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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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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我会陈其美同志率先冲入制造局,立了首功!都督非他莫属!”

会场大哗。黄郛索性把手枪拿了出来:“谁敢不同意?”

除了同盟会员,都不同意。上海这么大个地方,凭什么让一个当铺伙计当都督?再说,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湖州人来管阿拉上海人,笑话!

你有手枪,我们没有吗?穿军装的人都开始掏枪,黑帮片要上演了。

猛然一个人跳上桌子:“陈先生昨天吃了大苦头,现在给他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谁不服他当都督,我炸弹一扔,大家同归于尽!”

他手里真的拿着一枚炸弹。正是同盟会敢死队头目刘福标。

这也太不像话了!王一亭、沈缦云等地方士绅哪里见过这个,一半因为愤怒,一半因为惊恐,他们站起来向外走,嘴里愤愤地叫喊:“陈其美抢都督!”“刘福标扔炸弹!”这一闹,海防厅外面本来不知发生什么事的民众与卫队也大混乱起来。李平书只好宣布散会。

同盟会根本不管你散不散会,会议刚一结束,“沪军都督陈其美”落款的布告已经贴满浦江两岸,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日”。看来,这张告示在攻打制造局前就已经印好了。

然而光复会那边总不能无所言语。李平书急忙赶到光复会总部锐峻学社,去劝说李燮和。横的怕不要命的,这位商会领袖还是希望尽量息事宁人:

“今日之事,大局为重,如何?愿君一言。”

在场的光复会员也大为不平,“有人主张由李燮和出面,变更布告。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李燮和肯定也不想忍这口气。但同盟会先抢占了名义,光复会一动手,就成了衅自己起。而且今天的会议己方未闻通知,现在李平书又来劝和,看来商会多半站在陈其美一边。这口气不忍也得忍。

李燮和同意让出沪军都督一职,但要求陈其美调拨巨资,犒赏起义军警。这当然不成问题。然而李燮和还是不愿意在陈其美麾下听令,正好吴淞炮台由光复会一力说服起义,吴淞警察局长黄汉湘又是老乡,李燮和索性迁去那里,自立为吴淞军分府都督。这样,加上苏州的江苏都督程德全,五百里内,三位都督。

“抢都督”是辛亥一景。几乎在光复各省都会上演,摆不平的时候,要不就因人设官,分庭抗礼,要不就内部火并,酿成血案。陕西、山西、湖南,莫不如此。

不过,陈其美的野心更大,他可不会满足于一个沪军都督的位子。

【火并光复会】

李燮和在吴淞上任不久,于车站遭到刺杀,刺客从车窗外放枪,打死了李的随身卫兵。指使人为谁,大家心知肚明。过不久,陈其美又派某位青帮“白相人”来找李燮和,要求李取消军政分府。李只得再次退让,以制造局提供枪枝为条件,将吴淞军政分府办为光复军司令部。

陈其美做事,好用青红帮手段。同盟会员周南陔,只是租界里一个中等职员,但他有位世交姜国梁,是巡防营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武昌起义后,陈其美找他去,要说服他的世交姜国梁反正。陈其美告诉周南陔:姜国梁已经得了光复会一笔钱,但不要紧,同盟会还可以出更多的运动费。但是,必须注意三点:(一)不可稍露风声,使姜知道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二)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指挥;(三)姜仍与光复会保持联络。这时陈其美已经在布局,要跟光复会争功,控制光复后的上海。

周南陔离开时,陈其美追上来附耳对周说:“侬勿要胆小,如果姜不听讲,要紧辰光,我们把伊做掉!”

还好姜国梁比较配合,而李燮和到了吴淞之后,陈其美又屡次让周南陔联系姜国梁,打算动用吴淞炮台的力量,“武力解决”光复会。这次姜国梁没有答应。

上海光复后,财政相当紧张,民政长李平书竭尽所能,搞到了三十万两银子,但仍不敷用度。陈其美打上了上海大清银行的主意。可是大清银行行长宋汉章人在租界,根本不买陈其美的帐。

陈其美也真能计较,居然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宋汉章某日往吴芝瑛开的小万柳堂吃饭,小万柳堂濒临苏州河,笃定是选择位置最佳的水阁招待宋行长。而苏州河恰好是华洋两区的分界。陈其美居然派一只小火轮,由黄浦江入苏州河直扑小万柳堂,就从水阁上去,把宋汉章拖进小火轮,关进他的都督府。

这样就不算从租界上捉人吗?各国上海领事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找到伍廷芳,要求他向“革命党政府”(各国领事一直不用“沪军都督府”称呼上海新政权)要人。伍廷芳只得与陈其美开谈判,结局是大清银行停止将款项解往北方,陈其美方面放人。宋汉章出来后,为纪念吃这次苦头,还自费印了一本《伍公平法记》,上海北京到处送人。陈其美这个流氓都督的名声一下便打响了。

这时光复会有了利好:章太炎、陶成章分别自日本、南洋来沪。光复会人心大振,钱基博后来作《辛亥江南光复实录》,对二人有如下评骘:

“炳麟徒以文学有高名,领袖光复会,而书生呆不晓事;成章智而能得众,实左右之。光复会之有陶成章,犹同盟会之有黄兴也。炳麟不足当孙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则胜于黄兴之轻发多败事;黄兴未必推心于孙文,而成章则实竭诚于炳麟……起义诸公,各擅一地以组织政府,号令不统于一。成章忧其涣散无纪,而说炳麟以统一为天下号,与黎元洪、程德全、汤寿潜及宋教仁、张謇、熊希龄诸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旋改为统一党。”

如果陶成章的计划成功,恐怕不仅是陈其美在上海的地位有问题,就连整个同盟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位置都要发生动摇。因此一直有人说陈其美刺陶是孙文、黄兴指使或至少默许的。尤其是浙江都督一职,杭州光复时已有人提议陶成章出任,同盟会力量在浙江较之江苏更弱,但陈其美力挺立宪派的汤寿潜以遏制陶成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浙方又提出陶成章出任,且有电文公开曰:“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意存仰慕,却变成催命符。电文见报之日,即陶成章被刺之时。

陈其美指使蒋介石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时刺杀陶成章于广慈医院。当时上海已经谣传多日,说“陈英士要刺杀陶焕卿”。陶成章因此换了几间旅馆,养病也挑了一间很僻静的医院。而据章太炎追述,陶成章确实收到过辗转传递的警告:“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光复会会员,镇军军官。中华民国成立前八天,此陶被陈其美以“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的罪名,未经军法会审,枪杀于都督府大堂。光复会事后提出种种质询,陈其美拒不回答。

陶成章被刺后,孙、黄分别致电陈其美,要求“严速究缉”,黄兴并要求陈其美“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则称“盛传满洲暗杀党南下,谋刺民国要人,公或其一也”。

章太炎明显将这些说法认为是居心不良的烟幕弹。他立即写公共信发表于《大共和日报》,直斥黄兴“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并说这种鬼域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杨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有人说,这封撕破脸的公共信让章太炎逃脱了成为下一个陶成章的危险。

蒋介石替拜兄陈其美完成这桩大事后,遭到光复会的追杀,在刺陶同伴王竹卿被光复会的复仇之火烧死后,被迫逃往日本躲避。后来蒋介石得正大位,御用文人写及辛亥史,往往称陶成章为“假革命”。

同盟会光复会从此势不两立,章太炎后来在川军烈士悼念会上写的一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龙蟠,古人之虚言!”意向所指,明白无误。

不过,正如钱基博所言:“成章死,而炳麟失其谋主,燮和无与提挈,光复会于是无能为役矣!江浙各地之光复,光复会之功为多;而同盟会嫉其掩己,阴贼险狠,命刺客交于衢路。炳麟贻书告孙文,置不理也!……炳麟徒托空言,光复会浸衰浸微,而同盟会独盛于世。”

上海光复,是商团、光复会、同盟会协力达成,到头来却变成陈其美独享其成。这位爷叔行事太霸道,上海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众口腾传陈其美当日攻打制造局时轻易被抓,仿前清官员资格“两榜进士”的说法,称他为“一榜(绑)都督”,又因为陈其美喜欢逛妓院,当都督后不改英雄本色,据说还得过杨梅大疮哩!又称为“杨梅都督”。

种因必得果。上海光复这锅夹生饭,过得一两年,便让人尝出了滋味。李燮和在吴淞军分府撤销后,北上谋职,很快被袁世凯网罗,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二次革命,陈其美再攻制造局,“商团、商会和地方上的人都不参加。第一次攻制造局,大家不逃难;第二次攻制造局,大家知道要失败,纷纷逃难。陈其美一打就失败。”此次陈其美能动用的力量岂辛亥可比?但是没办法,辛亥年由李平书联系伍廷芳,即能说服租界当局一概不管革命党行动;1913年在陈其美攻制造局失败后,租界当局立即将陈部缴械。商会在上海的力量,实在举足轻重啊。

要共和,不要革命

【“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

十七岁的草桥中学五年级学生叶圣陶(这是他刚给自己取的号),隔了两天才知道武昌事变的消息。苏州本地没有大的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从上海送到苏州,总要晚上那么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么准确,比如“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相应”(其实是反过来的),“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没影儿的事),“此事也,甚为迅速与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实是仓促得很,也谈不上机密)。然而不管怎样,少年的兴奋欣喜是真实的:“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

这位喜读《民立报》、为蹈海英伦的杨笃生写过挽诗的中学生,家里很清苦,“无半亩田一间屋”,父亲给别人当账房,下乡收租。然而少年热血,不因家境而改变,同班同学顾颉刚回忆当时他们怎样地爱读于右任主编的革命系“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我们非常的爱它能给与我们一种新血液……使我们甘为国家牺牲”,前两张报纸被封之后,“怪不得跟满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拼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江苏是立宪派大本营,苏州尤其平静。苏州少年的热爱革命,甘为牺牲,更多是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因此“三民报”是他们拥戴的,而《国粹学报》、《东方杂志》也是他们喜爱的读物。叶圣陶非常渴望能自己办一份报纸。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边虞之危难实不得知,全赖报纸为之探听,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为之备,有以为之挽回。”至于如何挽回,未必有什么定见,所以革命党的报纸也爱看,立宪派的杂志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苏州开提灯大会,庆祝朝廷下诏“宣统五年开国会”,叶圣陶和顾颉刚也晚晚列队参加。

后来叶圣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记,感慨“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而关心殊甚”,而顾颉刚的回忆更为形象:“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辛亥观感》)

上海报界,当时大都倾向革命,受众亦是如此,《申报》曾登载武昌革命军失败消息,被读者堵门质问,直到编辑拿出电文原稿才解释清楚。从上海报纸得来的消息,自然会在原本就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构建一出“想象的革命”,如“各国对此事颇赞美之,谓少年之中国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语余颇深信之……苟一改革,则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为少年中国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乐又何如!”(10月14日日记)对照在清华园惶惶不安的吴宓,叶圣陶实在要乐观得多。

基于这种乐观,他对江苏革命党人行动迟缓非常不满,在叶圣陶的想象中,江南是开化之地,应当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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