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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社会安全阀”作用。这是套用西方从中世纪流传至今的一种观点：即娼妓是“婚姻关系的安全阀”，是“城市中过剩性欲的排泄口”。正是因娼妓的存在，缓解了社会上男性性欲因禁锢而积聚的压力，从而才减少了诱奸和强奸的发生，这就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良家妇女的贞操，使她们免遭强暴的污辱。管仲设“女闾”与西方“社会安全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女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
管仲设“女闾”的同时，还推行一种“合独”政策。《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管子《入国篇》说得更明白：“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合独”是国家为了鼓励婚娶，增加人口而采取的措施。为了保证这种措施的实现，又采用了相应的方法：“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者，奔者不禁。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韩诗外传》）这种男女之间比较自由的性爱活动——合独，随后在中原各国演化为一种非常流行的风俗。
清代秘戏铜镜
概而言之，管仲创设国家妓院、推行“合独”政策，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意图，就是为了缓和及减少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个“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其三，吸引、拉拢、稳定四方游士。
春秋初期，随着封建贵族兼并斗争的发展，出现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社会大变动，不少在兼并斗争中失败的强宗大族，丧失了原有的爵禄和封土臣民，或“降在皂隶”、或逃亡它国，从而把大批原来依附于他们的“士”抛向民间，沦为自谋出路、四处飘荡的“游士”。
随着诸侯国内外矛盾的激化，智力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没有善谋善断之人，国不得治，争战则败。许多统治者把起用贤者视为头等的大事。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惟旧”、“惟亲”用人标准。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把任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发布命令，要乡长“进贤”。如有贤人而不报，谓之“蔽贤”，是犯罪行为，要给以惩处。卫文公治国之策中有一项“授方、任能”之策。（《左传》闵公二年）晋文公则“昭旧族，爱亲戚”，又“明贤良”、“赏功劳”，主张亲、旧与远、新并用。（《国语·晋语》）
正是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管仲为齐桓公开出了设“女闾”这剂药方，一石数鸟，可谓旷世奇才。士从氏族血缘羁绊中解脱出来，逐渐抛弃了不臣二主的信条，开始自由地辗转投奔于能施展其抱负才能的诸侯国，择君而仕。由于这些“游士”远离家庭，加之生活放荡、喜欢美色与酒，故妓院就成了吸引、拉拢、稳定他们的一种最好手段。《国语·齐语》载齐桓公曾根据管仲的建议，“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韩诗外传》亦说齐桓公曾“设庭燎以待士”，“四方之士相异而致。”
神木雕
其四，投桓公所好，供其淫乐。
齐桓公是历史上有名的好色之徒，《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载其“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尽管宫中妻妾成群，但他仍不满足，总喜欢偷香窃玉、寻花问柳，到外面“冶游”（俗称谓之“嫖”）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其放荡不羁、风流情种之状，跃然纸上。
明代陶塑
近代陶塑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君臣曾有一段对话，颇有妙处。桓公问于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无害也。”桓公曰：“然则何为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于是专任管仲，尊其号曰仲父，恩礼有加，并且下令：“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君臣二人，各投所好，相得益彰，从而造就了春秋的第一位霸主，位居“春秋五霸”之首。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汉武帝确立营妓制
三汉武帝确立营妓制度
管仲创设妓院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竞相仿效，花样翻新，举其要者，有“以妓制敌”、“以妓劳军”、“以妓侍宿”等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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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妓制敌”
《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由余圣人也，将奈何？’王缪曰：‘夫戎王僻陋之地，未尝见中国声色也，君送之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疏之。’秦王及送戎女乐二列，戎王于是张酒乐，日夜不休，终岁淫纵，卒马多死。由余数谏不听，去之秦。秦命公子迎之，拜为上卿，遂并国十二，辟地千里。”把妓女送给敌国，迷惑其国王，扰乱其政治，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栋梁，可谓笑里藏刀、色中带血，阴险之极。以妓制敌，兵不血刃的例子在春秋时屡见不鲜。比如，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韩非子·外储说上》）；齐国送美女80人给鲁君，使其“终日游观，怠於政事”（《史记·孔子世家》），结果孔子退出政坛，鲁国遂弱。美色女子成了一件最具杀伤力的肉弹外交武器，有时胜过雄兵十万，真是绝妙的讽刺！
（二）“以妓劳军”
《吴越春秋》上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引伸其意曰：“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死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越王勾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因思念妻室而情绪低落，勾践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遂输送了一批“有过寡妇”到前方军营“慰劳”，以满足士兵的性欲。这虽然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却是管仲“女闾”的变相，开了汉代“营妓”之先声。
（三）“以妓侍宿”。
战国时代，燕太子丹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又制定了一个“以妓侍宿”的办法。史载：燕太子丹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宾客相过，有妇侍宿。”（《汉书·地理志》）他特地挑选了一批颇有姿色的女子安置在旅馆中，每有过往的宾客、游士，就让这些美女出现招待，陪吃、陪游，甚至陪睡。这些行径，与后世的“三陪”也非常接近。
西汉建立之初，权势贵重人物门下济济多士的局面便引起了刘邦的不安和反感。及海内战火平息，文、景以来，心怀二志的诸侯与具有才识的士人结合，愈来愈暴露出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及其结构的侵蚀和破坏。于是汉文帝、汉景帝遂采纳贾谊、晁错之策，对诸侯王实行分治、削藩、抑黜。汉武帝刘彻时更千方百计地禁绝士人与诸侯的联系，打击他们事奉诸侯的积极性。游士失去了依赖的土壤，愈来愈不吃香了。至此，始自春秋的富于传奇色彩的“诸侯—游士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英气勃发、富于进取、广拓疆土的伟大时代，以疆场厮杀、建功立业为荣，以军功大小封赏。为了激励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士气，汉武帝采取了许多优待将士的措施。这里仅举二条与本书内容相关者，加以论述。其一，“妇女抑配军营”制。《汉书·李陵传》载：“陵始军出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把强盗或者犯人的妻子押送到军中“抑配”给军人当老婆，显然是当时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手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从社会习俗、时尚方面来看，人们很难认同、接受这种做法；即使是强盗或罪犯的妻子，也大多不愿意或干脆躲藏起来。将帅们为了安抚军心，便残恶地把这些妇女搜出来斩首示众，以杀一儆百。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也只有战时嗜杀成性、好大喜功的武夫们才做得出。暴虐的手段，仍然解决不了军中狼多肉少的尖锐矛盾。于是，汉武帝将越王勾践“以妓劳军”的临时做法，正式确立为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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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营妓”制度。《万物原始》曰：“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营妓多由女乐、寡妇、罪犯妻女、女俘等来充当，主要职能是“献伎、呈身、侍宿”。军中公开设立“营妓”，既可歌舞表演、赏心悦目，又可寻欢作乐、发泄性欲，一时间，武夫们热血沸腾、群情振奋、乐不思乡，征战在沙场，陶醉在肉林，好不快活，谱写着雄性十足的英雄史诗！汉武帝是历史上著名的好色天子，自称“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所以，他确立“营妓”制度并不奇怪。司马相如在《难署父老》中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可视作同时代人对汉武帝才高气雄、文治武功、风流好色富有感召力的评价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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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隋唐开创教坊乐舞制度
四隋唐开创教坊乐舞制度
隋朝刚刚建国，就开始制订礼乐。黄门侍郎颜之推向隋文帝建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文帝以“梁氏亡国之音”为名，不用（《隋书·音乐志》）。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舞艺人都为隋所有，归入太常寺清商署管理。开皇时曾定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隋炀帝杀父登上帝位后，“颇玩淫曲”，于是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人至三万余。”（《隋书·裴蕴传》）这当是中国历史上设立教坊乐舞制度之始。所谓教坊，它的初始意义就是教习乐舞、管理艺人的机构。隋炀帝利用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他自制艳诗多篇，令乐官造成新声，教乐人演奏。西苑是炀帝在东都西郊所建的大花园，周围二百里。《资治通鉴》卷180记西苑的奢侈情况说：“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行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纡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沿渠又建十六院供宫妓居住。炀帝喜欢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数千宫女、宫妓，演奏着《清夜游曲》，去西苑游玩。他还经常在洛阳演奏散乐百戏，极其铺张。大业二年（606）因突厥启民可汗来朝，隋炀帝招集全国的乐人和散乐（包括各种戏剧、杂技）大演百戏。自此，每年正月祝贺新正时，“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宫妓达3万余人，皆衣锦绣缯彩，搞得“两京缯锦，为之中虚”。大业六年（610），有少数民族和外国君长来，隋炀帝为了夸耀富强，就在天津街盛陈百戏，“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厭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其营费巨亿万”。（《隋书·音乐志》）
清代春宫图“八十一式”之一
唐代宫廷音乐继承隋朝，但将隋炀帝时的九部乐，改为十部乐。在十部乐中，最主要的为燕乐、清商、西凉乐和龟兹乐。以龟兹乐最为流行，各种乐曲，“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旧唐书·音乐志》）。唐代的乐舞机构，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前两个部门属于政府的太常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