的将领岳维峻、李虎臣、田玉杰、高桂滋等以及河南的樊钟秀，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焦易堂的支持下，正在策划反对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活动。
他们在南京召开了会议，杨虎城受邀到会。当时这些人士都了解杨与冯没有过密的交往，关系若即若离，之间还有许多矛盾。因此，对杨在反冯问题上有过高的期望。不料，杨在会上的发言让他们大失所望，杨表示无意参加反冯的战争，同时认为结果也是徒劳无益，还会糜烂地方，给百姓造成灾难。会后，他们还不甘心，继续找杨面谈，希望杨能改变想法参加反冯。这些人大都是靖国军时期的战友，交情非同一般。杨既不愿得罪他们，也不愿意参与此事。
为了摆脱以上这些矛盾，杨虎城接受了李仲三先生建议，决定赴日本游历，藉广见闻，并静待国内局面变化。但又一时路费无出，事为当年同守西安的卫定一将军所知，遂派他的南京办事处长送去了3000元，由李仲三先生托人换成日币，买好船票，方得成行。①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②同上。③同上。④《杨虎城将军率师北伐至守备南阳经过》，陕西人民出版社，《回忆杨虎城将军》第38—40页。⑤南汉宸：《杨虎城部在太和与二次入陕》，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党史资料丛书（26）》第57—58页。⑥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⑦同上。⑧同上。⑨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45页。
第八章 东渡日本 了解世界
藉广见闻 求知他乡
1928年4月底，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三人由上海乘“长崎丸号”东渡日本。先到神户，后转到东京，先住在东京近郊的大冈山，后移居于东中野。化名“呼尘”，其间除少数陕西籍留学生外，很少对外接触。米暂沉回忆说：“这时日本是田中义一当政时期，一方面‘左翼’活动非常活跃；一方面军国主义者正在执行所谓‘整肃军队’、‘思想善导’政策，政治斗争极其尖锐。
中国国内各派的政治斗争，也全面地在留日学生中反映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东京设有支部，还有反帝大同盟的组织。陕西学生有李唯五、崔仲远、江隆基等人参加这些组织。国民党方面在东京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南京系统的，一个属原来武汉政府的系统。国家主义派在那里也有活动，各派都有大量宣传品，对外宣传。中国的政治军事消息，日本报纸经常披露，上海的各种报纸刊物，也很快寄到东京。”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杨虎城每天阅读报纸刊物和各派系的宣传品，并听取陕西留日左派学生的分析。
他善于做面条，经常做些面条，约这些人到家吃家乡饭，从谈话中了解各派系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他在决定去日本以后，曾这样说过：“喊了多年打倒帝国主义，今日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借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地弄清帝国主义的内容，方不负此行。”到东京后，他感觉到一般留学生对日本理解不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陕西留日士官章严（陕西安康人）来见他。谈起来，章严还是他老朋友章春华的儿子，幼年去日本，在日本的三高上学，后由日本京都帝大毕业，然后又进士官学校九期炮科学习。章在京都读书时期，曾参加过日本左翼学生活动及工人运动，现在又在士官学校学习，更了解不少日本军事情况，他还可以找到日本的各左翼秘密书刊。有些线索，对杨了解日本帮助极大。他经常向章严提出若干政治或军事问题，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也请章就某一问题找材料给他做系统的讲解。
通过章严的帮助，他对日本的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杨虎城回国前，曾约章严在他毕业后到他的部队工作，以后听说章严回国参加了张云逸的红军，在战斗中牺牲。杨虎城当时住的大冈山距代代木练兵场不远，他每天清晨在代代木附近散步，观察日本军队训练情况。他虽然不懂日本语言，但由于他多年的实际军事经验，能够了解所训练的课目。
遇有和中国军队动作不同的地方，他就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以了解中日军队训练的优缺点。此外，他经常到处参观游览，观察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以求增加对日本社会的感性认识。①
眼界开阔 思想升华
在日本的考察、学习，使杨虎城接触到并理解了一些帝国主义本质的东西。20世纪末期，日本发生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的政策。杨虎城在这里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
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同年6月日本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将这些事件与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从这里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这对于他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抗日爱国思想、在部队中坚持进行抗日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杨虎城在日本期间，另一感受较深的是对于民主的认识。他自幼深受生活的煎熬和阶级的压迫，思想上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后接受和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日本后，他特别关注日本的民主问题。
他发现日本的政治完全由一少部分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家、政客和军人控制着，广大人民并无参与政治权利。当时军国主义者还没有完全控制国家机器，所以日本社会还维持着一定的民主状态。各种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可出版发行；各种主义都可以宣传；各种政治组织还可以公开活动。对此，杨虎城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一切政治主张、思想理论、学术问题都应该允许存在，公开拿出来讲，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单凭压力和镇压手段是解决不了思想认识和信仰问题的。通过日本与中国的比较，他认识到没有民主，只想建立专制，是中国动乱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军阀如此，蒋介石执政依然如此，其白色恐怖，思想禁锢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认识为他后来在陕西主政期间提倡民主和思想学术自由，与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势力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策划发动西安事变时，出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八项主张都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也对他个人的思想作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5月15日，杨虎城以毛笔正楷亲书致其弟杨茂三简述了到日本后的情况：“茂三胞弟鉴：兄本月7日已到东京，住市外冈山，转告母亲放心。兄此次于军队脱离，略述于弟。兄技术落伍于时代，思想无系统，终被人淘汰。不如我先决以面谤我之语。前在宁、沪多日奔跋，原为十军多年患难同志寄托吃饭问题。兄十五年在西安围城后，决心脱离政治漩涡，求学三年，作以常识国民，回家奉母教子，以尽国民之天职，助弟工作或增你乐境也。地畔不长荒草，小儿不会骂人，是我之功。想弟当有同情。我近来学的写信，太不好。我现在变成蒙学小孩儿，你不要笑，人人都经过的阶段，迟早的关系。专此即祝农安，并叩母亲大人福安。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