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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恽毓鼎，郑孝胥离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为了锦瑷铁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间跑了好几趟，年下正好闲在几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窝里，与夫人聊天，“甚欢”。
自初一至元宵，郑孝胥的活动无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闽派的首领，诗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极多。不过这两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与当红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即将起复的前两江总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当然不会完全不谈政事，有人议着宪政预备，京师该到了组织政党的时候，有人还在愤愤于六年前的科举废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这天，又是赴一处饭局，只是从午后开筵，边吃边等，等到快三点半，还有一位主客严复未至，最后索性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大伙儿摇摇头，对这位福建同乡的惫赖无可如何。饭局散后，郑孝胥去访端方——端午帅年后估计会有任用，一直想带郑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称“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进香，满洲权贵流行这个，汉臣基本无此兴趣。
辛亥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吴宓刚十七岁，初次入京，虽然时时与同学议论时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恽毓鼎那种宦海沉浮的萧疏，也不像郑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他此次由陕西省咨送来京，要考入的“清华学堂”，其实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业馆”，成立一年多来，几乎是纯粹负责留美考试与派遣，学生从考取到出国，只有一至三个月时间，像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名义上在清华园过了一水，还是像爆肚一样生猛。
改名后便有所不同，按《清华学堂章程》，采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学分要修满212个，平均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吴宓这样的，虽由陕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过笔试、体检，入学四个月后还要举行甄别考试，宁缺母滥。难怪吴宓跟其他同学一样，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来觉得自己在家乡三原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来京看过游美学务处告示，原来也必须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这里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过八年后“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还是难得的机会。又想到如果学堂里功课腐败，教师荒疏，再设法退学也还来得及……问题是现在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想那么多干啥！
吴宓决定先放宽心，每日看看《纳氏英文文法》——他来自内地，跟沿海学生比，英文是块短板，便是与同乡们逛逛琉璃厂、青云阁，再不就是到大栅栏看“升平电影”，陕西也有，叫“活动影戏”。不同的是京师的影戏有色彩。吴宓同学猜测那是往胶片上涂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灯里加了什么药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劝业场买了一具剪发机，回寓后就将辫子剪了。用水洗了头，觉得“轻快异常”，索性又出去买了顶洋式软帽，揽镜自照，很像个洋学生了。于是发感慨曰：“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
剪了发的吴同学，次日又跟友人去天乐园看闻名已久的王钟声新剧。王钟声！慕名久矣，是南方来的新剧大王，传闻他是个革命党！但这不妨碍大家热捧他的新剧。今天这出《缘外缘》，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观新舞台，据《大公报》报道，王钟声一身西装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来，“座客无不击节称赏，掌若雷鸣”，接下来，舞台突然一转，外庭变为内室，把台下众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论者称为“实梨园中从未有之奇观”。
吴宓头次看这种“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的新剧，大开眼界，只觉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会上的真情实状，感人之深，超过了旧戏数倍，“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察直觉现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戏中了。
阴历二月初五、初六，吴宓终于参加了延期举行的入学考试。头一日的国文、历史、地理，还算容易，而且出题只问本国，事先准备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没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数学、英文默写，可就有些艰涩了。吴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够好，但没想到今天在数学上折了跟斗，两道大题未能完卷。虽然嗟叹，但觉得省里保送来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会编入低级班。
考试见得多，五天后的体检，倒真是新鲜。检查者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还得敞开。先查体温、脉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气管、牙齿，再用器械量脑部前后左右之长短及胸围，又用听诊器听上身血管流动情况，最后是手触按各处的淋巴腺。完毕。
又消磨了一个礼拜，看榜，陕西来的六个人，都中了。阴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华学堂。这是吴宓将托身寄命半生之处，今日初见：“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极清幽而佳旷宜人。”
宿舍每间住六人，早餐馒头二个（到梁实秋四年后入学，馒头增加到三个）、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盘、米饭，九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一切都规范了，不复刚入京那一个半月的闲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张铁路设有清华园车站，每天从张家口入京，从北京发张家口的火车，各有两趟。最让学生们得意的，是京张铁路公司特地为清华学堂学生开了一趟周末票车，周六下午五点从清华园发车，经西直门、广安门抵丰台，周日下午又从丰台开回清华。票价，到西直门两角，广安门三角，不算贵，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