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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他曾发布如下布告：“为布告事。现值训政时期，百废待举，需才恐亟，自非延揽群才，不足以备任使而襄郅治。凡属在陕国内国外各项专门毕业人员，其怀才待试者，当不乏人，明珠暗投，遗贤在野，深为可惜。为此布告，凡属专门以上学校毕业人员，自本月16日起，务于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1时，携带证书，来本政府收发处报名，以备察验而资延揽。”米暂沉说：他对高级知识分子李仪祉、杨叔吉等专家特别尊重，让他们发挥才能。即使与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时十分尖锐，他也能听取，从不摆官架子。当时曾有这样一件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因公来到西安，杨虎城因以往曾归何指挥过，对于何的接待自然不能不特别隆重。何成浚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在当时蒋系高级将领中是有名的。杨虎城为了应付何，就派他的几个高级干部陪同，西安城内可玩的地方有限，一时闹得不成样子。事为李仪祉先生所闻，在一次省政务会议上，当正式议案讨论完毕之后，大家正在闲谈时，李突然发起脾气。他说：现在整个国家陷于民穷财困，外侮欺凌，陕西今年还是荒年，而西安的军政人员却花天酒地。并对招待何成浚的几位干部指名道姓地骂了一通。杨虎城便解释说：“何主任来西安，他们做接待工作……”杨虎城的话刚说一句，就被李仪祉打断：“什么何主任！什么接待！都是混账王八蛋！”当时笔者（米暂沉）也在场，听李的语气简直像是在骂杨虎城。
杨虎城听后低头一语未发。李仪祉大骂之后说：“我今天就辞职，这个厅长我不干了。”夹起皮包走出会场。李走之后，杨虎城只说了一句：“李先生脾气真大。”便宣布散会。散会之后，大家都关注这件事如何了结，以后听说杨虎城当天晚上就到李家登门拜访，并当面承认了错误。李仪祉在第二天也照旧到建设厅办公，两人以后一直合作很好。这件事虽小，却反映出杨虎城的作风。｛12｝陕西医学界的权威杨叔吉，因在刘镇华制陕时期担任过陆军医院院长，为陕西部分人士不满，于是就离陕在外地长期工作。杨虎城为了发展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求贤若渴，多方进行说服，希望从造福社会的角度，顾全大局，捐弃前嫌。最后做通了工作，邀请杨叔吉回到了陕西，从而加强了当地医学界的团结。杨拯民说：父亲傍晚有暇时还常去一些朋友家串门聊天，偶尔也带上我，印象里常去的人家有寇遐（大书法家，“止园”两字就是他书写的）、王宝山、李寿亭、姬汇伯、邓宝珊、张伯彦、李百龄、韩望尘、刘文伯等几家。
如果碰上人家吃饭，也不客气，就随同一块吃。当时我就爱吃人家饭，味道有所不同就觉得好吃。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涉及水利、农业、教育、甚至秦腔，方方面面，无所不涉及。许多问题我也听不大懂。起先我以为他们只是聊天、消遣、解闷，后来听父亲说，他是为了建设治理好陕西而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说这些人中不乏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之士，和他们接触交谈可以受启发，可以印证自己的决定，把事情安排处理得更周全些。7．发展医疗 救死扶伤陕西由于贫瘠、战乱和交通不便（没有铁路与航空），医疗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医务人员寥寥无几，医院水平很低。加之连年灾荒，死尸遍地，造成非常恶劣的卫生环境。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努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将原来的军医院改为省立医院，聘请名医石介人、薛健先后担任院长。在十七路军中设立了军医处，并在军医处下建立了西北制药厂，由药学专家吴子石、程梦九等主持。为了保障妇幼安全，在西安开办了助产学校。他在发展公立卫生事业的同时，还积极支持私人开办医院、诊所，以最大限度地改善陕西人民的医疗条件。
广纳贤达 汇聚力量（2）
1932年初夏，陕西省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传染病，当时人们称之为“虎列拉”。由于卫生条件差，没有防疫体系与防疫知识，疫情发展得很快。最严重时，西安市一天就有800多人死亡。一时间，人们闻虎色变。作为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当时卫生工作由民政厅管理）的杨虎城心急如焚。不惧被传染的危险，6月30日，他亲偕陕西省立医院院长石介人赴临潼实地考察疫苗。7月1日主持召开陕西省政府第105次政务会议。作出了：为防治“虎疫”，平民医院暂改为临时防疫医院，实行委员制，直属于省政府，克日成立；西安至潼关汽车停驶一周，邮政及防疫人员之汽车须进行防疫检查，以防疫情扩延；褒奖陕北临时防疫处人员的决议。同时又派员飞沪紧急购买防虎疫的药品。之后又采取了对疫区严格隔离、消毒，对尸体深埋等一系列措施。他亲自挂帅，动员了全省所有医疗机构与人员投入到防疫斗争中。还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增加航班，赶运药品。在疫病流行的时候，他对记者充满信心地说：“防疫办法，不外两种，一为清洁消毒，使疫菌自灭，一为注射防疫浆苗，以增加人体抵抗力。现在天气渐冷，人体抵抗力当然增加，故疫疠减灭，为期不远。
比闻数县疫势已减，即其证例。然此疫一经发现，则恐今后每年将有发现。且陕北鼠疫又闻发生，故陕省成立防疫处，自制防疫浆苗，准备长期防治，断绝疫疠根源。”为防止疫病的传染和再次复发，他断然从军政费用中拨出专款，购买了一套制造防治霍乱的疫苗设备。第二年春用自己生产的疫苗在省内进行了大规模预防注射，有效地控制和扑灭了这次危害严重的疫情。杨虎城在担任省主席的三年以及在卸任后，都是以儿子对待父母的孝心来对待三秦父老的；他打开了陕西长期闭关封闭的大门，与国内乃至国际间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微薄的财力，为陕西的文化、教育、农业、工业、交通、卫生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学生与公仆的态度取得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他以实际行为践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众多追随他的人们一起为陕西人民创造了一个和谐发展时期。由此被陕西人民爱戴与长期怀念。
①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②杨虎城：《洗尘大会上的答词》，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6—7页。③杨虎城：《在来陕就职时对欢迎群众的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5页。④杨虎城：《为陕西灾民请命给国民政府电》，1930年11月15日《西安日报》。⑤杨虎城：《为陕西灾民请命给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电》，1930年11月15日《西安日报》。⑥杨虎城：《政见商榷书》，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7—20页。⑦杨虎城：《在回教公会欢迎席间的讲演词》，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2—13页。⑧杨虎城：《在引泾工程开工大会上的讲话》，1930年12月9日《新秦日报》。⑨杨虎城：《在泾惠渠放水典礼大会上的书面讲话》；1932年6月20日《西安日报》。⑩贾自新：《杨虎城年谱》。｛11｝潘自力：《自传》，《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12｝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96页。
第十一章 坚持理想 探索新路
政治自由 营造民主
杨虎城在抓紧陕西的社会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推进了他对政治民主、思想解放的想法。1930年在部队进入西安之始，他派南汉宸随先头部队入城，趁乱释放了冯玉祥时期关押的全部政治犯。其中绝大部分是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如前所提到的潘自力和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李大章（李畅英）、景瑞卿、王友章等人。 他主政后，为了宣传进步思想，任用进步人士先后办起了《西安日报》和《西北文化报》。这两份报纸在西安始终作为他的喉舌，在民主运动中发挥着导向作用。时任《西北文化报》社长的宋绮云后来和他一起被害。他在学校里提倡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中可以公开阅读进步书籍包括马列主义的。蒋介石派来的教育厅长李范一企图通过大范围地更换思想进步的校长与教师来扭转教育方向，由此引发了一场“驱李风潮”。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学生们揭发了李的十大罪状，趁开西安学生运动会的机会，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范一”、“反对法西斯教育”等口号。吓得李范一忙向杨虎城辞职，跑回南京了事。李范一走后由李百龄接任了教育厅长，继续贯彻杨虎城的民主思想。
陕西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都与杨虎城所倡导的民主政治理念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杨虎城自己就在公开场合大讲抗日救国，在杨的支持和庇护下，在陕西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是自由的，对进步书报也不禁止。从蒋介石白色恐怖下转移到西安工作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徐彬如曾说，他1932年一到西安就感觉到那里的政治空气与别处不同，非常活跃。他经常可以接触到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就像武念堂、韩望尘、刘文伯等西安著名的大绅士都可以和他们毫无顾忌地讨论反蒋抗日问题，这些人还帮助他进行某些工作。
而蒋介石的特务们对上述情况非常恼火，但苦于无法应付。首先不能说这些学生、青年、士绅都是“共匪”，更何况这些绅士在杨虎城的政府里都有着顾问、参议的名义，搞不好，惹恼了杨虎城不好办。国民党CC在陕西的负责人宋志先曾经说过：“江西是共产党集中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个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①从这一左、一右两方面的评论，证明了杨虎城的民主政治理念在陕西获得一定成功，他的“箱根计划”在积极实施中。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1）
杨虎城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要与集东、西方列强与封建地主利益为一身的蒋介石斗争是难以成功的，一定要与各种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他一直十分重视与国内各种进步力量（包括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
1930年12月，委派连瑞琦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连瑞琦说：1930年12月间，杨虎城派我去南京，一是参加军政部召开的卫生处长会议；二是向中央交涉，要求陕西省机器局归陕西省办；三是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第一次我们见面是在黄琪翔家里，由黄请客，在座的有郑庠（思成，前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陕西人）。我把当时代表邓演达同奉军杨宇霆等联络反蒋的经过情况，向邓汇报。他说：“张汉卿没出息，将来要上蒋介石的当。至于杨宇霆、常荫槐等做了一辈子的坏事，最后想做好事，断送了老命；他们之所以致死，你我都要负相当责任。”他还批评我“胆大而不心细”。邓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谈。我在他家，向他汇报杨虎城在东京的反蒋计划，以及暂时利用南京中央，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来接近苏联；二来在家乡容易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现在杨在西北已有5万多武装力量，准备训练10万精兵，就在西北独立，公开与共产党联合，实行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讨伐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与江西的工农红军南北呼应。邓听了这些情况以后说：“杨虎城的计划，我基本上同意。”并问我，杨在目前需要些什么？我答：“需要大批干部。”他问要什么样的干部？我答：“杨的意思，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他问我要多少？我答：“杨说多多益善。”他接着说：“杨虎城很进步，希望他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同杨要在政治上合作，希望你把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纲领传达给杨，争取杨参加这个组织。”邓又问我：“西北政权实际上是谁在领导？”我答：“是杨虎城领导，共产党参加意见。”邓说：“那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作杨的参谋。”我问：“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邓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平民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我问：“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来完成这个任务。”我问谁来领导土地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