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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机构，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前两个部门属于政府的太常寺，大乐署既管《雅乐》，也管《燕乐》，鼓吹署专管仪仗中间的鼓吹音乐。后两个部门主要是属于宫廷。
唐初武德（618—626）年间，唐高祖李渊开始实行教坊制度。置内教坊于宫禁之中，归太常寺领导。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改名为“云韶前”，唐中宗李显时又恢复称“教坊”。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认为太常寺是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乐都管，于是在开元二年（714）将太常寺与教坊实行分司管理，各负其责，从而使教坊机构大为扩展。此后，唐朝的教坊发展到五处：内教坊在宫廷里；外教坊有四处，两处在西京长安，两处在东京洛阳，均属宫廷直接管辖，由宫廷委派中官（即宦官）充当教坊使。从此，教坊成为集合倡优教授歌舞的官置，专管雅乐之外的音乐、歌舞、俳优、杂伎的教习、演出等事务，男女兼用，以女伎居多；而太常寺则专管祭祀礼乐，只容男工，没有女伎。教坊的规模、人数都已超过了太常寺，仅唐玄宗时的长安内外教坊就容纳了一万一千四百零九教坊妓（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唐玄宗和一帮梨园弟子
由于唐玄宗对音乐、歌舞的特殊爱好，在他统治时期，宫妓人数大增，教坊最为兴盛。唐玄宗又在宫中设梨园、宜春院等，精选最佳艺妓入内学习。梨园是教练坐部伎子弟法曲的场所，玄宗自任教练，校正曲音，故号“皇帝梨园弟子”。也就是说，“皇帝梨园”是皇家音乐练习、排练厅，由“预教”的弟子与执教的乐师组成皇家乐队，他们从坐部伎中挑选而来，原先已有演奏技巧，经过唐玄宗“名师”指导，这些“梨园妓”的技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因而，唐玄宗做了新曲，常常交给梨园演奏。故此，元明以后的戏班艺人有崇奏唐玄宗为“祖师”一说。
教坊妓，依着色艺的高低，还分成等级。平民家的女儿，因容貌美丽，被宫廷选进去的，要学习弹奏琵琶、三弦、箜篌、筝等器乐技术，也要学习歌舞，称为“奏弹家”。教坊中一般的女艺人，被称为“宫人”。最高级的女艺人，是属于宜春院；因为她们常在皇帝面前表演，所以被称为“内人”或“前头人”（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234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从唐玄宗始，还在东西两京各设置左、右两个外教坊。这里也养着一批艺妓，专门供奉宫廷，随时听候调遣。左教坊妓多工舞，右教坊妓多善歌，分工合作，相得益彰。在记载中，这时期的教坊妓，被提到的很少。偶然被提到的，有公孙大娘舞《剑器》，有小蛮舞《杨柳枝》、沈河翘舞《何满子》、王屋山舞《绿腰》，有张四娘演《踏摇娘》，有名歌妓念奴许和子，有竿木妓王大娘。这些人的艺术造诣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外教坊除了为宫廷服务外，还为贵族阶层服务，如善歌舞的张四娘就应邀出外表演。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便允许教坊妓向社会卖艺。到了唐文宗（827—840在位）时，教坊妓出宫侍宴演出已屡见不鲜。《唐会要》卷34《论乐》记载：京兆“府司每年重阳、上巳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
清代春宫图“八十一式”之二
无论是宫中内教坊的“奏弹家”、“宫妓”、“内人”、梨园妓”，还是宫外左、右教坊的歌妓、舞妓、女乐，她们都是专门供奉皇室的教坊妓。她们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盛会、宴宾典礼等仪式上演出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节目以娱天子（当然有时天子也“赐”群臣同乐共赏），性服务就是次要的——天子的性对象实在太多了。史载，唐玄宗时，长安大内、大明宫、兴庆宫及东都大内、上阳两宫，有宫女四万人。数万美女，玄宗一人当然无法遍幸。于是这位风流天子发明了一种“随蝶所幸”的办法：叫嫔妃插上鲜艳的花朵，自己捉粉蝶放之，蝶飞到那儿，他就到那儿过夜。直到后来杨贵妇专宠，才停止这种游戏。白居易的《上阳人》一诗，代玄宗时期的宫女唱出了她们的哀怨：“未容君王得其面，已被杨妃遥侧目”。从此以后，“一生遂向空房宿”。
清代春宫图“八十一式”之三
教坊妓中有不少人是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她们受到了比较高的礼遇。杨贵妃对善歌善舞者颇为器重，她身边有两名侍儿，善歌的叫红桃，善舞的叫张云容，彼此融洽，互相教习。还有一位新丰女伶谢阿蛮，以善舞著名，“常入宫中，杨贵妃与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明皇杂录》补遗）但这并不是说，教坊妓只献艺不献身，色艺分离。元稹《连昌宫词》中就有“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之句，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传呼寻找名歌妓念奴，念奴却偷偷跑出宫与年轻的贵族睡觉去了，此例一。《新唐书·后妃传上》载：“正月望月，帝与后微服过市，纺徉观览，纵宫女出游，皆淫奔不还。”此例二。《开元天宝遗事》上也有这方面的文字，唐玄宗的弟弟申王李成义到冬天时，总是让宫妓们紧紧围坐在他身体的四周，以御寒气，称为“妓围”；唐玄宗的另一个弟弟歧王李隆范，天冷时，却常常将手放入宫妓怀中抚摸，称之为“暖手”，此例三。杨贵妃之兄杨国忠则挑选妇女中的肥胖者团团围住，在冬天遮风挡寒，曰“肉屏风”、“肉障”，此例四。沉溺于歌舞女色，是专制君主肆情纵欲的最主要方面。在深邃的宫禁之内，几乎每天都发生赤裸裸的性的放荡。虽然表面上看来，教坊妓在宫中所处的地位比别的宫人要高，但她们始终仍是皇家玩弄、猥亵的异性工具而已。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1）
五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色情业也随之成为市井百业中蔚为大观的热门行业。长安、扬州、成都、杭州等地都是纸醉金迷，依香偎玉的场所。《中国娼妓史》载：“唐代吏狎妓，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幕僚牧守，几无人不从事于此。并且任意而行，奇怪现象百出。”有官吏在交割公务时，同时交割妓女的；有与妓女恋爱，失败后发狂而死的；有官员集会，各携妓妾互相狎昵的……无怪乎后世嘲骂为“脏唐烂汉”。官妓制度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和朝廷纵容下，在唐朝大盛一时。
（一）官吏狎妓之风与进士“曲江之会”
唐朝除了比较发达的宫妓外，社会上还形成了一支宠大的、隶属于各级官府的妓女队伍——官妓。当时诸道藩镇、府司、州县，都设有官妓。官妓的称谓，有“府娼”、“郡娼”，有“官使妇人”、“官使女子”、“官奴”，有“乐营妓人”、“乐营子女”等等。这些官妓要在所居住的地方州府注籍登记，由地方长官如节度使、州刺史等直接掌握和管理。官府举行庆典、宴会，逢迎上司、应酬同僚、招待宾客，都要召她们前去佐酒助兴、歌舞献艺、侍夜睡觉。即所谓“柳际花间，任为娱乐。”（《云溪友议》卷十二）
唐代的地方各级长官不仅专制军事，兼理民事、财政，而且还“独占花魁”，随意赠送或夺取美色官妓。薛宜僚会昌（841—846）时出使新罗，船遇风浪，滞留青州多日，看中了妓女段东美，节度使乌江真便赠给他娱乐解闷。（《诗话总龟》引《唐贤抒情集》）
《女四书》及《洞玄子》
唐朝的地方官调动工作时，前任向继任者除了交割公职外，还要交割不能带走的官妓。《南部新书》就记载了两首荒唐的“交割”妓女诗。尚书李曜守歙州时，一直纳营妓韶光侍夜，可他并不满足，对酒席上充当酒录事的妓女媚川也颇有好感。离开歙州日，恋恋不舍，与继任者吴国交代，托其“存恤”，照顾两个戏颜旧交，并以诗抒发“不胜离情”：
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
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
那股子眷恋不舍的愁劲儿，真让人心里发酸。可偏偏吴国是个“杠头”，还感叹没有接收到更好的。甚至连李曜对媚川、韶光的那点风流和怜香惜玉劲儿，都让他当屁给放了。他反唇相讥，赋诗一首：
曳屐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
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珠掌内看。
两个人的诗诵唱和用的不是地方，只留下声色犬马俗不可耐，被贻笑大方！
为了狎妓，官吏们争风吃酣，大打出手的也大有人在。神策将军李晟率军镇守成都时，与官妓高洪打的火热。本来嘛，在任时有职有权，谁爱要什么要什么，自然相安无事。可他偏偏不知满足，离职回师时，竟大模大样地将高洪带走，还拿当地官员说三道四。结果把人家惹急了，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恼羞成怒，遂派军兵弛马追来。于是两边结了仇，刀来枪往，弄得你死我活，瞎打冤家不说，高洪还被夺了回去，李晟洋相出尽。
唐朝官吏狎妓，奢靡豪华，可谓盛极一时。《因话录》载，睦州刺史柳齐物上调京师，途中迷上了姿艺俱美的名妓陈娇如。陈娇如戏言：“假如大人能下锦帐二十里，我即侍奉大人终身。”第二天，柳齐物如数置办齐全，车马载着锦帐，浩浩荡荡向京师进发。陈娇如大惊，十分欣赏柳齐物的奇人异行，遂投怀送抱做了家妓，也算是“红颜酬知己”。姑城太守张宪掌管多名官妓，终日沉醉在酒池肉林之中。为了使众多妓女，各展才华，故别出心裁分而掌职：“使娼妓载拂壶中锦仙棠，密粉淡妆，使侍阁下奏书者，号‘传芳妓’；酌酒者，号‘龙津女’；传食者，号‘仙盘使’；代书札者，号‘墨娥’；按香者，号‘麝姬’；掌诗橐者，号‘双清子’；诸娼曰‘凤窠群女’，又曰‘团云队曳云仙’”。真个是烛影摇红、色中皇帝。唐代官吏还有在外贮妓生子，留下风流孽债的。《南部新书》说：“张裼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回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裼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
唐代的官员狎妓最出风头的，武将当数韦皋、路岩，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稹。韦皋镇蜀时，对名妓薛涛颇为宠爱，常与之诗词唱和，出入车舆，名扬四方。元稹谓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王”。路岩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史称虽潘安再世，王蒙复生，也不能与之相比。他率军镇守成都时，摆宴于江楼，城中美女如云，跑到江边，踯躅眺望，怀掷果之羡……路岩却与行去等十多个名妓推杯换盏，浅尝巧对，留下了“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名句，以至一直流传于后来的妓院娼楼。（孙光宪《北梦琐言》）至于白居易、元稹等文人随波逐流于青楼场所，沉溺于声色之中的事，留在后面章节再叙。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2）
玄女法之一：龙翻
玄女法之二：虎步
唐朝的京师，除了教坊妓外，还有供官员佐酒助兴的官妓。《北里志》载：“平康里入北门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者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幔之类称是。”从中可以看出，长安平康官妓已有后世妓院的雏形。其一，平康妓已有形别品流的区分。其二，“曲院”已有相当的规模。唐代的官吏狎妓，不仅不予禁止，而且还变成了奖掖人才、优待进士的一种制度。史载：进士及第，“列书其名于慈思诗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曲江会”最初是下第举人的“安慰会”、“消愁会”、“惜别会”，后来中举者喧宾夺主、改换内容，却变成了新科进士的“出风头会”、“颠饮会”、“采花会”，而且人数渐多，声势越来越大。每每及此，来自四方的新贵举子、及第和不及第者，皆借此机会寻芳逐艳、纵酒狎妓、尽情淫乐。李肇的《唐国史补》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相当有价值的文化史料：
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为远。
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