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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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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恽毓鼎,郑孝胥离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为了锦瑷铁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间跑了好几趟,年下正好闲在几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窝里,与夫人聊天,“甚欢”。

自初一至元宵,郑孝胥的活动无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闽派的首领,诗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极多。不过这两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与当红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即将起复的前两江总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当然不会完全不谈政事,有人议着宪政预备,京师该到了组织政党的时候,有人还在愤愤于六年前的科举废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这天,又是赴一处饭局,只是从午后开筵,边吃边等,等到快三点半,还有一位主客严复未至,最后索性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大伙儿摇摇头,对这位福建同乡的惫赖无可如何。饭局散后,郑孝胥去访端方——端午帅年后估计会有任用,一直想带郑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称“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进香,满洲权贵流行这个,汉臣基本无此兴趣。

辛亥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吴宓刚十七岁,初次入京,虽然时时与同学议论时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恽毓鼎那种宦海沉浮的萧疏,也不像郑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他此次由陕西省咨送来京,要考入的“清华学堂”,其实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业馆”,成立一年多来,几乎是纯粹负责留美考试与派遣,学生从考取到出国,只有一至三个月时间,像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名义上在清华园过了一水,还是像爆肚一样生猛。

改名后便有所不同,按《清华学堂章程》,采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学分要修满212个,平均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吴宓这样的,虽由陕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过笔试、体检,入学四个月后还要举行甄别考试,宁缺母滥。难怪吴宓跟其他同学一样,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来觉得自己在家乡三原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来京看过游美学务处告示,原来也必须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这里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过八年后“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还是难得的机会。又想到如果学堂里功课腐败,教师荒疏,再设法退学也还来得及……问题是现在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想那么多干啥!

吴宓决定先放宽心,每日看看《纳氏英文文法》——他来自内地,跟沿海学生比,英文是块短板,便是与同乡们逛逛琉璃厂、青云阁,再不就是到大栅栏看“升平电影”,陕西也有,叫“活动影戏”。不同的是京师的影戏有色彩。吴宓同学猜测那是往胶片上涂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灯里加了什么药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劝业场买了一具剪发机,回寓后就将辫子剪了。用水洗了头,觉得“轻快异常”,索性又出去买了顶洋式软帽,揽镜自照,很像个洋学生了。于是发感慨曰:“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

剪了发的吴同学,次日又跟友人去天乐园看闻名已久的王钟声新剧。王钟声!慕名久矣,是南方来的新剧大王,传闻他是个革命党!但这不妨碍大家热捧他的新剧。今天这出《缘外缘》,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观新舞台,据《大公报》报道,王钟声一身西装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来,“座客无不击节称赏,掌若雷鸣”,接下来,舞台突然一转,外庭变为内室,把台下众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论者称为“实梨园中从未有之奇观”。

吴宓头次看这种“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的新剧,大开眼界,只觉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会上的真情实状,感人之深,超过了旧戏数倍,“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察直觉现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戏中了。

阴历二月初五、初六,吴宓终于参加了延期举行的入学考试。头一日的国文、历史、地理,还算容易,而且出题只问本国,事先准备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没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数学、英文默写,可就有些艰涩了。吴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够好,但没想到今天在数学上折了跟斗,两道大题未能完卷。虽然嗟叹,但觉得省里保送来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会编入低级班。

考试见得多,五天后的体检,倒真是新鲜。检查者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还得敞开。先查体温、脉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气管、牙齿,再用器械量脑部前后左右之长短及胸围,又用听诊器听上身血管流动情况,最后是手触按各处的淋巴腺。完毕。

又消磨了一个礼拜,看榜,陕西来的六个人,都中了。阴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华学堂。这是吴宓将托身寄命半生之处,今日初见:“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极清幽而佳旷宜人。”

宿舍每间住六人,早餐馒头二个(到梁实秋四年后入学,馒头增加到三个)、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盘、米饭,九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一切都规范了,不复刚入京那一个半月的闲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张铁路设有清华园车站,每天从张家口入京,从北京发张家口的火车,各有两趟。最让学生们得意的,是京张铁路公司特地为清华学堂学生开了一趟周末票车,周六下午五点从清华园发车,经西直门、广安门抵丰台,周日下午又从丰台开回清华。票价,到西直门两角,广安门三角,不算贵,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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