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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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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宁宗及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xiǎn)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四陵之中,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kū lóu)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理宗的头颅,于洪武二年(1369)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死于金朝,金朝虽曾归还遗骨,但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钦宗棺中有木灯檠(qínɡ)一枚。高宗、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光宗吴后、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当初蒙古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赵昰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昰出生:咸淳四年(1268)
  属相:龙卒年:景炎三年(1278)
  享年:11庙号:端宗
  陵寝:永福陵父亲:度宗
  母亲:杨淑妃
  赵昺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昺出生:咸淳八年(1272)
  属相:猴卒年:祥兴二年(1279)
  享年:8父亲:度宗
  母亲:俞修容


附录:
  宋代帝王世系(960——1279)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开宝九年(976)
  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976)——至道三年(997)
  真宗赵恒咸平元年(998)——乾兴元年(1022)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嘉祐八年(1063)
  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四年(1067)
  神宗赵顼熙宁元年(1068)——元丰八年(1085)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元符三年(1100)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宣和七年(1125)
  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二年(1127)
  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绍兴三十二年(1162)
  孝宗赵眘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
  光宗赵惇绍熙元年(1190)——五年(1194)
  宁宗赵扩庆元元年(1195)——嘉定十七年(1224)
  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景定五年(1264)
  度宗赵禥咸淳元年(1265)——十年(1274)
  恭帝赵德祐元年(1275)——二年(1276)
  端宗赵昰景炎元年(1276)——三年(1278)
  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二年(1279)后记后记
  写这本普及历史知识的书,说来容易,在行家里手看来,这种“小儿科”有什么好写的。这是误解,其实要准确地把握宋代皇帝相当困难,更何况是以很短的篇幅来涵盖。记得有一次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刘晓先生通电话,我告知他正在忙于撰写《正说宋朝十八帝》,并戏称这是“应景之作”,算不得什么的。出乎意料的是,刘晓先生或许是不好意思批评,或许是出于鼓励,他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理科的科普作品通常都是学术造诣极高的大家来写,人文科学的普及读物却很少如此,其实文科也应该跟理科一样,普及读物最好是由学术上成就卓著的学者来写。他还谈到了日本历史学界的情况,说元史在日本非常盛行,这与日本从事元史研究的杉山正明教授的著述有着很大关系。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将深奥的学术写得通俗易懂,影响了很多日本人,使有志于元史研究的人大为增加,进而也推动了日本元史研究的兴盛。我当时就说我不是什么“家”,更无成“家”的非分之念,无非是为了将更准确的历史知识提供给读者而已,希望多少能收到普及历史知识之功效。
  当初,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先生打电话来,要我“正说”宋朝十八帝,原本是不想应承的,一则是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怕保证不了时间,耽误了出版社的相关计划,有负徐先生的好意与重托;二则是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写过类似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经验,如果写不好,反倒不如不写的好;三是担心有不务正业之嫌。然而,很快又完全打消了这些念头。推广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不仅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愿意为此略尽绵薄之力。
  决定“正说”以后,开始着手草拟提纲,在与徐卫东、宋志军两位编辑商讨之后,基本确定了写作思路。初稿完成后,每一篇都凝聚了徐、宋二位先生的心血,他们提出了很多恰如其分的修改意见,使笔者获益良多。在此,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我的研究生侯贝贝、孙健、刘雅萍、罗慧娴、杨甲、刘志华也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对他们也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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